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人所绘地图里的中国见其中国观的变化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穗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lo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1]由于岁月的溅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夕>销瓷”的单位之一。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17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17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德国成功地研制出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圆直到现在。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
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到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图一、图二是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的―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我们中国人见此，恐怕没有人会不忍俊不禁的。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是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一一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一百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之于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反过来，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静若处子，全不知身外事，任凭欧洲不断地从它那里获得灵感而起舞不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随着欧洲文化脉搏的跳动而展开，中国在其中是个失语者，是个缺席演出者。中国表面上看是被欧洲认识的对象，但最终欧洲几乎没有认识中国，却借助中国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这里。唯一的例外是18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商品，在它们身上体现出基于文化互动的融合。当欧洲商人要求中国工匠根据他们提供的图样加工家具、器皿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产生，为纯然一色的欧洲化了的中国文化增加一点别致的点缀。不过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较晚，影响范围又极其有限，并非本书要讨论的主要内容。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作为欧洲社会统治力量的教会就逐渐开始失势,整个社会被一股趋向世俗化的大潮暗暗鼓荡，但总体而言，中世纪末期以来教会与国王争权夺利的显著结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教会和贵族失去了几乎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力，却保留了他们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特权”，这种妥协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因而能为各方接受，18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结构都还表现着这一特点。教会是国家温驯的助手而非敌人，宗教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话题，所以公元1740年以前的欧洲仍是一个宗教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有思想讨沦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直到18世纪中叶，从社会结构到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士、贵族和国王的联盟开始丧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且批判纷
中国的逆天文物：地图
中国的逆天文物：地图
你能想象到，下面这张一眼就能看出黄河、长江、汉水、淮河的《禹迹图》，会是南宋时期伪齐政权刻制的吗？
1136年，南宋时期石刻地图《禹迹图》拓本，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石碑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和许多其他属于日用品、工艺品、装饰品的文物不同，地图自古以来就是用来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即便在今日，强大的地理测绘技术，依然是强国标杆，大国所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息息相关。
如果说，要拿一件文物，反映一个国家历史上强大的科技和国力，在我看来，地图是上佳之选。比如，当你看到下面这张图时，19世纪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几乎跃然而出，无需多言。
1886年大英帝国世界地图
因为要绘制像《禹迹图》这样，包含详细山川湖泽的中国和周边地区地图，除了必须掌握先进的数学和测绘理论知识，还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有无数官吏掌控地方，兴修水利，编撰方志，实地测绘。此后再将无数资料汇集中央，刻石成图。
其实，我国使用地图的历史也特别的早。传说在大禹治水时就有三件宝物，分别是河图、开山斧和定海神针，大禹以图治水，足迹走遍华夏九州，最终获得成功，所以“禹迹”，其实其实就代表着中国。可见在古人眼中，地图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国之重器，非凡夫俗子可用。而在秦代，荆轲刺秦时带过去的礼物之一就有燕国督亢之地图，最终图穷匕见，差点要了秦始皇的命。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兆域图》，至少成图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它把一个陵墓的设计方案刻制在一块青铜板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建筑设计地图。
兆域图
