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翰林院与汉人关系

“抽称视草,推天子命之,史馆乖落,以串相监之。特书佐之流,有团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专而非非 是是也。 今者跪以扮林史馆为离逸,是工演誉而普旅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口 其言堪谓一针见血。也正因如此,虽然元世祖屡次征聘李冶,用翰林之职拉拢他,却都未能 奏效。 关于元代翰林国史院的日常工作情况,赓集《道园学古录》卷 17《刘赓神道碑》有如下 一段记载: “建元初,命官找皆有训,辞简古尔稚,嘴出于翰林,常分番上直或启从。而史馆方修太祖皇帝以来 实录,与江 金之遗史。故公自应奉(翰林文字)玲司徒长史,而沈不离翰林着,其职事非兄徽也。 ” 据此,翰林国史院的日常工作似乎比较繁重。但只要更多地检阅史料即知:虞集所言仅是一 时的特殊情况。在元代绝大部分时间里,翰林国史院都是一个十分闲散的机构。例如李谦 云:“玉堂多暇,日得考古论文,知其所未知,闻其所未闻,乐可胜既哉!”护苏天爵 云:“词林清华,无官守言责,日维撰著为职。 ”匆谢端云:“应奉(翰林文字),七品 官,清华优佚。编摩论撰之余,例三日始一集。集则自(翰林)待制以下相与杂坐吟啸,侯 官长至,升堂一揖而退。 ”@马祖常则记载:当皇帝北巡上都时,“永相侍省中,率百官, 咸以事从。 “一其为小心寅畏,赴走奉命,周敢少怠,而必至沐浴更上之日,乃得一休也。 催词臣独无他为,·一旬日不一署文书,夙夜虽欲求细劳微勤以自效,而亦无有。 ”由此他 威慨道:“然后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于思虑,而专以文字为职业,非如众有司务 以集事为贤者也”妙。就连管理翰林国史院院内事务的经历司,也是“簿书稀简,撤松不 闻,一旬之间,பைடு நூலகம்三至公署而已” 。妙正因如此,皇帝和蒙古大臣才都把翰林国史院称作 “养老之地”励。当时一些以翰林国史院为题材的诗篇,也往往极言衙署内的安舒和冷清角。 总之,事务的稀少、工作的闲散,都恰恰反映了实权的微弱。 还有一点需耍指出:元代的翰林国史院井不是由清一色的汉族儒士构成的,院中也有不 少蒙古色目贵族(参本文第一节所引山本隆义氏的统计资料)。 《元典章》新集《朝纲》, “不许隔越中书省奏启”条,摘引仁宗延赫六年(1319)的一份奏琉说:“钦惟朝廷诏浩, 既曾经由国史翰林,其承旨、学士等员,告带知制浩阶街,又有根脚大臣习知国朝典政者首 1 姚健《牧庵集》卷 4《送李茂卿序》把元代主要入仕途径归纳为三条:宿卫、儒、 吏。由宿卫入仕者“十之一”,由儒者“十分一之半”,由吏者“十九有半” 。元人这一类 的记载为数甚多,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元代各级官员之中,汉族儒士所占比例非常之小。 而对这一部分入仕的汉族儒士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具体而言,人仕的汉族儒士也分两类不同情况。 《元文类》卷 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 入官》载:“所谓儒者,姑贵其名而存之尔。共自学校为教官显达者盖鲜。 “一其以文学 见用于朝廷,则时有尊异者,不皆然也。 ”可见有一小部分入仕的汉族儒士,是靠“文学” 跻身于上层政权的。这批人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央机构,如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奎章阁学士 院、太常礼仪院、国子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声势最显赫的,无疑是翰林国史院。 根据日本学者山本隆义在其《关于元代的翰林学士院》一文中所作不完全统计:元代翰 林国史院成员中,汉人、南人约占 52%,蒙古、色目贵族约占 31%,还有大约 16%的成员族 属不明,但共中多数可以判定为蒙古、色目人¹。实际上,山本氏在这里很可能忽略了一个 问题:即元代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的官名大都相同,在史籍中往往难于分辨。º因而他 的统计资料里恐怕也包含了不少蒙古翰林院的官员。而在蒙古翰林院官员中,蒙古、色目贵 族自然要占大多数。所以,笔者认为:翰林国史院中汉人、南人的比例,应当比山本氏的估 计还要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元代,“翰林告极天下之选”» ,“宜选通经史、能文辞 者”¼,其成员自然非一般吏员能够担任,可以肯定绝大部分属于濡士阶层。因此,翰林国 史院也就成为元代汉族儒士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阵地。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本文企图对元代翰林国史院的职掌、权限、社会意义等问题作若干考察分析,从而由一个侧 面揭示元代上层政权中汉族儒士的实际状况。至于机构沿革方面的一些问题,限于篇幅,姑
