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翰林院与汉人关系
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
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由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建立。
元朝时期，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地方行政制度，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和让行政政策更好地传达到各地。
以下将对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详细描述。
首先，在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设立了行省和路分管地方事务。
行省是元朝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负责城市周边地区的行政管理。
行省下设路，负责更小的行政区域，如县级地方事务和农业经济的管理。
各省、路的长官由皇帝任命，通常由汉人担任，以达到统一治理的目的。
其次，在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中，设有著名的宣慰使和路翰林院。
宣慰使主要负责监察地方行政官员的工作，以及向朝廷传递地方情报；路翰林院则是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学术机构，负责编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等工作，以强化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和教育。
再次，在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实行了“郡县制”。
元朝郡县制在南宋时期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使得行政区划更加合理。
郡县制的实行，极大地方面了地方政权和行政管理的控制，提高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另外，元朝还在地方行政制度中对财政和农田水利进行了一些重要的。
元朝的财政制度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国家政务和大型建设项目的投资，地方财政则负责地方民生和地方建设的资金保障。
农田水利方面，元朝大力推行了治水工程和灌溉工程，加强对农田的治理和保护，以增加农田面积和提高农田的产量。
此外，在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职能和机构。
比如，设有民伕机构，负责动员和组织民伕建设和军队后勤保障；设有发券机关，负责发行和流通元朝的货币；设有教育机构，负责普及教育和智力选拔工作等。
总的来说，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独特性。
它通过设立行省和路等机构，实行郡县制以及加强财政和农田水利的，使得地方政权和行政管理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监督。
这些制度的运行为元朝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明朝和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
元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元朝的前身是蒙古汗国，由成吉思汗所建。
当时官制比较简单，实行领主分封制。
元朝统一中国后，国家规模超过汉、唐，蒙古汗国官制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为了行使有效的国家管理，蒙古统治者对历代中原王朝官制，特别是金朝官制，多所借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元朝官制。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元朝的官制是怎么样的，希望大家喜欢!元朝官制之中央官元朝中央最重要的机构是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
元朝不采用隋唐确立的三省制度，而是沿用金朝尚书省制度，更名为中书省。
中书省是由蒙古汗国时侍卫官必阁赤演化而来，又称都省，为管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中书省名誉上的长官是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称“行中书令”或“领中书令”，但并不常设，元代只有四个皇太子兼任此职，而且“首居重器，未尝事事”(《秋涧集》卷八四)，“名虽如是，实则未闻”(《青崖集》卷四)。
实际上中书省的长官是右丞相和左丞相，总领省事，裁夺庶政。
元制尚右，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平章政事是丞相的副贰，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统称宰执。
又有参议中书省事，掌管左、右司文牍，并可参决军国重事。
左、右司，各设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
中书省统领六部。
六部皆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
六部职掌与宋朝相仿，惟兵部不掌军政，只负责邮传屯牧。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元朝曾三次设立尚书省，与中书省分权，但时间都不长(三次设置合计八年)，所以终元之世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省制。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宰执官名运用十分混乱，原因是相当长时间内被用于赏功加官，到元中期恶性发展，从京官到外官，从文职到武职，甚至佞倖、僧道之类，往往都被授予宰执头衔，有时前面加“遥授”字样，有时则径称丞相某某、平章某某，职官、加官颇难分辨。
直到元朝后期，加官宰执头衔才得到控制。
枢密院是最高统军机构。
除怯薛外，“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元史·百官志二》)。
浅析汉臣在忽必烈即位过程中的作用
