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发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版) 共5篇14个专题

中科院发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版) 共5篇14个专题2017年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并举行“全面深化中国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动能”高层论坛。

当前农村全面转型面临八大挑战一、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

2005-2015年，中国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平均每年上涨9.7%，其中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1.0%，土地成本年均上涨13.5%，均远高于同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4.4%)和谷物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4.8%)。

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

二、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

自2011年以来，大中型农机具数量和机械作业费增速“双回落”，而且近年来小型拖拉机的绝对数量连续减少。

这意味着，中国大中型农机具数量正在趋于饱和，农机作业市场竞争日益充分，农业机械化面临转型压力。

三、“谁来种地”难题尚未破解。

占农民工总量49.7%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且早已习惯城镇生活，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

再加上务农收益较低和耕地细碎化，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抛荒，在河南南部、湖南西部的山区耕地抛荒比例接近1/4。

四、农业规模经营面临巨大挑战。

2015年底，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数量仍然多达2.1亿户，占全部农户的79.6%。

2016年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为4.7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为35.1%，仅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远低于2012～2014年4个百分点以上的年均增速，一些农民想出租土地却没人承接。

五、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且农业经营效益进入下行通道，农民增收的务农、务工这两大传统动力有所减弱，加上财产性收入短期难以有明显增加(2016年仅占2.2%)，依靠转移净收入来支撑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太现实，农民增收难度日益加大。

六、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

当前农村居民点空闲和闲置用地面积约多达3000万亩。

2000年-2011年，在全国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反而增加了3045万亩。

而且，每年因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而新增农村闲置住房5.94亿平方米、折合市场价值约4000亿元。

七、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

不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比如化肥、农药、农膜的过量使用，再加上全国每年38亿吨的畜禽粪污产生量，导致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十分严重。

而且，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八、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

农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创新乡村治理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与“村两委”的关系亟待理顺。

乡村治理机制如何适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村社区化的值得注意。

新时期，加快农村全面转型必须全面激活要素、市场和主体，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和新动能。

然而，受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加快农村全面转型、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过程中，目前仍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政策障碍。

具体来看，在思想认识方面：一是担心农民离农退地会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误解，三是误将土地流转等同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四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认识有待深化，五是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认识存在偏颇。

在体制机制方面，一是各项改革分头管理、条块推进的方式，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二是农村改革的连贯性、系统性不足，增加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难度，三是改革的行政性较强且容错机制不健全，束缚了基层创新的积极性。

在法律法规方面，一方面是有些禁止性规定已经不合时宜，亟待修改，另一方面是一些指导性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仍需健全。

在政策方面，主要是现行的一些政策实际上限制了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束缚了农村内生活力的发挥。

新阶段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和新动能，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需要重点做好五大方面的工作一、提高农村资源资产的流动性，探索农村土地国家收储制度。

包括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其他资源资产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扩大农村土地转让的市场半径，在条件允许的部分地区，尝试农村资源资产跨集体转让;探索农村土地的国家赎买收储制度，将农村土地性质转变为国有等。

二、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包括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赋予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更多权利权能;协同推进各种集体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多种方式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好有关改革发展的配套保障工作等。

保障农村发展全面转型。

首先要强化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的作用;其次应提高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稳定性;再次是加快创新农业规模经营实现方式;最后要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这要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9.06停牌,诊股)品质、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等方面发力。

五、完善支持保护政策，促进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

一方面要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另一方要健全农业保险制度。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指数及中国农村发展指数测评报告。

中国农村发展指数以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绿色发展理念及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为指导，由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5个维度的27个指标构成。