后来在甘肃天水放马滩，除了著名的放马滩秦简外，其实还出土了战国末期木板地图和西汉初年纸质地图，则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和纸质地图。
古代中国是如何绘制地图的？世界最新测绘技术在明清陷尴尬境遇
古代中国是如何绘制地图的？世界最新测绘技术在明清陷尴尬
境遇
吴莉苇
在中国，地形测绘很古老，先秦时期已经发明了测量工具“规”与“矩”并进行地形测量与方位测量。汉代，天文定位法被引入方位测量，十字线网格测量距离的原理也得到应用。说起地图绘制，当古罗马人还在绘制道路里程图时，晋代的裴秀（公元223-271年）就发展出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并据此绘制《禹贡地域图》，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制图六体”，即制图时要考虑的六方面因素：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道路里程）、高下（地势高低）、方邪（角度）、迂直（弯曲度）。有了这些考虑之后，可以确定各地标的空间关系，但如何将这些关系呈现在一张平面图上呢？这便衍生出“计里画方”之法，是为使地图图形正确缩小尺寸而设计的按比例绘格网的方法。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之框定绘制地图内容。
“制图六体”成为中国传统制图理论的重要依据，计里画方之法则是基本操作法，双双沿用1500余年，历代著名地图都少不了计里画方。裴秀之后，还有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北宋沈括的《天下州县图》以及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历朝所改良处主要在纬度及里程测量的精准度以及折算的比例。宋朝普遍使用“水平”（水准仪）、“望尺”（照板）、“干尺”（度干）等仪器来测量地势的高低，沈括又以“互同”取代“道里”，可能就是现代的等高线标记。
《广舆图》是中国400多年前的第一本刻本地图集。其绘制年代可能是明嘉靖二十年前后，计有地图45幅，附图68幅，总共113幅。其总图、两直隶和十三布政司图，主要根据朱思本《舆地图》并参考了一些其他地图，用“计里画方”法缩编而成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_吴莉苇
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
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
吴莉苇
内容提要本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
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地图欧洲的中国地理观耶稣会士
一
17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0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就是当时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随着16世纪末耶稣会士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各个方面才逐渐被欧洲所认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地理知识亦属其中一部分,从此中国地图在欧洲制图学领域有了独立形态。多年以来,学者们公认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1584年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 i o)绘制、奥特利乌斯(Abraha m Orte li u s)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1655年卫匡国(M arti n o M artini)绘制、约翰#布劳(Joan B laeu)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 i g non D.Anv ille)根据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1735年发表于5中华帝国全志6,1737年单独结集出版)。笔者通过对德国国家图书馆地图藏品的数量分析,印证了上述论断。本文¹意欲在此项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略加论述,即3个范本所构成的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以及这些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这3份作为范本的地图各有鲜明特征,足资判断其他地图是否以之为参考。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方向坐标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仅因图册版面需要而采此种坐标)。第二,中国南北纬度为20b至55b,没有经度坐标,但通过与南北距离比较可判断东西经度大约跨20度。第三,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以绵亘的山脉为国界,西部边界纬度约37b至44b处有一个紧贴界山外
《古中国和古希腊科学技术的比较》
古中国和古希腊科学技术的比较
一、地理方面。以古中国为代表的河流文明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
文明由于发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了两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了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不仅了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
河流文明诞生于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区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故农业往往很发达。河流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因此也派生出了河流文明下的民族心理：即和平自守，重于防卫，稳定持重。这些心理特点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使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科学技术有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并且维系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但它的缺点却又是不容置疑的。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河流文明注定了它的人民稳定但不思变革，防卫却不愿出击，和平却不具冒险精神。这也导致了中国在固步自封、科学技术没落的近代遭受了一系列的外来侵略。
