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农村词的亲农性及其必然性

试论苏轼农村词的亲农性及其必然性苏轼是北宋词坛的大革新家。

苏轼的农村词是他开辟的一个新领域，指他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一定农村现实、农村风物，并表达与农为伍、与农为友、具有悯农亲农性的作品。

这类作品在他“以诗为词”、“以词还词”的艺术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苏轼表现农村生活的词近十首，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词史上卓然独立，具有一定的独创价值、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农村题材摄入的新颖性是苏轼农村词不同凡响的显著特征苏轼的农村词在反映社会现实、摄入农村题材方面是别开生面的。

他的农村词在反映农村风光景物、风情风俗及农民的痛苦方面偏重于客观，但却不乏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于独到的描述之中，并能达到如盐溶水形匿味存的境界。

苏轼的农村词具有形象新颖性、社会真实性、真挚的亲农性这三个特点。

在词史上，苏轼为什么能成为真正描绘鲜明生动农人画廊的第一个词人？笔者认为，本质性原因是其亲农性，亲农性使他的农村词有别于以前词人所写农人形象的词。

以农村风光风物入词，苏轼不是第一人，但以本真农人身份和以浓郁的乡土气息为特色，并将浓浓的亲农性融入意象来表现，苏轼是词史上的第一个。

在唐五代词中，花间词人欧阳炯、孙光宪等人也曾在词中摄取过乡夫村姑。

如欧阳炯的《南乡子》中“树底”“收红豆”的“纤纤素手”，还有同题另一首中的“豆蔻花间趖晚日”，“藤杖枝头芦酒滴”的闲游隐逸；孙光宪的《风流子》虽然写有“轧轧鸣梭”勤劳纺织的农妇，但属于路人旁听、声显人隐、朦胧模糊。

总之，都是旁观视角，以闲观“忙”、花间柔情、红香翠软。

在苏轼的农村词《浣溪沙》中，那些“聚睢盱”的黄童白叟，“旋抹红妆看使君”、“相排踏破篟罗裙”的村姑，“隔篱娇语”的“络丝娘”，杖藜捋青的老农，“牛衣古柳”的卖瓜人，拍手欢笑庆丰收的儿童，言谈举止、声容笑貌、服饰打扮，都不同于前人词中所出现的钓叟莲娃、浣纱村姑、花柳中人，他们在劳作、庙会、祈求丰收和庆祝丰收时的神情体态，是地地道道农人的风姿神韵。

苏轼农人画廊的独创性归因于他贴近农人、亲近农人、熟悉农人，直至融入其中。

那绚丽多彩的农村风俗图，是他用亲农之情描绘点染而成的。

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太守，为民谢雨，作《浣溪沙》组词五首纪行，记下他所见的农村风俗。

如“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

”这首词描述了人们在旱情解除之后于石潭欢聚谢雨的情景。

既有“黄童”又有“白叟”，足见聚会人众；“麋鹿”、“猿猱”与人安然相处，似乎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这种写实群像真切地再现了当地古朴淳厚遇喜狂欢的民风。

词人笔下的那种自足祥和的风土人情，是苏轼与民同乐、平淡豁达心境的折射。

苏轼农村词另一最显著的特点，即在意象群中塑造悯民亲农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内蕴深化强化了其农村词的亲农性。

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对处于穷乡僻壤的农民生活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农村素材开始出现在他的词里。

“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蝶恋花密州上元》）他的农村词从不以代言人的身份或以旁观者的态度凭借田园来表达自己的闲适恬淡或怀才不遇的忧愤，而是身入其中，以个中人的口吻来吟唱。

如“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四》）苏轼在徐州深入民间，日高人渴，讨茶用一“试问”，这是他谦和有礼品德的写真。

他在《浣溪沙其五》中写道：”万顷风涛不记苏，雾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但令人饱我愁无”的精神何等崇高，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及白居易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的境界异曲同工。

物景的美与真和词人的善与真交织在一起，使得词的境界超然物外、气象博大。

在苏轼的努力下词坛有了完全不同于月下樽前酬唱、送别怀乡、伤春悲秋之作的另一道风景。

我们在苏轼农村词中能充分感受到他继承了杜甫“穷年忧黎元”的情结和从悯农升华到友农亲农的心路历程。

二、真挚的亲农性是苏轼农村词独一无二的精神个性苏轼农村词的亲农性，主要表现于他在词中流露与抒发的悯农、爱农、友农、亲农情感以及归耕的愿望和躬耕的体验。

我们在“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之五》)，“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赠王庆源》)的词句中看到他虽为州官却没有一点州官的架子，而是主动把自己置身于农民百姓之中，并把自己当做老百姓的奴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与民同忧同乐。

他把对农人的关心与体恤视为自己的本职及应尽之责，充分表达出他那与民亲、民为贵的人生观。

苏轼农村词的亲农性这种难能可贵的情感价值倾向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悯农。

苏轼的农村词对遭灾受难、失收而饥饿穷困的农民充满着极大的同情，这种同情使他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生存产生难释难遣的忧虑和牵挂，有时使他食无味、饮无趣、夜难眠，成为一个与农民甘苦与共的“使君”。

词中的这种悯农情感既是他继承唐代一些悯农诗人精神的结果，同时也是他由此升华为亲农性情感倾向的基础。

煕宁十年（1077年），苏轼离开密州赴京城，在途中作《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诗，极言农民的愁苦：“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