元世祖即位之初,曹设立翰林院。第一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鸽认为“翰范 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上疏备陈修史的重要性,于是翰林院才正式兼修史之任,更名翰 林国史院。Á 此后,修国史(历朝实录和后妃功臣列传)就成了翰林国史院的一项主要工 作 ,以致有的记载就简单地以“管编修国史”@一句话来概括翰林国史院的职掌。元文宗 时,命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纂修政书《经世大典》,不少翰林国史院官员参加了这项工作。够 顺帝至正初年,诏修辽、宋、金三史。这虽已不属国史范围,但仍‘ “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 修,职专共事”O,参与纂修工作的官员来自很多机构,而实际负责者也还是翰林国史院官 员。0 二、典制语。早在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就任命王鹦为元代第一位翰林学士承旨, “制浩典章告所裁定” 。翰林国史院机构正式设立之后,起草制浩、 “代言以施命于四 方”,与修史、 “载事以传信于万世”一样,都是它的主要职掌。 元人记述说:“前代代 言之官,纂修之职,告号为清华之地。国朝合而为一,势严而势重。 ” “内则王侯之拜封、 百官之制谙,外则遣使四夷、怀柔远人,凡王命,言必以文。 ”0 另外像救赐碑文一类文 字,也大都由翰林儒臣撰定。 三、备顾问。 ·元世祖设立翰林国史院的意图之一,就是用它在政治上起顾问咨询作川。 宋降臣谢昌元请立门下省,世祖责备翰林学士王磐说:“如是有盘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 方后至之巨言之,汝用学问何为?” 王磐因病请致仕,世祖遣使慰谕说:“卿年虽高,非 任剧务,第安坐敬人耳。何以辞为?”勿程拒夫以质子身份入觑,世祖授以应奉翰林文字之 职,并对他说:“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巨邪正,宜皆为股言之。 ”À 成宗即位,征李谦 为翰林学士,也对他说:“股知卿有疾。 ”一卿当与谋国政,余不劳卿也。 ”@大德七年 (1303),“诏除集贤、翰林老臣预议朝政,其余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升散官一等致仕。 ”忍 当时每遇大的天灾,皇帝往往就耍专门咨访翰林国更院。 。故而苏天爵云“夫翰林、集贤, 祖宗所以优异儒巨,乞言议政而已”À。 《元史》本纪中就有很多翰林国史院官员参加朝政 集议的事例,这里不拟罗列。总的来看,他们所参与集议的事务范围很广,但尤以有关礼 仪、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务为多。甚至连军官服色这样的细小问题,翰林国史院官员也曹 参与讨论。函到元代后期,经筵进讲(即选择博学的官员为皇帝进讲经史)形成制度:“以 省、台、翰林通儒之巨知经筵事。 “一有公移,翰林国史知经筵者署之,仍用国史院印章, 奏为著令。 ” 。于是经筵进讲也成了翰林国史院备顾问职掌的一个重要方面。 翰林国史院的主耍职掌,基本如上所述。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院中的汉族儒士所赖以 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途径。这种途径,大体上有两条: 一、元代翰林国史院中的汉族儒士,因负有典制诗、备顾问的职掌,往往与皇帝较为接 近,也就有较多的机会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和看法。例如阎复在翰林,、 “帝屡召至榻前,面 撇召旨” ,甚至成宗择相也询问他的意彰产甸三主鹤在承旨时,“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 人之贤不肯,省板言正论,无所顾忌” ‘窦默任翰林侍讲学士,“至其关国家大计,则面 斥权贵不少挠,虽古之汲黯、朱云无以加之”@。赵与票在翰林,“每视职 i 青望近,· “„故 所言常若 8l]切无隐”@。王挥授翰林学士,“凡预庭议,知无不言” 。赵晨“自入翰林, 恒似时事为念,数敷陈便宜。 “一每遇台省大臣,必反复言之,听者厌闻而公不恤也”À。 他们的意见,在不少情况下也能被采纳。例如王磐供职翰林时,疏请罢转运司,获准。后 “方伐宋,凡惟握谋议有所未决,即遣使问之。磐所敷陈,每称上意” 。 “江南既下,公 王磐)言禁敢军士、选择官吏、赏功罚罪、推广恩信,所以抚安新附、消弧寇盗之策甚备, 告略施行之” 。阿合马欲罢按察司,也因王磐硫争,得不罢 。欧阳玄任翰林待制时,“条 时政数十事,实封以闻,多推行之”@。这一类记载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大体上还是可信 的。 二、元代翰林国史院中的汉族儒士,主要是承旨以下到直学士诸官,往往有荐士之权。 元朝前期不行科举,儒士多由荐举得进,其中由翰林国史院保荐的就为数不少。例如前面一 再提到的元栩第一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鹦,一次就保奏二十余人为随路提举学校官。 翰林国 史院初立时学士以卞官员,也大多由他保举,故而元人称他“主盟吾道,奖进后学,推毅人
