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小说类型

人狗情未了（小说评论）

———对当代小说中一种故事类型的考察

段守信

与狗在日常生活中驯良、忠诚的实际品质不同，在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表述里，狗更多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出现，与之相关的意指往往是低贱、卑劣、谄媚、狡猾和凶残等。以二十世纪!"!#"年代的文学作品为例，一些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类讽刺文或战斗性“檄文”便常常把狗抽象成一种符号，一种涵义特定的称谓来比附某类国民性、文化或政治人格。（如吧儿狗、落水狗、丧家犬、走狗或狗腿子）上述状况自“新时期”以来有了重大变动。首先，一批在文坛上颇具实力的小说家如张贤亮、宗璞、郑义、莫言、马原、余华等，先后以人与狗的情感或关系为题材创制作品，且迭有佳构。狗隐隐成为颇受叙事虚构文类青睐的爱宠。其次，随之而来，狗的形象及其在叙事结构中的位置有了明显变化，不只从一种抽象的符号具化为有血有肉的实体；作为此类故事的一个固有角色，其功能、地位较之主人公亦不遑多让，且大有分庭抗礼甚而喧宾夺主之势。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此类故事在具体叙述过程中的若干歧异，有着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创作，便是作家与作家之间就某个共同关心的故事而展开的对话。”!本文以当代小说中这种特殊故

事类型为考察对象，兴趣也恰恰在此。确切讲来，笔者的考察过程，将不刻意在作家们表面承传上做文章，而更愿意将关注点放在不同时期，不同观念和风格的作家们在共享此类故事模式时，又如何巧妙地将之复写、补写、改写乃至重写；这种对同一故事的不同书写方式，是否传达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道德立场或者文化价值取向；而在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某种相互质询和应答的“对话”的可能？

一、张贤亮、宗璞：人道主义话语的文学实践

$%&" 年，张贤亮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首开此类故事的滥觞。"小说使用一个外在于故事层的叙述者“我”以回顾性视角来讲述，其叙事动机意在证明他在开场指出的一个生活经验：“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和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身上，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的。”主人公邢老汉在第一个妻子病故后一直有再娶的意愿，眼看好事在望，却为“大跃进运动”破毁。直到$%#’ 年春，经热心人撮合，才与一个逃荒妇女成就一番露水姻缘。两个底层小人物相濡以沫，使邢老汉的精神重焕光彩，“觉得每一秒钟都意味无穷”。可惜好景不长，女人因出身不好（富农），终至不辞而别。苦痛万分的邢老汉养下一条狗作为情感寄托，不久狗在官方政治指令下又丧生。时日不多，迭遭重创的邢老汉亦凄然谢世。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我”一

方面怀着强烈的人道义愤，频频中断叙述，直接现身对人物的命运和世道不平大加议论，以求影响读者的情感和判断。另一方面，在若干重要的故事情境，（如女人不辞而别后，或狗被打死的前夜）叙述者还会暂时放弃聚焦者的特权，!转让给本是聚焦对象的邢老汉充任，使其痛苦而孤独的精神“伤痕”血肉淋漓地呈露于读者面前，以此控诉!"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日趋激进的政治运动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求的戕害。

与之意趣“参差对照”的是宗璞在同一年发表的《鲁鲁》。"小说以温馨而感伤的叙述语调，在一个封闭的时间（已流逝的童年，时值“抗战”期间）和空间（偏僻的山村），在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和一条忠诚善良的狗缔结的深挚友谊中构建了一篇

透明纯粹的“童话”。与《邢》有限地使主人公充任聚焦者相比，《鲁鲁》的叙述者虽仍外在于故事，但会不时地把聚焦者的权位让予一条小犬鲁鲁，使我们得以“窥见”狗的所思所感。小说的高妙之处，恰在于把诸如真挚、忠诚、善良、友爱等（一向被用来描述“人”的）品性和情感，反讽地放在了“四足动物”狗的身上。当战事结束，范家人要乘飞机重返北平，不得不背着鲁鲁将之转送他人。而情深义重的鲁鲁偏偏心有不甘，竟致一次次跋涉千里，历尽折磨，重返故主旧宅探询“谜底”。这当然是徒劳无功。鲁鲁最终只有独对瀑布，（那是他的记忆里与“姐姐”在一起的最后地点）“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作为“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启蒙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话语往往被表述为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回归和深化”，其实未必尽然。虽然两者都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来展开叙述，但其依据和指向却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以对“个人”（现代性新国民）的想象来反抗封建宗族社会的普遍性压抑机制，而“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话语，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展开的。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以“大写的人”、作为“类”而存在的群体的人来抗议革命话语中“极左”的阶级论话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人道”的粗暴践踏。上述两篇小说，在控诉或反思当代中国激进革命话语压抑、侵害乃至毁灭“人道”的同时，亦对纯美的人性人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人的基本生存权益和精神情感欲求给予了肯定、赞美或热切的想象，无疑是对“人的重新发现”这一时代“共名”的强有力的呼应，是本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一种文学实践。

二、郑义、莫言：原始野性生命力的膜拜

与张贤亮、宗璞情节链单线运演的故事模式不同，郑义的中篇小说《远村》在叙事结构中却始终并存着两条故事线。$主故事线讲述老羊户杨万牛的情爱悲剧，次故事线则是牧羊犬黑虎

的生平行状。两者在叙述过程中交替出现，相互对照。杨万牛在退伍后，才发现恋人叶叶被家庭逼迫下嫁四奎。（同时四奎妹妹嫁给叶叶哥，俗称“换亲”）万般无奈，他只好以“拉边套”的方式继续着这痛苦而无望的爱情，直到叶叶因执意要为他生一儿子（承续宗嗣）而死才告结束。这一故事背景虽安置在建国后至“新时期”前，但郑义并不刻意将之与本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激进政治关联。造成上述爱情悲剧的力量，被主要表现为传统、贫穷和壅闭共同塑造的民间村社特有的文化心理、道德观念和生活习俗。相对于杨万牛的被动、无奈、压抑和扭曲，次故事线的“主人公”，牧羊犬黑虎似乎活得更象个“人样”。

在小说里，黑虎更像是一只行止于山野的自然精灵，既热烈奔放地追求爱情，又毫无畏惧地与凶残的狼虫虎豹博斗，活得汪洋恣肆，死得悲壮崇高，映照得受世俗羁縻的人黯然失色。与此相应，在叙事时间上，主故事线在文本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杨万牛的回忆、梦和幻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闪回跳跃，呈混乱无序状，与人类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形成同构关系。而次故事线则采用朴素的时间直线推进方式，以隐喻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之昂扬奋进，舒展放达。郑义对原始野性生命力的想象和膜拜，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更被张扬到了极致。深感于!#“种的退化”，莫言以其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纸上建构起宛若红高粱地般浓墨重彩神奇瑰丽的历史时空。而“我爷爷”“我奶奶”驰骋其间任情使性，快意恩仇，竟能以生命的欢歌酣舞在“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