海洋文明中的海主要是指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和农作物的生长。但其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静，确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处于地中海的古希腊便自然选择了海洋为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便利的海洋运输又推进了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于是开拓海外市场、向外扩张便成为了海洋文明下的希腊人注定要做的事情。
天下与四夷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这是明清之
间的比利时 传教士南怀 仁所绘制的、 分为两半球 的世界地图。
这是四库全书 中所收《图书 编》中的地图 和天图，从下 面这两幅天象 图中，我们看 到西洋只是天 文知识的影响， 但是一旦真的 绘制世界地图， 中国观念还会 表现出顽强的 影响，在上面 那幅地图中， 中国不仅被拉 宽了许多，而 且万国又变得 很小很小，散 布在中国四周。
公元前138年—126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三年，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126年 回到汉帝国，把大宛 （今塔什干附近）、康居（今塔吉克斯坦、阿塞拜 疆、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大月氏 （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阿富汗境内）、大夏（今印 度西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附近），以及他听说 的乌孙、安息（伊朗境内）、条枝（叙利亚一带）、 身毒（印度）的情况带回来。
“天下”与“四夷”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引言：从古地图说起 一、天圆与地方：天下、中国与四夷 二、古代中国对“天下”的怀疑和幻想 三、一个插曲：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世界观念 四、关于“世界”的想象与心情 五、利玛窦之后：中国世界观的转变
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处在 文明世界的中央，想象遥远的 异邦，是一些奇怪的族类，很 长的时间里，《山海经》、 《神异经》中的各种想象，支 配着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
元代所刻《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
据说这幅图是仿照北宋的原本翻刻
专题八 欧洲的中国热
‚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 ‘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 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 切成就。‛
以理性来抗拒宗教的愚昧，以怀疑来化解皇权的神圣，在这 个新旧时代与文化交替的时刻，法国的思想家们需要新的理 解、新的视野、新的历史和新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理性，来 完善自己的理想。
（二）莱布尼兹与中国哲学
欣赏中国的‚大同‛思想 ‚二进制‛ 倡导成立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科学院， 在吸收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撰写了《单子论》。 ‚他的单子学说，在许多方面和代表中国生活的三大派—— 老子、孔子及中国佛学所表示的 ‘道’的概念，有很可贵 的一致地方。所谓‘先定的和谐’在中国有所谓天道。莱布 尼兹亦如中国圣人一样，相信实体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是精 神实体的不断继续充实提高。两者对于先定的信仰和对于天 道的信仰，产生了无限的乐观精神。 ‛
（三）法国启蒙思想家与中国文化
“在这种‘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转型期，法国 人确实感到了一种莫大的精神焦虑。正当他们从旧 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需要寻求 新的心理平衡时，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了 过来，这就为法国接受远东这种古老的文化创造了 契机‛。
（四）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与中国哲学
二、17-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告
中国式世界地图与思维定式.doc
中国式世界地图与思维定式
据说，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地图，中国在上边的位置并不像今天我们常见的那样居于中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10年(1582年)来到中国，在广东肇庆落脚，应当地官员之邀，将随身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翻绘成中文版。据史料载，这幅被叫做《山海舆地全图》的世界地图翻译绘成后，时任肇庆知府的王泮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在地图之极东一角找到我泱泱大国，对此，知府大人很不满。利玛窦为使自己的传教活动得到官方支持，不得已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从那之后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应该说，我族中心主义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是世上所有民族最初共同的心理特征。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其实也只是欧洲观念;同样，我们先人的世界观念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相信四海之内的世界，是一个由庞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空间。
在古代人们天文地理知识和活动范围的局限下，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一个人的童年，也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以自己的感觉为根据审视万物，一切从自己的看法出发。但中国人的童年期似乎太长了，将民族童年期的思维
模式沿袭几千年，也许不能说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少有的。
原因在哪里呢?
