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解放日报/2007年/4月/29日/第008版思想者·连载·广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许纪霖教授在上海政法学院的演讲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现象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自我认同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大时代中的大问题。

为什么富裕地区庙里香火旺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从精神形态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

这种神圣价值，或者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

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

然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

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

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

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

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

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

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

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

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在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下，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侵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

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

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

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

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

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原来的物欲与精神、消费与审美、世俗与超越、亵渎与神圣的明确界限，奇迹般地被遮蔽了。

现代消费主义的包装术、整容术，令沉浸在物欲异化中的消费大众，茫然无知，竟然从物质的消费中还感受到一丝精神救赎和审美快感。

虽然如此，由于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

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各种宗教、情感共同体的需求。

这一切，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供的。

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

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来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

但这已经是世俗时代的神圣化了，对各种超越事物的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与纯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遥远。

在这个世俗社会之中，世俗审美化，神圣也被物欲化了。

为什么个人独立换来巨大压力对人的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90年代中期以后，当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市场，它也参与了对人的重新塑造。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消费的特殊观念和方法，它也是关于自我形成、自我认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美的理想。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世俗时代一个完整的个人：他是充满欲望想象的，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时具有实现这种欲望的能力和本钱。

从无穷的欲望到无穷的满足，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个人形象。

这样的个人，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社会中，个人的本质被理解为既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也不是某个社群的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通过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来证明自己。

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个人所有者所组成的。

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将人之本性理解为所谓的“经济人”。

对人的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的无限创造能力，相信科学和技术之万能，能够在有限的地球资源之中，无穷满足人的占有和消费欲望。

人不仅能够生产欲望，也能够生产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一种魔幻性的物质力量。

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

这种以物欲、占有和控制为目标的“英雄主义”，若无人文主义或宗教精神的制约，将成为毁灭性的力量，以精细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毁自然的家园和人类社会本身。

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空间的拓展，个人从国家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时候，各种社会的共同体，无论是传统的家族或地域共同体，还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公民团体，不是残落凋零，就是尚未组织起来。

于是，被解放了的个人，很多便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

这种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

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

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代社会的个人，越来越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

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却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

在民法所调整的私人领域里，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在公法调整的公共空间，由于相应的权利之匮乏，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

被各种瓦解了的共同体抛出来的个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却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因而也难以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担当，于是有的就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

为什么追逐时尚让人紧张不安世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在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再成为主流的文化，而逐渐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后者不仅塑造和建构了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和消费对象。

世俗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

文化出现了分化、断裂和分层：城市内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语为表征的全球化文化与乡村的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和鸿沟。

在此背后，则是社会的隐秘分层。

社会等级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身份上。

文化变成了可炫耀的象征资本。

对于一部分城市中产阶层而言，泡酒吧、听歌剧、喝咖啡，不再仅仅是精神生活本身，而蜕变为周期性的高贵身份之自我验证。

不过，从整个趋势而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处于衰落之势，而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逐渐占据文化的主流。

2005年的“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义诞生的精神宣言。

文化从过去少数精英（无论是思想精英还是艺术精英）对民众的启蒙式教育，变为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娱乐狂欢。

谁是文化英雄，不再有超越的预设标准，而是通过直接投票、现场欢呼得以产生。

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选择，众声喧哗，一个文化平民主义时代出现了。

从表面看起来，当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

个人归属于什么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标准的束缚，似乎完全是个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

然而，如果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追求的经济理性人，当个人的内涵被掏空之后，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于是市场的标准便成为了个人的标准。

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

表面看起来，世俗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实际上，大多数人却被“匿名的权威”所摆布，只要控制了公共传媒，控制了广告的发布权，便可操控多数人的口味和意志。

世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

操控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制造偶像。

世俗时代的明星与以往神圣时代的先知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不同，他们不承担任何价值的重负。

他们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种欲望的人格化：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风流、潇洒……于是，娱乐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便成为世俗时代最辉煌的人物。

他们是残酷竞争中的优胜者，是赢者通吃的王者，是集财富和美丽于一体的欲望化身。

当平民文化能够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制造时，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汉、邻家女孩，也越来越具有大众的偶像意义。

芙蓉姐姐的大获成功，便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在世俗时代，不仅精神生活的内容发生了转变，而且其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精英文化是启蒙的、智性的，诉诸于人们的理性和想象。

而世俗时代的流行文化则是反智的、反深度、反启蒙的，它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和直觉。

于是，文学家的文学被流行写手的畅想书代替，仪式化的戏剧被狂欢节般的歌星演唱会替代，艺术化的电影被美轮美奂的科技大片替代，隽永含蓄的叙述被拳头加枕头的感官刺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