百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回顾及展望

文章编号：1000-8462（2009）09-1412-09百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回顾及展望许学强1，姚华松2（1.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中国广东广州510275；2.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中国广东广州510405）摘要：在收集和整理1900—2009年国内主要地理及相关期刊和外文相关期刊基础上，对近100多年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

首先，对我国城市地理研究历程进行回顾。

其次，对城市地理研究的核心主题和内容进行归纳，大致包括城市化、城市（区域）体系、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技术地理和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等方面。

最后，对我国城市地理研究进行简要评价，并提出未来我国城市地理学有待加强的若干建议：①加强“过程机理和互动关系”的城市地理研究；②加强“全球视野和地方行动”的宏、微观并举的研究；③加强“地理社会与文化转向”的城市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④加强“区域差异性”的城市地理研究。

关键词：城市地理学；社会与文化转向；综述中图分类号：K90-09文献标识码：A1986年，笔者写过一篇《努力发展我国的城市地理学》的文章，梳理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时序变化、联系实际、多元化研究趋向、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运用等几大特点，从哲学层面对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和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评价，进而辨证分析了西方城市地理理论和我国现实进行整合研究的可能性[1]。

时隔23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城市发展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型，全球化和信息化席卷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方兴未艾。

同时，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语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体现为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多思潮并存，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与文化转向等。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城市化成为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斯蒂格里茨，2000），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优秀的城市地理学者层出不穷。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背景与轨迹的变化，相应研究主题和重点内容也在不断演进。

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地理学会成立100年，对百年来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对未来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热点进行展望,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是1909—2009年100年正式出版与发行的著作、地理类和规划类期刊，为全面反映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历程，本研究除选取公认的对中国城市地理学有一定贡献的知名学者外，还选取了基于不同时期和不同研究主题的在某一领域有较大影响的研究人士。

此外，还涉及长期关注中国城市地理的海外华人地理学者。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过去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对未来展望恐有偏颇，敬请指正。

11900年以来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历程解放前，我国城市地理学发展缓慢，少数地理学者发表过关于城市分布和研究城市的论文，分为两类：①对城市的研究，如王益厓对无锡，陈尔寿对重庆，杨纫章对重庆西郊，王云亭对昆明等城市地理的研究，沈汝生对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总结[2-6]。

②对乡村的研究，如陈述彭对遵义、任美锷对甘南川北、鲍觉民对云南呈贡、杨利普等对岷江峡谷、朱炳海和严钦尚对西康地区、李旭旦对白龙江中游地区等村落地理的考察等[7-13]。

总体上看，上述研究对近代中国城乡分布状况、基本特征的描述和解析居多，从属于聚落地理的范畴，真正的城市地理研究尚未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地理研究才慢慢起步。

1949—1965年间，《地理学报》刊登有关城市地理的文献仅6篇。

1966—1972年城市地理研究几乎中断。

有限的城市地理研究集中于一些学者翻译、介绍了美苏等国外城市地理研究动向，对中国城市历史、类型、职能、布局、形态和城镇分布等做了初步第29卷第9期经济地理Vol.29，No.9 2009年9月ECONOM IC GEOGRAPHY Sep.，2009收稿时间：2009-06-18；修回时间：2009-08-20第9期许学强，姚华松：百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回顾及展望1413研究，少数地理工作者参加城市规划和城市改造的实践，发表过“论包头城址与建设”、“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开发与利用”、“经济地理与城市规划”等文章，但整体规模小，影响不大。

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源于美国学者施坚雅，他应用区域体系和中心地理论着力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过程，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主编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该书集合了他本人及芮沃寿、章生道、牟复礼、斯波义信、伊懋可等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从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空间体系视野下的城市、清代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三方面进行了论述[14]。