古代中国人脑子里的天下，是一个天圆地方的空间，而且这个方形的大地，就像一个大棋盘，格局就像现在的北京环路，四边由内而外不断延伸，最里边一圈是君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称诸夏，再往外是夷狄。不言而喻，其文明程度也是京城最高，内地次之，越靠近边缘越荒芜，住在那里的人也越野蛮。
中国的国际形象变迁
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过程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ﻪ
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１７年。《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均有不少记载。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尽管《马可·波罗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人都无限神往。马可·波罗笔下天堂一般的中国一直在后世作家中延续，如英国的曼德维尔爵士在《曼德维尔游记》中描绘的中国仍是一个神奇瑰丽的国度,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等。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ﻪﻭ十七到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他们用景仰的口吻在著述里讲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教育。成年人凭好文章获得官职,以政绩得到升迁。这与实行贵族世袭制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夫子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他的儒教治国使得中国繁荣富庶。安定开明，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伏尔泰在《哲学通讯》、《风俗论》等著作中常以钦慕的口吻谈到中国文化、孔子学说、中国人的道德与智慧，称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肯定有加。启蒙主义哲学家竭力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在启蒙时代的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德行推崇备至,把中国人看作最优秀的民族。根据法国学者艾田蒲记载,在启蒙时期西方学者的笔下，孔夫子与僧侣和神父们相敌对,甚至被刻画成能洞察一切。甚至精通物理学。欧洲启蒙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褒多于贬”，体现了上升期的欧洲对中国那种既仰慕艳羡又贪婪觊觎的印象和态度。
中国变色龙
七.未开化的中国人是怪异的
这部分由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亲华倾向和 19世纪初，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 “中 国式风格”热潮都已走到了它们的自 的变化。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 然规律路程 的尽头，令人完全失去了动力。 取代。 这不是突如其来的总的态度转变： 昔日震旦的辉煌 锦绣，由于嘲讽者的不断 1800年之前 对中国的赞誉并非处处存在， 抨击，由于鉴赏力不可 避免的转移，还由 而1900年之后对 中国的蔑视亦非普遍现象； 于对中国的真正了解的不断积累，而受到 因为国家之间的态度 很少是举国一致的， 磨损和撕裂。还有一个更为确实的因素可 除了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 态之外。但可 以看 作是导致这种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 以肯定地说，就在19世纪初期前 后，中国 这就是英国势力的增 长和随着国内工业的 在欧洲受欢迎的风潮开始告退。 发展和海外领土的扩张而产生的优越 感。
伽利奥特?佩雷拉伽斯帕?达?克鲁斯是佩雷拉的同胞葡萄牙马丁?德奥古斯丁会修士西班牙人三位作者都诚实地传达了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中华文明之辉煌灿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的汉学家们大多在传记中描述的中国都离不开繁华有一些学者设法使自己熟悉中国的文从而获得了有关该国的新知识
（副标题:《 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
四.中国与历史学家
这一章讲述了人们理想化的中国社会形象。这一社会被看作仰赖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的存在，这位君主 通过文官官僚政治能够确保中国所依据的那些圣哲理想永远存续。因而，伴随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儒教 国家之神话而来的，是 中国社会没有变化的另一神话。在两个神话中， 前者强调中国生活方式有道德上 的卓越之处，赋 予传教士以成功的希望，从而得到他们长期不懈 的培育。但后者对历史学家更有意义， 因为它给 他们提供了一个全然忽略中国社会的绝好借口， 对他们而言，研究一个处于“永远 停滞”状态 的民族的历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时值欧洲大陆正充分到它的飞速发展之际，这样一种有关中华文明 的观念主宰了欧洲人的 意识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把欧洲搅得乱作一团的工业 革命、科学革命和政治 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因 而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欧洲主要思想家心目中，中国 相形之下是静 止不动的。如果作者憎恨欧洲的动荡不安局 面，那么这种静止不动就会被视为一个美德。 甚至比如，在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一书中，中国就被描述为“一 个历经漫长的一系列时代而保 持一成不变的民族……一个 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受到一个法律制约、听从一位君主 统治的帝国，在长 达四千年的时间里持续存在，只经历了 一次革命；这个帝国具有如此特别的伟大之处，与它相 比，我自 然而然地倾向于贬斥其他一切民族。” 但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孔多塞和赫尔德为代表的对中国 表示鄙视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是让 亚洲蒙羞的，中国就好比一个经过防 腐处理的木乃伊，身上裹着丝绸，上面绘有象形文字：其 内在循环 类似于一只处在冬眠状态的榛睡鼠”。然而对于中国的认识，他们依旧不够全面，存在着错误。
天下与四夷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四、关于“世界”的想象与心情
十五世纪以后，哥伦布、麦哲伦成了
