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唐朝文学概况

第一讲唐朝文学概况

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唐朝建立后，经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开元、天宝之间，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当时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也在潜滋暗长。而唐玄宗却宠幸杨贵妃、高力士，日事宴乐游幸，将朝政交与李林甫、杨国忠两人处理，并骄纵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养痈遗患，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安史之乱，成为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虽出现过“永贞改革”、“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不过昙花一现，作为中晚唐政治痼疾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相争（后演变为宦官、朝官之争，宦官、藩镇之争）却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终于导致懿宗乾符年间的黄巢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了，唐王朝不久也就灭亡了。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唐朝则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繁荣的时代。唐诗代表着唐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古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唐传奇脱胎于六朝志怪，而演变为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词和变文，则是唐代两种新兴的文体。

（一）唐朝的作家和作品

作家的特点、思想状况、文化素养，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风貌特征。

作家的特点。唐代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取代了六朝士族豪门成为作家的主体，使文学从宫庭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市井，这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朝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建中元年（780）以后，又推行两税法。六朝盛行的庄园制经济在唐朝相对衰弱，寄生于庄园制经济的士族地主的势力受到削弱，而庶族地主的势力迅速崛起。

在政治上，唐太宗、高宗为抑制士族豪门并抬高自己的地位，几次下令依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重修氏族谱牒。又以科举制取士，明经之外，进士试诗赋。“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这就为庶族地主跻身政治舞台，为中下层文人踏上仕途创造了条件。

与六朝的宫庭文人相比，唐朝的中下层文人生活天地广阔得多，阅历丰富得多，对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的了解也深刻得多。国家的强盛统一，中外交流的频繁，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许多人或应举或漫游，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名山大川。不少人数赴边塞，几参戎幕。他们在政治上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的还参与改革，自觉地用诗文揭露时弊，干预朝政。这就使唐代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大大超越前人。在文学艺术上，唐代文人互相酬赠唱和，切磋琢磨，取长补短，蔚然成风。如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李华、萧颖士、独孤及，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温筠庭、李商隐等，他们之间都有创作上的交流启发，对形成流派，繁荣唐代文学起了推动作用。

作家的思想状况。唐朝政治比较开明，一些君主能任贤纳谏，广开言路。所以各种社会思潮活跃，文人思想开放，禁忌较少。他们敢于嘲讽皇帝，揭露时弊，而统治者一般也不以文字治罪：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洪迈《容斋续笔》卷2）

他们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在诗词、传奇中大胆表现男女爱情。

唐朝历代皇帝，或出于政治需要，或由于个人嗜好，曾左佛右道或左道右佛，但统观有

唐一代，大体是儒道佛三教并举的。中唐以后，皇帝常亲自主持三教辩论，互相诘难，促进三教的合流与发展。受其影响，唐朝文人的思想信仰，虽各有所宗，却多带有出入三教的特点。

儒学在唐朝没有汉代、宋代那样尊显的地位，但仍是官学。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学校教材和考试的内容，“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杜甫《行次昭陵》）儒学是文人入仕的必修课。唐朝文人既不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拘泥章句，也不像宋儒那样侈谈性理，而是专注事功，关心济世拯物。当然由于时迁世变，它们的表现内涵不尽相同。初盛唐文人有强烈的用世干世，建功立业的抱负，在诗文中抒发宏大的胸襟，表现激昂奋发的感情，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文；中唐文人力图重振王室，表现出深沉的忧世济世意向。诗文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可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兴起为证；晚唐文人则在诗文中宣泄他们济世不能，而产生的愤世、遁世之情，皮日休、陆龟蒙的诗文既有愤世疾俗的批判，又有闲适自放的隐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儒家注重事功的文学批评理论：兴寄美刺说和明道辅时说，是唐代诗文革新的指导理论。

道教攀附李耳为始祖，李唐为抬高身世，也尊老子为先祖。有这一层政治关系，道教在唐朝被奉为国教。道家是哲学学派，道教是宗教教派，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它们分别对唐朝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隋唐文人，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庄骚。他们有的归隐躬耕，习周易老庄以自遣，如王绩；有的受庄子愤世疾俗的影响，蔑视礼教、粪土王侯、讥嘲孔丘，与现实相抗争，如李白；有的浪迹山林、修炼学仙，如顾况。道教大量的神仙故事传说，成为诗文、传奇的题材典故。道教的修炼斋醮，引发了诗文中许多亦真亦幻、迷离恍惚的仙界幻境的想象与描述，如李贺、李商隐的诗。道家老庄崇尚自然淳朴，反对雕琢华艳的美学思想，庄子恣肆浪漫的风格，都深深地影响着唐代文学。

佛教在唐朝流布甚广，宗派林立，而对唐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禅宗。为僧寺写碑作铭，与僧徒交往酬唱成为时尚，排佛最甚的韩愈，也未能免俗，遑论其他。不少文人失意之后或在晚年，奉佛自释，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王维、白居易这种受佛教影响，随缘任运，与现实妥协的态度，在中晚唐失意文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文人甚至逃避现实，遁入空门。所以唐朝的诗僧和僧诗，均称空前。佛教对唐代文人生活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与诗文创作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借论张旭草书，驳斥浮屠淡泊清心之学，说明他洞悉佛理。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却能由“明心见性”的禅悟之理，申述诗歌创作的意境说：“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院》）禅宗关于渐悟、顿悟的理论，启发诗人净心观照自然，以心会景，领略事物的诗情禅趣，创造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意境。

作家的文化修养。唐朝历代皇帝雅好文艺者不少。太宗能诗善书，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文人学士，留意儒学，酬唱诗歌。高宗武后，常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更是精通音律，善制新曲。文宗曾特设诗学士７２人。统治者的爱好、创作和奖励，对文人创作自然是提倡、诱导，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文治，发展教育，提倡中外交流，对唐朝文人的影响。唐朝在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学校，教授经律书算诗等课程。唐朝与西域、印度、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规模和频繁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外来影响，使唐朝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等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教育、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唐代文人的文化艺术秦养的总体水平大大高于前人。

唐朝不少文人诗文、书画、音乐兼长，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借鉴，因而题画评诗，鉴赏书法，描绘音乐的佳作层出不穷。如杜甫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张旭的草书、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舞，都曾给予他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因而他的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