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小说类型

人狗情未了（小说评论）———对当代小说中一种故事类型的考察段守信与狗在日常生活中驯良、忠诚的实际品质不同，在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表述里，狗更多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出现，与之相关的意指往往是低贱、卑劣、谄媚、狡猾和凶残等。

以二十世纪!"!#"年代的文学作品为例，一些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类讽刺文或战斗性“檄文”便常常把狗抽象成一种符号，一种涵义特定的称谓来比附某类国民性、文化或政治人格。

（如吧儿狗、落水狗、丧家犬、走狗或狗腿子）上述状况自“新时期”以来有了重大变动。

首先，一批在文坛上颇具实力的小说家如张贤亮、宗璞、郑义、莫言、马原、余华等，先后以人与狗的情感或关系为题材创制作品，且迭有佳构。

狗隐隐成为颇受叙事虚构文类青睐的爱宠。

其次，随之而来，狗的形象及其在叙事结构中的位置有了明显变化，不只从一种抽象的符号具化为有血有肉的实体；作为此类故事的一个固有角色，其功能、地位较之主人公亦不遑多让，且大有分庭抗礼甚而喧宾夺主之势。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此类故事在具体叙述过程中的若干歧异，有着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创作，便是作家与作家之间就某个共同关心的故事而展开的对话。

”!本文以当代小说中这种特殊故事类型为考察对象，兴趣也恰恰在此。

确切讲来，笔者的考察过程，将不刻意在作家们表面承传上做文章，而更愿意将关注点放在不同时期，不同观念和风格的作家们在共享此类故事模式时，又如何巧妙地将之复写、补写、改写乃至重写；这种对同一故事的不同书写方式，是否传达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道德立场或者文化价值取向；而在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某种相互质询和应答的“对话”的可能？一、张贤亮、宗璞：人道主义话语的文学实践$%&" 年，张贤亮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首开此类故事的滥觞。

"小说使用一个外在于故事层的叙述者“我”以回顾性视角来讲述，其叙事动机意在证明他在开场指出的一个生活经验：“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和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身上，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的。

”主人公邢老汉在第一个妻子病故后一直有再娶的意愿，眼看好事在望，却为“大跃进运动”破毁。

直到$%#’ 年春，经热心人撮合，才与一个逃荒妇女成就一番露水姻缘。

两个底层小人物相濡以沫，使邢老汉的精神重焕光彩，“觉得每一秒钟都意味无穷”。

可惜好景不长，女人因出身不好（富农），终至不辞而别。

苦痛万分的邢老汉养下一条狗作为情感寄托，不久狗在官方政治指令下又丧生。

时日不多，迭遭重创的邢老汉亦凄然谢世。

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我”一方面怀着强烈的人道义愤，频频中断叙述，直接现身对人物的命运和世道不平大加议论，以求影响读者的情感和判断。

另一方面，在若干重要的故事情境，（如女人不辞而别后，或狗被打死的前夜）叙述者还会暂时放弃聚焦者的特权，!转让给本是聚焦对象的邢老汉充任，使其痛苦而孤独的精神“伤痕”血肉淋漓地呈露于读者面前，以此控诉!"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日趋激进的政治运动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求的戕害。

与之意趣“参差对照”的是宗璞在同一年发表的《鲁鲁》。

"小说以温馨而感伤的叙述语调，在一个封闭的时间（已流逝的童年，时值“抗战”期间）和空间（偏僻的山村），在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和一条忠诚善良的狗缔结的深挚友谊中构建了一篇透明纯粹的“童话”。

与《邢》有限地使主人公充任聚焦者相比，《鲁鲁》的叙述者虽仍外在于故事，但会不时地把聚焦者的权位让予一条小犬鲁鲁，使我们得以“窥见”狗的所思所感。

小说的高妙之处，恰在于把诸如真挚、忠诚、善良、友爱等（一向被用来描述“人”的）品性和情感，反讽地放在了“四足动物”狗的身上。

当战事结束，范家人要乘飞机重返北平，不得不背着鲁鲁将之转送他人。

而情深义重的鲁鲁偏偏心有不甘，竟致一次次跋涉千里，历尽折磨，重返故主旧宅探询“谜底”。

这当然是徒劳无功。

鲁鲁最终只有独对瀑布，（那是他的记忆里与“姐姐”在一起的最后地点）“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作为“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启蒙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话语往往被表述为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回归和深化”，其实未必尽然。

虽然两者都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来展开叙述，但其依据和指向却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以对“个人”（现代性新国民）的想象来反抗封建宗族社会的普遍性压抑机制，而“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话语，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展开的。

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

”#也就是说，它是以“大写的人”、作为“类”而存在的群体的人来抗议革命话语中“极左”的阶级论话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人道”的粗暴践踏。

上述两篇小说，在控诉或反思当代中国激进革命话语压抑、侵害乃至毁灭“人道”的同时，亦对纯美的人性人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人的基本生存权益和精神情感欲求给予了肯定、赞美或热切的想象，无疑是对“人的重新发现”这一时代“共名”的强有力的呼应，是本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一种文学实践。