西方的骄傲，也成了西方人在“世界” 上的地位的象征，因为，这世界是我 发现的，当然我就是它的主人。
第一，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中终于有了一个完 整的球形的世界图像，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地球的 完整认识，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第二，他们在异地民族文化传统的比较中，确立了 自己处于中心的或较高的地位，在他们的知识谱系 中，特别是在当时普遍追求富庶、文明的价值观中， 由于 有了“未开化民族”、“东方人”、“蛮族” 等“他者”，于是确立了西方人自己的世界中心与 巅峰地位。 第三，由于对自己的地理与文化位置的秦镜确认， 使西方充满了把握世界的自信心。 这三点在近代西方知识史上，在确立自身价值的意 义上是很重要的。
左图：明刻《禹贡九 州图》 古代中国人想象，大 禹治水时所涉及的九 州岛，即冀、兖、青、 徐、扬、荆、豫、梁、 雍州，就是“天下”， 但是这个天下的空间 范围，实际上只包括 现在的河北、山东、 江苏、浙江、江西、 湖南、湖北、河南、 四川、山西、陕西等 等，大约是汉族人古 代聚居的地区。它和 华夏好像可以重叠， “夏”就是“雅”， 华夏，就是古代中国 人相信比较文明的地 方，就是“天下”。
传梁元帝画《职贡图》（唐人摹本） 其实古代中国对于外面的世界都很有兴趣，从 《逸周书· 王会》以来的各种文字和图画中，都 有关于异族和异国的记载，梁元帝的这幅画， 也是这种好奇的结果
中国第一张地图康熙年间绘
中国第一张地图康熙年间绘
作者：
来源：《人生十六七》2014年第06期
今年的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私人宴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并赠送了一件特别的礼物——一张中国地图。据默克尔介绍，那是“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据说这张地图与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实测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有着渊源。这张地图后面到底还有那些故事呢？
默克尔赠送的地图，可能是由18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霍曼及其家族成员哈斯“接力”绘制并保留下来的，内容是康熙初年的汉地十五省。该图的绘制基于法国地图学家德·安维尔在1734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册《中华帝国全志》。而德·安维尔的中国地图又基于《康熙皇舆全览图》。
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时期起，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渐渐增多。但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是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公元
1689年，一张从欧洲传来的缺少中国详情的亚洲地图让康熙帝受到触动。他决定利用西方来华传教士掌握的测绘技术，组织人力绘制一份全国地图。
这个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前期准备，公元1708正式开始。耶稣会的欧洲人、中国学者以及钦天监的喇嘛、理藩院主事等十余人参与其中。该图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余处，多处使用三角测量法，并使用了少量的天文测量法。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比例尺为1：40万。
十年后，全图初步完成，即《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实测全国地图诞生。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观(讲稿)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观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整个欧洲一种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流行欧洲100年的“中国热”。
中西方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是从19世纪开始的，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西风东渐，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西风东渐之前，有一股强劲的东风西渐。不少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那时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与鸦片战争以后那种落后、衰败的形象迥然不同。
很久以来，欧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进入16世纪后，大批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而他们带回的各种报告则直接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在众多传教士当中，利玛窦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就，也成为当时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18世纪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的无比惊羡。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各国教科书里的中国形象
各国教科书里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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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52期
外国人的中国观是如何形成的？专家说，教育和媒体的影响最为重要。那么，外国教科书中怎么写中国？了解了相关教材的内容后，我们便知道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各种看法的由来。
美国：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横加指责
美国许多中学都采用一本题为《世界历史与当今世界的关联》的教材，供10-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中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阅读。课本洋洋洒洒1000页内容里有60页是有关中国的，中国历史穿插在不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叙述。可以说，美国人从小就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中国的。
