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资本论

信息时代的资本论作者：赵月枝单位：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来源：中华传媒网曾何几时，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曾是仅次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大畅销书。

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对托夫勒夫妇的一篇专访用诗歌般语言写道：“信息，第三次浪潮经济中最基本的浪花……对于劳动力、土地、资金和原材料的取代之势已锐不可当。

”曾何几时，美国新媒体大师尼葛龙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成了中国数字精英们的精神家园，而“数字化生存”不但成了“信息时代”人们生活状况的浪漫描述，而且激活了“新经济”条件下“众神狂欢”的文化想像。

而今，石油这一“旧经济”资源成了战争的重要渊源，其价格的波动牵动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神经，隐隐唤起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记忆，而金融风暴、生产过剩、通货膨胀这些“旧经济”的痼疾也挥之不去。

虽然时间冲淡了人们有关“千年虫”和本世纪初网络泡沫和电信危机的记忆，2007年12月3日的中国《经济观察报》“互联网投资冷场”头版头条标题赫然醒目，而一位前《哈佛经济评论》的执行主编则早在2004年就著书宣称，信息技术对企业不再相关了。

真的是这样吗？究竟什么是“信息”？“信息”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如何理解技术融合？如何把握当今世界信息文化传播产业的发展动力、实质、前沿和前景？“信息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渊源又是什么？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2001－2002年那场席卷欧美的电信危机又有什么关系？而这场危机本身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与启示？为什么“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一“第三次浪潮”最令人心动的美梦成了“反恐”和跨国公司对人类知识共同体进行圈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牺牲品？为什么“数字化生存”对许多信息精英们来说是如此充满风险和令人疲于奔命的一种生存状态？与中国的读者更为相关的是，如何理解希望通过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道路选择？信息产业和中国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增长极能使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摆脱制度性的危机吗？这是丹·席勒的这本新书回答的一部分问题。

他曾是我当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的同事，现在是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信息科学和传播学教授。

这是作者的第5本个人专著。

与他的前4部著作不同，本书不是一气呵成的原创，而是由整理和修改已经出版的单篇文章结集而成。

与被称堪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媲美的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三部曲的规模相比，这本书算不上一部鸿篇巨著，但是，它也决不是几篇松散的应景之作的随意组合。

可以说，这是这位美国、也许是当今世界上对美国和国际信息、文化、和传播产业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现实最有研究的学者数十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它的理论构建在作者的理论专著《传播理论化》（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之上，而这在我眼里是一部当今世界上对主流和批判传播理论发展史进行最全面的梳理与最深刻的反思的著作（此书中文版正在翻译出版之中）。

它的对信息文化传播产业的历史视野根植于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和在《新闻与客观性》（News and Objectivity）以及作者刚刚完成的一部有关美国电信历史的专著。

它的政策视角可以追溯到作者的《计算机－电信融合和政府》（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一书和多项专题政策研究，包括为华盛顿一个经济政策智囊机构就Worldcom与MCI的兼并案准备的一份报告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国际传播政策撰写的咨询报告。

而它对当代美国和世界信息文化传播产业最新发展的全方位把握则与作者1999年出版的、已被翻译成中文、韩文、和希腊文等多国文字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一脉相承。

“第三次浪潮”已荡涤过全球各个角落，托夫勒们的美好的未来已经变成了严酷的现实。

网络泡沫破灭了，与它们相关的学术泡沫也蒸发了。

大浪淘沙，剩下的是真知灼见，尽管它们的光芒因犀利而令人不适，因冷峻而让人不安，更因与那位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先哲――马克思――的睿智交相辉映而使人掩卷长叹。

一此书英文名《如何思考信息》（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取自作为此文集开篇的作者1988年的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的标题。

它不但平淡朴实，没有任何雕饰，而且“信息”二字相对于与本书的内容颇有过于“狭窄”之嫌。

事实上，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广义的“信息，”涵盖从生物基因所传递的信息到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系统，再到趋于融合的文化媒体产业、电信和互联网等各领域。

在分析层面上，此书涉及“信息”的理论、历史、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当然，此书的研究对象和时代背景决定了它的全球视角。

我的大学同学、本书的责任编缉王绯在请我为本书作序的同时，还希望我另起一个中文书名。

我实在想不出能最成功地把此书在中国市场商品化的名字，就写电子邮件向席勒本人求助。

他说，他也不是这方面的高手，问“资本时代的信息”如何。

我明白他要强调与“信息时代”相对立的主旨，而我的思绪中则出现了“《资本论》在信息时代的演绎”、“信息时代的《资本论》”这些概念。

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批判分析和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本质，此书以深刻的理论批判和厚重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信息”的社会历史和它背后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对“信息拜物教”理论的批判与解构。

