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模式的概念

从总体上认识健康和疾病以及相互转化的哲学观点就称之为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的概念：

模式：数理逻辑概念，即用一系列公式来表达形式逻辑理论。后引入到其他各学科，成为总结各学科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

模式可以理解为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科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方法。

医学模式的核心就是医学观。它研究医学的属性、职能和发展规律，是哲学思想在医学中的反映。

医学模式的演变：

医学模式是人类获取健康和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而不是由少数人头脑中臆造出来的。

医学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而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与人类健康需求的不断变化而转变着。

历史上主要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等几种医学模式。

1.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

人的生命与健康是上帝神灵所赐，疾病和灾祸是天谴神罚。因此人们主要依赖：求神问卜、祈祷。如：“巫医”等。

2.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

宗教是对自然力的屈服，并将其神秘化的结果；医学是对自然力的征服，并将其明朗化的结果。如古希腊医学，中医学等对疾病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比如古希腊的医学就认为，生命是由土、气、火、水四种元素组成，四元素与冷、热、干、湿四种物质配合成四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痰。四种体液的协调与平衡决定人体的体质和健康。

中医

中医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人体各器官又与这五种元素相对应。他们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保证人体健康。

致病因素有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

外因：风、寒、暑、湿、燥、火。

3.机械论医学模式

15世纪以后，欧洲文艺复兴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实验科学的兴起，机械论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机械论医学模式，“生命活动是机械运动”。

笛卡儿：《动物是机器》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

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欧洲产业革命日益深入。在培根“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的观点影响下，机械学和物理学有了很大的进步。

4.生物医学模式

巴斯德：疾病是由漂浮在空气中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的。

巴斯德证明了细菌是导致疾病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科赫：提出特异致病因子的病因理论。

认为每一个疾病总是由特异的病原微生物所引起的。

之后无菌术、血型、显微镜的发明，抗生素、疫苗、杀虫剂的应用等，产生了生态医学模式“宿主、环境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生态平衡”。

1 中医药学形成和发展的简要回顾

早在两千年前的先秦两汉时期，中医药学就基本奠定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代表著有《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这2部代表著成为中医药学的理论源泉，并且在两千年的临床实践中指导着中医药学，临床上又证明了其科学性、进步性和有效性。至今《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仍是从事中医药工作人员的理论指导性著作，这一点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先例。东汉末年的张机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的出现更加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并确定了中医的诊疗体系，奠定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此后的中医学进一步发展，有了两次特别引人注目的飞速发展，一是金元时期的医学各科学术争鸣，产生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其次是明末清初“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学术争鸣。此后中医学的发展速度明显的缓慢下来。而同时代的西方医药学则由于与同时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特别是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分子学的紧密结合，使西方医药学在近代得到了令人瞩目的飞速发展。

2 民族性格的形成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产生并比较稳定的，且长时期保持的一种共有的（普遍存在的）思维活动特征和传统。每个民族都在各自的时间、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中产生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其中有优秀的性格，也有其本身所固有的不足，甚至有些性格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我们中华民族性格中勤劳、勇敢、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想象力这些优点著称于世，这些民族性格中的优点曾创造出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至于我们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和劣根性，这一点是自古忌谈的。在近代和现代出现了林语堂先生的《中国人》、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等几本书对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和劣根性的分析和探讨，现代上海科学院的刘吉先生在总结前人对中华民族性格和思维传统时认为其中有关键的一条，即中华民族长于综合、短于分析。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其萌芽状态是在春秋战国和先秦两汉时代，这时中国的朴素哲学、自然辩证法，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研讨，并对以前的生产实践经验的综合总结，对自然界发生变化的朴素认识，基本上形成了朴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受古代朴素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指导，这一点可以从中医药学的理论源泉《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的产生年代看出来。这2本书产生于先秦两汉时代，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华民族性格的萌芽时期，而且我们可以在两本书中找出这一朴素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当时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着指导作用，如中医学的两大特征——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体系都出于当时的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这2个理论又为民族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民族性格又对中国的医药学的发展又有着必然影响。

3 民族性格与近代中医药学发展缓慢的关系

中华民族长于综合、短于分析，这一点表现在看问题总是首先从整体出发，从大系统开端，然后才顾及局部、单元至细节。中华民族短于分析这一弱点造成了对问题的看法满足于笼统的自圆其说，不求甚解，忽视局部、个体与个性的倾向。这里我们可以从中医药学中的几个事例说明：长于综合方面如贯穿中医学的阴阳，《黄帝内经》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这些论述都体现出中医方面的综合观，这方面的综合观都是原始的综合。但是对阴和阳的概念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都是笼统的认识，这一点带来了中医药学中短于分析这一条。这方面仍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如对核桃功能的论述“胡核其形象脑，故能补脑”；中药的归经也根据其形色而定，色红归心经，色黄归脾经，色黑归肾经，色青归肝经，色白归肺经。为什么这样归经，则又归入五行学说的原始综合之中。总之，中医学的整体治疗系统都是综合观，其体现在五个方面：1）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高度统一；2）人体生理机能的整体性；3）疾病过程的统一性；4）精神活动与物质功能的统一；5）治疗用药是按“君、臣、佐、使”的原则综合。在这原始综合之中带来的中医药学的一个致命弊端是短于分析，这一点在近代以科学分析为主的年代里越加显得突出。西方医药学则在文艺复兴之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西方医药学结合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当时的物理、化学、数学、分子学等学科，加之英国近代史上两位科学家和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弗兰西斯·培根，把西方民族长于分析的能力，进一步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并使这一理论很快成为西方各门学科研究人员的利器，从而向自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