材,布列台阁” 。徐一泄隆“在翰林、太常,所荐僚属多海内名士” 。王磐久官翰林,元 人称“荐举成材、奖励后进,则王公司其权矣”Á。滕斌为承旨徐淡所荐,乃作谢启称烦徐 瑛“其能公吾道之权衡,不营司人材之命脉”@。王构“于史馆辟署无虑数十人,今相摄清 要,告门下士” 。袁桶征翰林,“喜荐士,士有所长,极「1 称道”O。他们的荐士权,最 主要地表现在保荐本院僚属上。例如李谦、阎复由王磐荐为应奉翰林文字,李之绍为马绍、 李谦所荐,曹元用为阎复所荐,揭溪斯为程拒夫、卢挚所荐,均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袁摘 由阎复、程柜夫、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穆。但也有不少保荐院外官吏的例子,如梁令 即为王鹦所荐,“辟中书左三部分史” 。正因翰林国史院官员有荐士之权,所以求仕者就 常常千方百计买通、贿赂他们,以求保荐。 《历代名臣奏议》卷 67“治道”门,载大德时郑 介夫所上奏疏,揭露这种情况说: “如牟应复轻薄无行,傲狠不才,切历下州学正,厚鹅阎承旨,保称亡宋故官之于,便得珍升路选。 者,但获缘翰林、集资院,求一保关,不间人物根脚,即加盛奖过褒。关节既到,随准所拟” 。 “又如去岁上命写金字经,从札部与翰林院官选择宇徉。一时奔竟,喧哄京师。各投门下,百计经 营。 卿、学士张师道,至下如应奉邓警之,奏差张士开,数家之门,赔赔公行。 ” 自是援例 侍郎离且 郑介夫的揭露,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论点。事实上,即使到科举制推行以后,翰林国史院 官员仍然承担过荐举守合的任务。 3 元代翰林国史院的渊源是前代的翰林学士院。这一机构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二十 六年(738),“专掌内命” ,无品秩,被看作夭子的私人机构,有“玉堂”之美称。 而 且在唐朝后期,它实际上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重耍决策机构,即所谓“至德以后,天下用 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告自中出”函。翰林学士“选用益重而礼遇盘亲,至号为内 相”@。至宋,“亦采词藻以备斯选” 。两宋的翰林学士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很活跃,但由 于社会局面的安定和学士院机构本身的正规化、凝固化,其权力实际上已开始受到限制。宋 人关于翰林学士院的记载也因而常常仅强凋它清要性的一面。 金代的翰林学士院就进一步 完全成.T 朝廷里的普通衙门,院官员额、品级都有详细规定。清人云“于是词巨邃设为专 制,À。当时翰林学士被视作难以充分发挥政事才能的“文雅之职妙 ,可见其权力缩减之 一斑。 到元代,这种趋势有滑无减。翰林国史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仅仅是一个实权甚微的 清要机构。修国史的职掌,基本无实权可言,不言而喻。就典制浩来说,元制:“凡有玺书 姗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共国字副之” 。这也就是虞集所说的“诏浩出于代言者之 手厂次循文而附诸国语”¿。这项工作由“掌译写一切文字” 的蒙古翰林院完成,而统治 者对这道关口是非常重视的。 《元史》卷 27《英宗纪一》载:延枯七年(1320)十月己已 林院泽诏,关白中书” 。同书卷 1(l2《刑法志一》也载有专门规定:“诸翰林院应译写 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议其稿。其文卷非态远军情重事,#从监察御史考阅之。 ”(笔者按: 这两条材料提到的“翰林院”,因主管泽诏,显为蒙古翰林院无疑。参阅本文注º。)北宋 时的翰林学士可以借草诏之机“舞文容奸”@,蒙古早期的必筒赤也能利用写文书的机会 “行其私愈” 。而对元代翰林国史院的官员来说,诏书起草后,要经蒙古翰林院译写,再 受省合检查,从中弄权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至于备顾问的职掌,实际上也往往是形式。翰 林儒臣提出的建议是否被采纳,他们自己并无把握。其“荐士”之权,也要服从于元朝统治 阶级总的用人政策。元代中央机构多可辟士,翰林国史院不过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与蒙古贵 族大批通过侩薛充任高官的情况相比,这点“荐士”之权就更是微不足道了。另外,到元 代,翰林国史院设置于宫外@,与一般的朝廷机构相同,因此与皇帝的接近也是有限的,至 少远不如在宫廷里充任快薛的蒙古贵族。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翰林国史院是一 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机构。李冶的意见可以作为代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