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

【摘要】

卢梭的社会历史观超越了前人及其同时代思想家。在其人类不平等起源说中，卢梭从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工具去探讨社会的发展，并把人类不平等起源、私有制等问题放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用经济原因来说明，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内容】

18世纪50年代前后，代表法国第三等级中不同阶层利益的启蒙思想家，以其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富于牺牲的精神，竞相登上历史舞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先驱的卢梭，也以激进的姿态步入了启蒙运动的行列。他的思想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甚至农民的立场，表达了他们的情感和要求。他的学说洋溢着革命性和合理性，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理论、思想上的准备。过去我们只重视卢梭政治思想的研究，却忽略了卢梭哲学思想的研究。其实，卢梭人类不平等起源学说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超越了其同时代所有的思想家赢得了普列汉诺夫的高度评价，认为这位对历史唯心主义不满的哲学家朝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迈了很大的几步。本文仅就卢梭人类不平等起源说中的社会历史观思想作一探索。

一人类最初的社会历史观是神学历史观，它的确立以《新约圣经》的形成为标志，主要是以万物有灵来解释生活现象，用神灵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过程。正如拉法格所说：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

神学历史观在《圣经》确立后1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居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它逐渐让位给人道主义历史观。与神学历史观否定人、否定人的价值相反，“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历史观则热烈地颂扬人的力量、人的价值和人的幸福；热烈地鼓吹“我是人，凡是人的特性，我都具有”。在他们看来，所谓人的特性，就是人生来就有的追求幸福和自由，发展个人的“欲望”，就是“爱”。同时，他们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桎梏，以“人”为尺度来评价历史、解释历史。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伏尔泰、狄德罗等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全面论证了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人”成为他们历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出发他们提出了“天赋人权”论，认为人具有共同的本性，人生而自由平等。伏尔泰写道：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也们是平等的。

一切种类的一切动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差别为什么是很大的呢？他们认为，这是后天的环境所造成的，提出了“人是环境产物”的著名论断。霍尔巴赫写道：“人从本性上来说既不善也不恶。

他之变成或者对自己，或者对他的同胞们有益或有害，乃是由于环境把他们引向善或引向恶”。爱尔维修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智力、道德、感情上的差异，“是一种后天获得的东西”，“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的。这个命题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一经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解释则变得面目全非了。在这里，他们所讲的“环境”并不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而是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教育、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主要是指政治、法律制度。爱尔维修就认为，政治给人们的性格以巨大的影响，“经验证明，各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随着它们的政治形式变化的；一种不同的统治轮流给予同一个民族以高尚的或卑下的、坚定的或轻浮的、勇敢的或怯懦的性格”。而法律在人们的情操品德的形成中比政治更有决定的意义和作用，“人们的善良乃是法律的产物”“经验与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民族的兴盛并不依靠它们的宗教纯洁，而是依靠他们的法律高明”。那么政治、法律制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们认为，政治法律制度是人们理性的产物，是由立法者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是立法者意见的产物。于是，这些启蒙思想家又得出一个相反的原理——“意见支配世界”，即“他们确信这个社会的命运决定于社会成员对某个社会成员对某个改革家提出

的社会改组的意见，即决定于他们的看法”。实际上“意见支配世界”就是法律支配世界，就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和理性支配世界。我们认为，在“意见”和“环境”之间无疑存在着相互作用。因为人确实不能摆脱环境影响，意见也确实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仅仅停留在承认其相互作用这一点上说明不了任何社会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些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也就是说要发现“环境”和“意见”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些思想家却止步不前了，陷入了“人是环境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之中。最后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身上，认为必须有天才来制定完善的法律，才能改变环境。爱尔维修说：“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的法律代替坏的法律”。这样，他们终于还是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

二卢梭则不同，他觉察到了用永恒的理性观念或社会政治概念的演变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进程是毫无根据的。因此，他既不像同时代思想家那样把“意见”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也不像人道主义历史观那样以“人”为尺度来评价历史、解释历史发展，更不像神学观那样以神灵意志来解释历史过程。而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试图用“铁和谷物”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的进步，把“生产力”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把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私有制的出现等等放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从而使卢梭的思想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人及其同时代思想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观点，而且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私有制起源等等方面的论述。

卢梭的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撇开神学，同时也撇开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径直从他的人性论出发引出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点。和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卢梭接受了欧洲17世纪以来流行的“自然状态”说。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的“自然状态”中，野蛮人漂泊在丛林中没有技艺、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也没有联络。因而，他们只具有那些适合于这种状态的感觉和知识。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中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也没有什么奴役和压迫。因为，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既不存在导致不平等的土壤，也没有产生奴役和压迫的条件，更无法形成统治的锁链。这时，假若有某个凶恶的强者强迫我当奴隶，这对他来讲只能是一种负担，也得时时戒备，稍一松懈，我就可以逃进树林深处，永生不再与他见面。因此，卢梭断言：“在自然状态中很难看出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以后，脑子里呈现出一个念头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使他们相信这一点，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也就是说，当人们头脑中有了“你的”？“我的”的区别，有了“属于”的概念，有了私有观念的时候，不平等就出现了，社会和国家就产生了。人们就脱离了“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社会”。在这里，卢梭把私有观念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作为其学说的出发点，由此而揭示了不平等的起源，揭示了社会或国家的形成，揭示了文明社会的罪恶。然而，私有观念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只能由许多陆续产生的先行观念演变而来。

卢梭认为，人具有一种趋于完善化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完善化能力的存在，人类不可能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渐渐地人们发明了捕鱼的器具、发明了弓箭并认识了火。这样就造成了人对和他自己不相似而相互之间也彼此不相似的事物关系的认识。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也获得了对互相间义务以及履行这些义务的粗浅观念。这些初期的进步，终于使人们能够取得更快的进步，当“他们发明了几种坚硬而锋利的石斧，用来截断树木，挖掘土地，用树枝架成小棚，这就是第一次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促进了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的区分，从此便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私有制”。而当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发明以后，就引起了一个巨大的变革，那就是当人们觉得需要别人的帮助，觉察到1个人据有2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平等就消失了，以不平等作为基础的私有制就出现了。“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