首先，看看美国中学历史书是怎么写台湾的。虽然美国政府称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但美国公众在谈到台湾时，很多时候仍将“台湾”和“中国”错解成了相对应的概念，他们不会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对应，也不会补充一句“中国台湾”。
何以如此呢？在美国教科书中，数次出现的“中国疆域地图”，商代的、秦汉时期的、元代的，一直把台湾模糊化。在书后的世界地图里，中国大陆和台湾是用深绿和浅绿两种颜色标示的。
其次，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问题。书中说，早在中国汉代，东西通商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汉朝把大量昂贵的丝绸输出到西亚。为了保护丝绸贸易，中国人一直保守丝绸制作过程的秘密。中国的统治者历来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允许他们在广州活动。中国卖给他们丝绸、茶叶、瓷器，换来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黄金和白银，造成巨大贸易顺差。1793年，英国人要求增加贸易权利，被乾隆皇帝拒绝，他说：“西方的东西找不出一件中国用得着的。”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_问题与领域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 有两种知识立场 . 一是现代的 ( 经验的知识立场 ! 二是后现代的 ( 批判的 知识立场 * 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 ( 方法上 ! 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 * 现代的 ( 经验的 知识立场 ! 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 ! 有理解与曲解 ! 有真理与错误 0 后现代的 ( 批判 的知识立场 ! 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 $! 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 ! 无所谓客观的知识 ! 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 * 在后现代的 ( 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 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 中国观是否 + 真实 # 或 + 失实 #! 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 ! 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 ! 在西方文化 语境中是如何生成 ( 如何传播 ( 如何延续的 * 蒙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 ! 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 说 ! 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 ! 直到伊比利亚扩张 ! 从 + 世界上最远的海岸 #1 指中国 2 带回最新的消 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 代 ! 新 消 息 与 旧 传 说 ( 知 识 与 想 象 ( 虚 构 与 真 实 ! 使 人 们 的 头 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 $ 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 ! 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 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 ! 但理想化的 " 大中华帝国 / 的形象已经出现 $ 它在某种程度 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 ! 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 $ 门多萨神父的 % 大中华帝国志 & 出版 ! 标志着契 丹传奇时代的终结 $ 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 $ 它塑 造了一个完美的 ( 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 ! 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 ! 而是总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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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人所绘地图里的中国见其中国观的变化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古希腊时代从至近代18世纪中期的欧洲人所绘制的地图里的中国进行简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从地图中体现出的欧洲人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并探寻其中蕴含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
关键词世界地图欧洲人中国观中西交流
一、前言
在中西交流历史方面，各位大家学者都做了诸多研究，从政治，文化，经济，思想，科技等各个角度都已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上课时老师曾提到的可以从西方地图里看中国这点启发了我，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学者曾经研究过这一方面，但仅仅是研究西方某一时期或者具体某一幅地图中的中国，而我认为我可以做的是在纵观西方地图绘制历史的基础上，得到欧洲人对于中国看法观念的变化历程，并且可以得出通过这些观念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的中西交流的历史。
二、中国地名见诸欧洲人所制地图之前
中国和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横亘其间是绵延的沙漠和起伏的崇山峻岭。长期以来，二者的文化是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成熟起来的。起初，二者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通过居住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口耳相传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欧洲才得以获得关于中国最初的认识，其中掺杂着很多神话与传说的成分。