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他深知“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白居易《夏旱》），从受贬到密州之后，频频辗转南北，词也罢，诗也罢，常以“悲歌为黎元”（《蔡州道上遇雨》）。

在《好事近·黄州送君猷》里他直抒对农民的深切同情：“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百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瞻云汉更茫然。

”（《立秋日涛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在徐州，他“尽日行桑野”，关心农事，关心农民疾苦，“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浣溪沙》），“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浣溪沙》）在黄州，他用纪实的笔触写道：“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摧钱夜打门。

”（《陈季常所蓄二首》）直到垂暮之年，他还在为民生叨念，“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荔枝叹》）他的悯农情感反映在词中主要有三点：一是同情农民的辛苦奔波、饥饿穷苦；二是反映农民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三是揭露酷吏对农民的凶狠残暴。

（二）友农。

苏轼身为州官，尊重农民、关心农民、惦念农民，以农为友，以农为伍。

他出身于士大夫之家，虽多次遭受贬谪，但多数时间仍是地方官员的身份，他却始终把自己当做农民中的一员，并以“世农”自谓。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浣溪沙》）“使君元是此中人”，成为他友农亲农的名句，更是他归隐归耕情志的张扬。

他还作《次韵孔毅父久已而甚雨》诗三首，其中有四句云：“我虽穷苦不为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要亦自是民之一”是他始终坚守的人格底线。

清人赵翼评价他一生坚持“其利物济人之念”。

辞官归隐以农为友，陶渊明曾经做到了，但身羁仕途与农为伍，这的确是苏轼对传统“士”心理的一种超越。

在古代诗史上，同情怜悯农人的诗人文人不少，以农民为伍、以农为友的却似乎仅有陶渊明和苏轼而已。

（三）爱农。

苏轼突破词的题材领域而选择农村素材本身，说明他喜爱农村风光风物，热爱农村生活，关注农民命运。

在徐州时他同农民一起抗灾救险、抗洪抗旱，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在他的农村组词中主要表现为三：一是欣赏留念农村风光风物，塑造了很多可爱可亲的农民形象；二是关爱农民，虚心有礼；三是重躬耕体验，吟归耕之志。

苏轼的农村词虽然触及到了农民困苦的生活，如“捋青捣麨软肌肠”，然而大多数词作则表现农村灾情解除和丰收后农人的喜悦。

这使他的农村词总体基调为亮色，如“照日深红”、“连村暗绿”、“醉叟”“倒载”、“黄童”欢笑。

即使他写冬日的乡村景色，也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情志，如“雾晴江上麦千车”、“归来冰颗乱粘须”。

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认为苏轼词的风格具有三种，一部分词属于豪放，一部分词属于婉丽，还有一部分词属于清旷。

很明显，他的农村词当属清旷，“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张炎《词源》)。

在农村词中掺入词人自己的主观情趣，曾遭人批评。

笔者认为，正是苏轼的这一独特的审美情感才使他的词“超然乎尘垢之外”[1]，使其农村词的亲农性与精神个性得到了有机统一。

苏轼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把农村题材引入词的领域，而且还在于他面对农人农事、风光景物能产生一种当时其他词人没有、唯我神会的感受、襟怀以及独到的表现力。

“真正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置身于社会环境之中，既为己言又为人言，总是关心着如何去解决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2]三、必然的亲农性是苏轼的人生阅历和艺术观一并影响其创作的结果农村词成就于苏轼之手绝不是偶然，应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对于词人苏轼来说表现为创作主体、词之本体和社会客体三个方面的原因：（一）苏轼自幼生长在农村，有农村生活的经历。

苏轼之所以能写出农村词，首先是因为他出生于农村，长在农村，根在农村。

他的农村词中的意象不同于他以前田园诗中的意象，唐代田园诗中的意象多为诗人感到好奇新鲜的场圃、鸡犬、村树、桑麻，那些诗人不像苏轼能从农村风光风物的变化和农人的行为举止中深入到农人的心灵。

苏轼能这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从小就熟悉农村农事农人。

从苏洵的《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诗句中“蚕谷聊自给，如此已十年”的诗句里，可以知道苏轼不但出生于农村，而且成长于一个从事农耕蚕谷自给的农人家庭。

从苏轼早年的《戏作种松》诗里也可以了解他对农事的学习与体验。

（二）由于苏轼始终处于新旧两党斗争的夹缝中，遭疑遭贬，仕途穷困，有志难伸，这客观上为他熟悉地方、进一步深入接触农村和广大农民提供了机会。

封建士大夫一般在仕途受挫时，在思想情感上容易接近基层百姓，加之苏轼本来就有同情农民的天性，并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农民中的一员，浓郁的农民情结使乡村生活、悯农意识、亲农情感在他的诗词中频频出现。

“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

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赠王庆源》）他还写道：“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题渊明诗》）“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等等，这些诗句既道出了他的情感倾向和审美倾向形成的历程，同时也说明了他的农村词及其佳句诞生的外在原因和内在依据。

特定的时代环境、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以及他的天赋、个人独特的经历、精神个性和艺术才华等众多因素交并作用使他成为农村词的真正的开创者。

农村风光风物入词不从苏轼始，而在词中饱含亲农情感倾向的只有苏轼一人。

宋代词人中写意象“麦”最多的是苏轼，“麦未苏”则犯愁，“捋青捣麨”则忧虑，“麦摇波”则期望，“麦吐芒”则欣喜，“麦半黄”则祈吉，“麦千车”则同乐，“二麦丰”却“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