虽然信息文化传播现象与人类文明共生，英文的“信息”一词在乔叟时代也已开始流行，但是，它在1933年版的《牛津英语字典》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

是发韧于20世纪40年代基于数学和工程领域的“信息论”首先把“信息”认定为分析组织机构运作特征的独特维度，不但希望通过信息来解释和掌控生物和工程系统，而且企图用它来分析和掌控社会系统的运作。

这一理论给予了信息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它不但忽视了社会系统区别于生物和工程系统的复杂性，而且规避了信息本身是特定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前提。

此后，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国的“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理论突出信息的经济价值，并认为信息的价值源于它作为一种资源的内在特质。

然而，这一理论在把信息定义为“最广泛的数据处理”的同时，却用抽象的、貌似客观并体现线性社会进步逻辑的“信息范式”涵盖和隐匿了作为人们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活体验的表达的“文化”领域所体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在美国国内，“信息社会”理论对当时以民权和反越战为核心的“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视而不见；在国际上，这一理论与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和不结盟运动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抵抗相对立。

“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理论和这一理论的畅销书普及者托夫勒们通过把信息定位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得出了信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的推论，从而否定了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性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性。

然而，正如席勒所指出那样，这一“信息范式”不仅有认知上的多重盲点，而且在理论分析上也有许多硬伤。

它不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信息的经济价值只在二战以后，而不在1700年，1800年，或1900年被认识，而且混淆了信息作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信息作为一种由雇佣劳动生产和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的基本概念上区别。

然而，席勒的理论批判不仅仅局限于来自于主流的“信息论”和“信息社会”理论。

他左右开弓，对一些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机械和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的倾向也进行了批判分析。

这些学者认为，广告、市场研究、法律、金融服务等信息密集型领域是非生产性的。

这样一来，他们就否认了信息的经济意义。

在席勒看来，这种分析不仅对信息领域缺乏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忽视了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流通和生产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这一倾向，更漠视了在马克思时代相对独立于资本积累过程的个体的知识性劳动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劳动和市场关系所代替这一重要发展。

在以上的理论批判基础上，席勒分析了以信息商品化为最新前沿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计算机革命”的动因、机制，技术融合的历史渊源，信息商品化过程在从电信到包括广告到卫星电视和移动电话在内的文化传播各个领域的加速、深化和在全球范围的延伸等重要问题。

同时，他也讨论了国家和信息传播产业之外的资本力量（包括美国电信业的大商业用户和从农业、矿业到制造业、从金融到其它服务业的所有行业的资本）对信息化和信息商品化的强力推动以及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发展不平衡性。

相对与《数字资本主义》，此书从更基本的理论层面和更广泛的时空维度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息文化传播理论，在揭示信息的本质和解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的过程中，令人信服地把劳动价值论延伸到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从而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化了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

从这一理论出发，信息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它作为一种有用资源的内在特质，而是其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对其生产和交流所付出的社会劳动的重新衡量。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把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纳入资本积累领地的扩展性秩序。

虽然信息文化领域的商品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同步，可以回溯到15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出版业，这一过程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和充满冲突的。

20世纪70年代，在克服二战后新的一轮资本积累危机的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终于冲破了各种羁绊，挫败了反对信息商品化的各种抵抗性力量，包括不结盟国家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要求，加快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商品化过程，从而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集中发展为自己摆脱危机的最新积累场域，而这正是“信息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实质。

二与某些学者对信息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曲解和误读相反，本书对信息文化传播领域商品化过程的叙事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倾向。

相反，作者不但强调社会冲突和抗争在此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这一过程的未完成性，而且指出资本把信息领域作为最新积累场域的“机会主义”性质。

本书更没有只强调抽象的“资本逻辑”的作用。

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主题一致，作者反复强调美国国家在推动信息商品化过程中的基础性角色。

他指出，美国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几乎所有的创新与发展都有美国国家军工研发的投入。

而正是这些投入使美国的信息产业有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随着信息传播资本势力的壮大，信息化资本主义的“酋长”们对国家政策的走向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作为回应，美国国家把这些要求发展为国策推广到美国国内外。

于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在如下的悖论情景中推进的：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由市场”逻辑的“自然扩展”的回归的欢呼，一方面是国家干预在信息文化传播的加速商品化过程中起着关键而持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