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基于巴泽尔产权理论的经济分析

一、问题提出在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农地流转的规模逐渐扩大。

在土地增值过程中，农民作为农地市场化的主体，土地增值权益受损问题突出，权利主体之间矛盾纠纷频发。

鉴于土地产权的特殊性，有必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对农民权益损害问题进行科学解释，完善农民权益保护的长效机制。

农民权益其实质是由诸多权益构成的复合体系。

土地权益包括土地权利和土地收益两部分，本文所涉及的土地权益是指在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权益。

土地权利主要是指土地产权，是由一系列权利组合而成，狭义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都包含其中。

享有土地权利是获取土地收益的前提和保障，而获取土地收益才是各利益主体保护、争夺土地权利的最终目的。

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损害的根源在于农民土地产权存在的问题。

关于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的问题，国外研究的并不多，在少有的一些研究中，学者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内容则偏重于政府行为方面。

乔纳森（2006）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流转实践中，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政府会在某一时刻采用行政手段对农地流转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

同时由于流转机制的不完善和流转平台的不健全，流转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

Kris-tian 等（2013）认为农民的权益应附着在土地上，但在农地流转中损害农民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时，通常不会考虑农民的权益。

DuDeyu （2013）认为在中国的土地流转中，之所以会出现众多纠纷，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规范统一的流转合同形式。

合同对于农地流转至关重要，不仅可以使农民在承包土地中的行为有据可依，在产生纠纷时，也可以凭借合同条款进行合理解决。

国内关于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理论界对于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严重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农地产权虚置（李建建，2007；洪名勇、龚丽娟，2015）、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何沙、曾宇，2016；刘元胜、胡岳岷，2017）、流转合同签订比例不高（钱忠好、冀县卿，2016）、市场机制不健全（李伟等，2013）、法律法规不健全（史卫民，2012）等问题突出，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现象仍然很严重。

除此之外，较多的学者应用马克思产权理论对我国农地流转（黄娅等，2010；邸敏学等，2016）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洪名勇，2012；唐剑，2016）进行了经济收稿日期：2018-06-01作者简介：洪名勇（1965-），男，贵州金沙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郑丽楠（1993-），女，河北保定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与农村经济。

摘要：从巴泽尔产权保护理论的视角对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解释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本质问题。

产权不完全是农民权益受损的根源所在。

进入公共领域内的价值较高以及他人攫取公共领域的价值是农民权益受损问题的主要来源。

追求经济权利价值最大化，是他人攫取行为和农民保护行为的根本原因。

农民个人与政府保护农民权益的途径是减少公共领域内留存的价值或降低被他人攫取的价值，并通过产权限制避免侵权行为。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民权益；巴泽尔；产权理论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1-0014-07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基于巴泽尔产权理论的经济分析洪名勇，郑丽楠（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650500）（特约主持：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程民选）学分析。

综上，关于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些许不足：一是对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大多成果为实践调研中总结的规律；二是少部分理论研究也主要是关注我国的农地流转过程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并且采用的理论基本是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对其他产权理论的应用很少。

笔者在对众多产权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巴泽尔教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深刻的理论思想和独到的问题引出方式而受到制度经济学界的关注。

巴泽尔教授在其代表作《产权的经济分析》中提出了属性成本、产权分割、公共领域、个人选择、变化性等重要概念，得出了诸多深刻的分析结论。

他坚信产权分析方法可以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

为了更加深刻以及贴近现实的理解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本文选择从巴泽尔产权保护思想的视角对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问题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二、巴泽尔产权保护的基本思想巴泽尔认为，产权不完全是产权界定的常态，而产权不完全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领域的价值被攫取。

面对价值攫取问题，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对自己财产权利的界定，同时国家也可以提供辅助性的保护服务。

（一）产权不完全巴泽尔的产权理论，首先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说起。

他认为把所有的产权都定义为个人占有的权利是有好处的。

不管相互影响的一方或双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组织，个人总是与其他个人相互影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归结为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巴泽尔提出一个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的“个人最大化”的假设，即个人经济权利的价值最大化。

经济权利是“一个个体直接消费某项资产服务的能力，或通过交换间接消费这种服务的能力。

不论何时个人察觉到某种行动能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他们就会采取这种行动，不论个人是在市场、企业、家族、部落、政府还是在其他组织中活动，这个道理都适用”[1](P100)。

也就是说，个人活动的目标都是实现个人经济权利价值的最大化。

这与巴泽尔对“产权”的定义是相通的，巴泽尔将产权定义为两种权利，“经济权利”和“法律权利”，经济权利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法律权利是达到最终目标的途径。

在实现个人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巴泽尔认为个人在进行着边际调整。

所谓边际调整，就是不借助市场价格而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的行为，这种调整必然遵循着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律。

巴泽尔的个人最大化虽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中的利润最大化，但也可以通过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调整来实现。