总体上，这些研究大都从属于历史地理、聚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范畴。

从研究内容看，整体上较为分散，与城市发展和建设结合较少，研究成果的作用和影响十分有限，谈不上理论水平的建树。

真正的现代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兴盛于1970年代中后期，借力于城市规划工作的复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长春地理所及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地理界很多单位，都相继参加了全国或各地蓬勃开展的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相关工作，在不同层次上研究城市的发展、调控或中小城镇的布局问题，为开展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1981年创刊的《经济地理》为城市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发表论文的又一个学术园地；与此同时，1981年下半年由陈汉欣发起创刊，中科院地理所经济地理室主办的《工业、城镇布局与区域规划研究》作为内部学术刊物，为含有内部资料不便公开发表的论文提供了交流园地，受到国家计委、建委及学界的欢迎。

1984年随着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陈汉欣发起组织地理界7、8个单位，由胡序威主编《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与香港中文大学杨汝万教授合作出版了该书的英文本。

1980年代中后期，城市规划相关工作及有关学术论文日渐增加，将在本文后面分类介绍评述。

在此基础上，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进入旺盛时期，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更新，研究课题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日渐加强，与相邻科学的交叉性日渐增强，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受制于国家发展形势和政府对于城市发展政策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发展城市就是搞资本主义”和“先生产、后生活”等背景下，城市发展和城市地理研究进展缓慢。

后来，在“山、散、洞”、平衡布点、国防安全等工业布局原则下，大型建设项目带动了一些专门职能型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布局和选址给城市地理研究提供了应用空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城市规划受到空前重视，极大带动了城市地理的应用研究。

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为中国城市发展和研究提供国际化视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打破了原有城市发展既定规律，城市新现象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为当代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2核心研究内容对1900—2009年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将核心研究主题及内容进行归结，在分析过程中尤其注意对同一主题在不同时期的观点演变。

总体上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大致有以下核心主题。

2.1城市化吴友仁1979年在《城市规划》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中国城市化研究重点大致包括城市化内涵、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道路选择、城市化机制、乡村城市化等方面。

2.1.1城市化内涵及水平。

学界普遍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伴随城镇数量增进和规模扩大、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演化、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城市物质文明和文化向农村地区逐渐渗透[15]。

近些年，学界除了重视产业非农、空间城市化等城市化的物质性和空间性表征外，行为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精神城市化层面也受到关注。

对于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方法，大致有人口城市化水平（非农业化率）和复合指标法两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前期低、后期高。

对于城市化过慢，章生道认为与中国存在源于封建后期传统城市体系和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影响的城市体系的二元体系有关；另外，陈金永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偏爱说[16]。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正规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城市化水平急剧上升。

对于中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许学强和叶嘉安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正相关，和人口密度负相关。

城市首位度的省际差异与地理条件的地域差异、政府发展政策有关[17]。

2.1.2城市化道路。

对于中国应该走何种城市化道路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城市规模上，由开始的以“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为代表的小城镇论到1980年代的以“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代表的折中论，再到1990年代的以“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为代表的中小城市论。

这种以城市规模论城市发展的论调，在全球化和对城市发展规律不断深入背景下得到消解。

事实上，城市发展不再取决于其规模大小，城市化的内涵与质量、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节点地位等才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

城市化发展方针应该多元化，任何区域的城市化都应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

周一星对城市化道路的阶段性进行分析，提出城镇化和成长规模等级体系的演化具有阶段性特征[18]。

2.1.3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发展的凭借，即城市化动力机制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研究的焦点。

1983年，城乡建设环保部“若干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途径”课题组把中国城市化动力归结为国家有计划的投资、大城市自身的发展和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与地方经济发展等5方面[19]。

许学强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动力在于以下方面：通过商品化促进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非农化提供充足的城市劳动力、通过工业化促进城镇规模和劳动力需求的扩大、通过发展现代文化提升生活质量、通过空间转移促进城乡一体化[20-21]。

崔功豪等论述了小城镇在农村城市化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基于地方政府、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22]。

大体上讲，1980年以前，基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的动力和基于“自下而上”的乡镇集体或个人投资发展的乡镇企业的动力构成了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独特的二元结构，沈建法将其概括为由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和自发性城市化组成的双轨城市化[23]。

到了1990年代，薛凤旋等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自外而内”的外商投资的城市化新动力，即外向型城市化。

这种城市化模式表现出以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导、跨境城市化的特征，具体运作方式表现为“前店后厂”型，但新的条件下“前店”有本地化的趋势[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