基于该指数，测评报告对2011~2015年期间全国及各地区农村发展进程进行了测度和比较分析，并重点分析了与2014年相比的主要变化。

测评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发展四大趋势一、农村发展水平继续稳步提高。

2015年，全国层面农村发展指数为0.623，与2014年相比上升了0.045。

生活水平维度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了35.6%，在五个维度中贡献最大。

与2011～2014年期间相比，生态环境维度的贡献率有较大提升，城乡一体化维度的贡献率明显下降。

二、地区差异延续缩小趋势。

农村发展水平在省份之间继续呈“两端分化、中间趋同”分布特征。

2015年农村发展指数最高的五个地区依次是上海(1.101)、浙江(1.024)、北京(1.006)、江苏(0.906)和天津(0.901)，最低的五个地区依次是甘肃(0.465)、贵州(0.476)、云南(0.481)、新疆(0.530)和青海(0.538)。

与2014年相比，2015年指数排名上升的有8个省(区、市)，下降的有13个，排名上升最多的是海南和山西。

2015年，农村发展水平最高的五个地区总指数的平均值为0.988，最低的五个地区总指数的平均值为0.498，两者之比为1.98，与2014年相比下降0.06，延续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地区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

三、中西部与东北地区面临的维度间发展失衡问题明显缩小。

在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五个维度分指数中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依次是2.00、2.33和2.50，都远大于东部地区的1.29。

与2014年相比，四个地区的比值都有明显下降，东北地区降幅最大，比值下降了0.46。

四、各维度普遍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距，但差距趋于缩小。

2015年，生态环境分指数的变异系数为0.39，与2014年相比下降了0.09，降幅远大于其他维度。

2015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分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43和0.42，都首次超过生态环境。

与2014年相比，2015年社会发展分指数的变异系数还提高了0.01，地区差距略有上升。

地区差距最小的是城乡一体化，2015年分指数变异系数为0.11，与比2014年相比又有微小下降。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有序推进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有序推进，试点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新性探索，已经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

但这项改革仍面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改革目标与农村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矛盾、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滞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封闭运行的限制性规定影响了改革的效果、没有明确如何解决非试点地区的改革试点等。

因此，应探索以户为单位实现农民成员权与财产权的统一、稳步放开农民股权流转范围、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试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由城市向农村的深入推进报告指出，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由城市向农村的深入推进，农村创新创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呈现出创业主体多元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明显特征。

但创业项目同质化、科技创新不足、高层次人才缺乏、融资难、政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成为当前制约农村创新创业的主要问题。

尽管面临众多障碍，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电商、休闲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等新型业态发展潜力巨大，存在诸多创新创业机遇。

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相应的政策，通过建设农村创新创业综合试验示范区、促进城市与农村创新创业资源实现有序对接、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探索农村创新创业融资新模式、加快推进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充分释放农村创新创业的潜在动能。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报告指出，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截止2016年底，发生流转耕地面积占比为35%，全国超过1/3的耕地发生了流转。

当前土地流转存在两个增加，一是承包权不发生变更的流转在增加，二是突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限制的流转在增加。

转包、出租和股份合作三种流转形式的土地承包权都不发生变化，2015年河北等7省总体来看，三种形式合计占比86.22%，到2016年小幅增加到86.38%，即超过85%的流转耕地在流转时承包权不发生变化。

在“三权分置”框架下，这三种形式都可以归类为“经营权”的流转。

而另外两种“承包权”流转的转让和互换形式的比例在2016年都有小幅下降。

另外，出租、股份合作和转让三种流转形式的共同特点是转入方不必局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2015年三者合计占比45.07%，2016年小幅增加到46.62%。

在2015年所有出租形式的流转土地中，流转给本乡镇外的面积占比为12.72%，到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16.19%。

这表明，在那些由村外户籍经营主体经营的流转土地中，有16%的土地是被本乡镇外的经营主体经营，其他84%由本乡其他村的经营主体耕种。

河北等7省总体来看，2015年所有流转土地中有61.71%的土地签订了流转合同，到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65.78%。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指出，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从出台正式制度至2016年年底，已走过第10个年头，各类金融机构在机构数量、资本规模、业务范围和规模等发面均得到长足发展，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农村金融的空白。

目前，村镇银行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小贷公司已结束爆发式增长时代，农村资金互助社则在2012年已进入“暂缓”牌照审批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