也就是说，当交易未达到均衡点时，交易双方可以沿着不同的边际进行调整，他们可以从非价格调整中得益，这种调整的边际和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可以预测的。

另一方面，他认为人们所拥有的经济权利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系列变量的函数，具体包括自己直接保护资产的努力、他人占有资产的企图和政府的保护。

这一产权函数表明，自己直接保护资产的努力、他人占有资产的企图和政府的保护都直接影响到产权的实现程度。

自科斯开启产权经济学研究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纳了产权框架，用以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奈特和戈登，他们清楚地表明了所有权的作用。

但是在他们的分析中出现两个极端的假定，一个是产权存在并界定明确，另一个是产权根本不存在，他们忽略了产权只能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的可能性。

这种观点似乎产生于通常把商品当作只具有一种属性的同质实体[1](P94)。

而在巴泽尔看来，产权不是绝对的，它可以通过个人的行为而改变[1](P4)。

那么产权不可能完全得到界定，而产权界定的常态只能是不完全的。

（二）公共领域巴泽尔认为资产具有多重属性，属性对资产的贡献度随资产的不同而各异。

这些资产的属性，“未来的所有者不完全知道，现在的所有者常常也不知道，而这些资产的某些属性的测量成本较其价值高昂的多”[1](P5)。

对于任何资产，如果产权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完全保护产权的成本非常高，那么权利就是不完全的。

正是由于资产具有多重属性，同时交易费用不可忽略，因此，各种属性全部归一个人所有并不一定最有效率。

那么考虑把同一资产的不同属性的所有权分配给不同的人，这样的产权分割不失为一种提高效率的好办法。

“然而资产各种属性的所有权一旦分割给不同的人以后，其中一些人就能白占便宜，染指归别人所有的属性”[1](P124)。

巴泽尔举电冰箱交易的例子来说明交易一方攫取另一方财富。

电冰箱卖给消费者以后，其所有产权并没有完全转移，其中电巴泽尔产权思想研究洪名勇，郑丽楠农地流转中农民权益损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双月刊）2019年第1期冰箱的部分功能属性通过售后保修仍保留在生产厂家。

面对有保修服务的电冰箱，消费者在使用时可能并不会十分精心，如果不对消费者进行相应的限制，就会混淆厂家的质量责任和消费者的滥用责任，导致消费者攫取厂家的权利。

巴泽尔认为，此时应对所有权实行限制，使人们能够方便地运用排他性，防止他人染指非其所有的资产属性。

巴泽尔创造性地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产权分割不完全的部分就成为共同财产，进而进入公共领域。

既然全面获得资产所有属性的成本高昂，人们获得、保持及放弃一项权利就是个人选择问题，人们会根据获取一项权利的成本和收益对比来确定是否拥有它。

“当人们相信某种行为的收益将超过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运用权利，相反，当他们认为拥有产权的收益并不足弥补成本时，他们就不会运用权利，从而使这种权利置于公共领域中”[1]（P97）。

公共领域中留存的这部分未被领取的价值很可能被他人攫取。

巴泽尔讲的卖樱桃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攫取公共领域财富的现象。

在顾客不完全知道樱桃的好坏时，为了实现交易，店主不得不允许顾客进行挑选，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樱桃的过度挑选。

由于避免过度挑选的成本高昂，店主不得不将樱桃的某些属性置于公共领域，就为顾客提供了攫取财富的机会。

德姆塞茨曾假定，随着共同财产资源价值的上升，人们会越来越可能确定对它的权利。

正如巴泽尔所说，产权不是绝对的，是不断变化的，公共领域内的价值也是不断变化的。

“随着情况的变化，曾经认为不值得拥有的东西又被认为值得拥有，相反，曾经被拥有的属性也可能会被置于公共领域”[1](P97）。

巴泽尔引用德姆塞茨关于海狸皮的例子进行解释。

在欧洲市场没有打通之前，海狸皮的价值很低，一度被视为共同财产，当欧洲市场进入后，海狸皮的价值上升，人们都想拥有它，海狸皮又成为了私人财产。

巴泽尔认为，将产权置于公共领域的所有者想要在其面临的约束下最大化其收益，可以通过限制对这些权利的获取来降低他们的损失。

而巴泽尔又强调“在合同中未被明确界定产权所属的某些属性，随着情况变化而价值上升时，就容易产生纠纷”[1](P108）。

另一种进入公共领域的方式是政府管理不善，即所有权归国家拥有却对其利用没有任何限制的资产进入到公共领域中。

由于度量并监督关于该资产交易的所有属性的成本太过高昂，交易者可能会企图获取为充分度量和监督的属性。

巴泽尔讲到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例子，美国占领墨西哥的土地后，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藏，便废止了墨西哥制定的关于在土地上采矿的法律，一直到十多年后才颁布新的法律实施美国政府的这种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