公元前1世纪之后，由于路上丝绸之路的诞生，中西交流开始增强，古罗马人知晓有一个盛产丝绸，茶叶的民族在遥远的东方，并称其为“赛里斯”（seres），普遍认为该名称就是由丝绸的拉丁语（sere）演化而来，并且很多古罗马诗人在诗作里都提到了赛里斯。‘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①公元前37年维吉尔在他的《农事诗》里这样写道。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西方对于丝绸的故乡，有很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想象，例如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克泰夏斯的《史地书》中写道，“据传闻，塞里斯人与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十三肘尺（约6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②还有不少诗人作家将赛里斯描述为一个宁静祥和，气候温和的礼仪之邦，体现出
①Virgil , The Georgics, 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26
②戈岱司主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第6页
了古代欧洲人对于中国这个产丝之国的向往。
而在随后的老普林尼的巨著《自然史》中，他写道“亚洲的最东部有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的海岸线，北部是斯基泰人，南部生活着印度人，中间则生活着赛里斯人，赛里斯并非像此前人们说的在印度，而是在印度北部海滨。”①虽然他还记述了赛里斯人红发，能活到140岁等错误观念，但是至少在赛里斯的地域问题上有了一定进步。
公元一世纪中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欧洲人又了解到了一个叫“秦尼”（thinae）的东方国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首次提到了“秦尼”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秦尼人”,他们那里也盛产丝绸，②然而却并没有把“秦尼”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导致之后数百年“秦尼”和“赛里斯”并存的局面。
三、托勒密世界地图
公元二世纪，生活在埃及的古希腊著名天文及地理学家托勒密出版了他所描绘的世界地图（参见图一），收录于其煌煌巨著《地理学指南》的第八卷中，虽然他脑中的“世界”只有亚非欧及想象中的南方大陆，但是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将古代中国标于地图之上。实际上，托勒密画的图无一传世，保存至今的也只有这本著作的复制品且并未附图，但是由于书中收录了8000个左右的地名和经纬坐标，使得后世的人可以依据文字记载还原出地图。这幅地图里亚州东部标注“秦尼”和“赛里斯”两个地名，赛里斯在北，秦尼在南，赛里斯被群山所环绕，有几条大河流经，而南部的秦尼则是濒临一个跨越赤道的大海湾，其南面与南半球一个未知的大陆接壤，秦尼的重要城市被画在了南半球。由此可以看出，托勒密一定详细地参考了前人各种关于东方的描写，并对他们加以综合筛选，虽然此图中仍有许多诸如把斯里兰卡画得比整个印度次大陆还大，印度洋被画成一个封闭的内海等漏洞，但是其在确定中国地理方位上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在接下里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会的控制，在马可波罗之前，托勒密地图所表现出的一直都是欧洲人对中国比较先进的地理认知。
①Pliny(the Elder.), The Nature History, V olumeⅡ，Book Ⅵ，Whitefish: Nabu Press, 2010.p.36
②参见戈岱司主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第17-18页
图一：《托勒密世界地图》
四、中世纪T-O地图
在基督教会统治欧洲的中世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T-O地图，这种地图是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目的的，尽管宗教神学色彩非常浓厚，地理信息紊乱，但是由于其中都有涉及东亚的部分，所以对于研究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观念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十分有趣的。如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埃布斯托夫地图》(参见图二)，万幸的是有宝贵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使得后人可以再睹其真容。另外非常有名的还有《赫里福德地图》等，他们都是以亚欧非三分天下，中间的三大水系顿河，地中海和尼罗河构成T字型分开三大洲，由于信徒们普遍认为上帝就在遥远的东方，于是伊甸园，诺亚方舟等都被画在亚洲，而在《埃布斯托夫地图》中，代表中国的赛里斯则被画在伊甸园左下方，以两个赛里斯人在树上生产丝绸的场景来表征。这幅T-O地图的绘制年代推测为13世纪前期，可见这时欧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几乎同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同，一千多年的时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地图的左上角，有一个类似长城一样的四面封闭的方框，里面有两个凶恶之徒在啃食人肉。这是圣经中曾出现的反对上帝的邪恶之徒歌革和玛各，他们被认为就居住在中国北面
的严寒地带，且会在世界末日时入侵欧洲，而后来的蒙古铁蹄也进一步印证了欧洲的噩梦。
然而欧洲人为了宽慰自己同样臆想出了一位约翰长老，他是一位聂斯托里派的教徒且统治着远东大片区域，于是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约翰长老之国，担负着夹击邪恶民族的重任。①随着之后中西交流不断加深，这种神话中的认识直到明清传教士来华后才逐渐消除。
图二：《埃布斯托夫地图》
在13世纪末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为欧洲人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这是西方第一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翔实地讲述自己在中国游历生活的书，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出于元代的中国，其中对于杭州，他写道“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城市之冠。这里
①参见：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88-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