二、郑义、莫言：原始野性生命力的膜拜与张贤亮、宗璞情节链单线运演的故事模式不同，郑义的中篇小说《远村》在叙事结构中却始终并存着两条故事线。

$主故事线讲述老羊户杨万牛的情爱悲剧，次故事线则是牧羊犬黑虎的生平行状。

两者在叙述过程中交替出现，相互对照。

杨万牛在退伍后，才发现恋人叶叶被家庭逼迫下嫁四奎。

（同时四奎妹妹嫁给叶叶哥，俗称“换亲”）万般无奈，他只好以“拉边套”的方式继续着这痛苦而无望的爱情，直到叶叶因执意要为他生一儿子（承续宗嗣）而死才告结束。

这一故事背景虽安置在建国后至“新时期”前，但郑义并不刻意将之与本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激进政治关联。

造成上述爱情悲剧的力量，被主要表现为传统、贫穷和壅闭共同塑造的民间村社特有的文化心理、道德观念和生活习俗。

相对于杨万牛的被动、无奈、压抑和扭曲，次故事线的“主人公”，牧羊犬黑虎似乎活得更象个“人样”。

在小说里，黑虎更像是一只行止于山野的自然精灵，既热烈奔放地追求爱情，又毫无畏惧地与凶残的狼虫虎豹博斗，活得汪洋恣肆，死得悲壮崇高，映照得受世俗羁縻的人黯然失色。

与此相应，在叙事时间上，主故事线在文本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杨万牛的回忆、梦和幻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闪回跳跃，呈混乱无序状，与人类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形成同构关系。

而次故事线则采用朴素的时间直线推进方式，以隐喻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之昂扬奋进，舒展放达。

郑义对原始野性生命力的想象和膜拜，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更被张扬到了极致。

深感于!#“种的退化”，莫言以其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纸上建构起宛若红高粱地般浓墨重彩神奇瑰丽的历史时空。

而“我爷爷”“我奶奶”驰骋其间任情使性，快意恩仇，竟能以生命的欢歌酣舞在“生死场”里谱写壮美传奇。

其中《狗道》一章，!描述墨水河战役后，以“我父亲”为首的一帮少年与疯狗群争夺死尸的诸般可惨可笑事迹，内容奇异诡谲，风格荒诞不经，更是一扫前述此类故事或悲剧或正剧的庄重严肃。

小说自日军报复性血屠村庄后起笔，自此人成了无主冤魂，狗成了丧家之犬。

人与狗的主奴契约既经战争强力撕毁，狗遂一反常规，开始大吃人尸，并将这一叛逆行为“进行理性思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它们是在向人的世界挑战，是对奴役了它们漫长岁月的统治者进行疯狂报复”。

莫言的别出心裁，恰在于把一贯“忠诚”（“狗性”之一？）的狗放置在某一特定场景探讨其行为意向的可能性：原来狗也可以“翻脸不认人”。

岂只此也，狗的世界同样有领袖、有庶民、有等级秩序、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冲突、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弱肉强食、有忘恩负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这与高密东北乡那几只抗日队伍，或者那些当夜劫掠死难者遗财的乡民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在宗璞、郑义那里，狗的形象是在重塑中被有意“提升”，拥有了现实中的人所匮乏的美好品行、情感或自由的生命境界；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恰恰是先验性地本该属于人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

强烈的讽喻意味正是产生于这些对比和反差。

莫言则对上述“重塑”进行了重塑，狗和狗的世界被回落到人和人的世界的层面，其恶德败行与人一般无二。

但与其说莫言在此藉狗的“兽行”转喻了他对“人性恶”的理解，不如说是颠覆了前述此类故事在人性! 狗性（兽性）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设计、挪用和互喻中存在的一切先验性的理解。

莫言对形而下世界的关照，浑元而又超越。

在他那里，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人兽不分，各个按其本能在生生死死、恩恩怨怨间轮回一出出悲喜剧，又何必执着于“人道”、“狗道”或者“兽道”的定见区分？返观莫言为狗造型，其实亦并不止于（作恶）一端，与莫言念兹在兹的那个精神原乡“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相同，狗也集“可恶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可敬的狗”诸种形象于一身，而且“人的历史狗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在莫言不无戏谑意味的言说中，狗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同构，“狗性”与“人性”同构，或者说，双方遵循的“道”者一也。

三、马原、余华：“人道主义神话”的质疑莫言视人狗同等，“道”“性”不二，其实在有意无意之间已暗暗嘲弄了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而这也必然导致对人道主义话语中某种“偏至”的质询。

人道主义话语作为一种知识或叙事，其结构往往随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它的“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为人虽然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性和精神生活。

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的‘本位主义’，这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人为万物之灵’。

”"这种对人的绝对关注，在批判、反抗社会专制所造成的对人的普遍性压抑和剥夺上有积极的功能，但如果任其发展到极端，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尤其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当人对其理性力量做出无限可能性的想象时，就必然导致对人自身的无限赞美和崇拜，导致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由此，人僭越了上帝的权位，自身成为上帝，成为意义之源和力量之源。

人与世界构成了征服! 被征服、掠夺! 被掠夺、占有! 被占有的关系。

它给予人自身和世界的双重伤害，已经为近两个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系列灾难性事实所证明。

纵观人道主义话语在中国知识界从新时期的“人的自我发现”，直至"#$% 年前后出现的主体论哲学的运动轨迹，上述“人道主义的僭妄”（戴维·埃伦费尔德）趋向似乎并非杞忧。

而作家们对这一“僭妄”的质疑，亦从未停止。

通过对人性、人的理知、人道主义等等一切有关人的现实存在的严厉拷问，他们全面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消解和颠覆了人道主义话语中的“神话”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