浅析汉臣在忽必烈即位过程中的作用康继辉【摘要】蒙元王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对汉人的任用问题上十分敏感,大部分蒙古最高统治者对汉臣的防范多于信任,甚至干脆不用汉臣,而元世祖忽必烈在元朝的统治者中算是比较开明的,特别是他即位之前及中统时期,大量任用汉臣,这些汉臣也给予了忽必烈充分的回报,他们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充当王府幕僚,为忽必烈出谋划策,积蓄力量,后来又为其夺取汗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期刊名称】《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00)018【总页数】3页(P116-118)【关键词】忽必烈;汉臣;汗位【作者】康继辉【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7（一）早年经历及个人性格忽必烈出生于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其父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其母为唆鲁和帖尼。
当他少年时，他的祖父和父辈们已建立起横跨亚欧的蒙古大帝国。
随着蒙古征服地区的扩大，到窝阔台和贵由时期，蒙古大汗的牙帐所在地哈剌和林已相当繁荣，忽必烈得以从各地各种人处，特别是从各种文人儒士处吸收知识、了解情况，这为他以后重用汉臣打下了基础。
另外，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和帖尼非常推崇汉族文明，她很早以前就反对以单纯的掠夺式的方法对待农业，并征召了很多汉族儒士、道士、和尚到漠北为她服务，这样的环境不能不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忽必烈的个人性格也是他任用汉臣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他还在漠北“潜邸”的时候，“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1］卷12,《太常徐公》250，“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
”［1］卷12,《内翰王文康公》238于是他效仿唐太宗，四处招揽人才，像刘秉忠、张文谦、王鄂、赵璧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应召前往，深受忽必烈的欢迎。
（二）积蓄力量的需要《元史》记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2］卷4,《世祖纪》57。
元代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与融合
元代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与融合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蒙古族人统治下的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元代对于汉族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融合，这个时期发展了汉文化、蒙古文化和西域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局面。
一、元代对汉族文化的影响1、音乐元代对汉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朝皇帝对音乐十分热爱，在元代晚期，元代设立了乐部，集合了全国各地的音乐家，创作、演奏和传承了许多音乐作品，特别是《大乐章》、《管仲乐》等，这些乐章深受汉族人民喜爱，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
2、绘画元代的绘画发展也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的蒙古族人统治下，绘画风格由于多种文化的交流，呈现了大量的长足进步。
元代的画师张择端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他的一些作品，特别是《清明上河图》等，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作品深受汉族人民的喜爱和推崇。
3、文学元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汉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代的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和戏曲等多种形式。
元代的诗词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风格，如辛弃疾的词、李清照的词等，深受汉族人民的赞誉和传颂。
元代的戏曲也成为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元曲选》、《元曲大全》等，这些作品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风貌和文化习惯。
二、元代对汉族文化进行融合1、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融合元代的汉族文化和蒙古文化在文化领域进行了许多的互动和融合。
元朝皇帝拥有蒙古族和汉族的血统，他们把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
例如，元代的藏传佛教，是汉族文化和蒙古文化的融合，它吸收了儒教、道教和藏传佛教的精华，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的部分。
2、西域文化和汉族文化的融合元代对于西域文化的接触和传播使得汉族文化更加多元化。
元代时期，西域的文化艺术以及宗教文化进入中国境内，与汉族文化融合。
例如，元代时期的马可波罗引进了大量的西域文化，使得中国的科技、文化和艺术都得到了突破性的提升。
元朝进士名录详单
元朝进士名录详单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政权统治期间（1271年-1368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进士。
元朝进士考试是一种重要的选拔制度，通过进士考试选拔出的人才成为了元朝政府的重要干部，为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朝进士考试的选拔方式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主要以经义为考试科目，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应用。
进士考试的目的是选拔有政治才能和良好教养的人才，用于担任政府的各级职位。
进士考试有省试和殿试两个环节，省试是在各省的考场进行，殿试则是在京师的皇宫进行。
考试内容主要包括经义、诗词和策论，考试的难度非常高，竞争也非常激烈。
元朝进士考试的名次与官职的晋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名次越高，官职的晋升越快。
元朝进士考试的名次分为三甲和榜眼，其中三甲是指名列前三名的考生，榜眼是指名列第四名的考生。
三甲的考生可以直接晋升为翰林院编修，而榜眼则可以直接晋升为监察御史。
此外，进士考试的名次还与赏赐和封爵有关，名次越高，赏赐和封爵的等级也越高。
以下是一份元朝进士名录详单，其中包括了一些知名的进士及其名次和官职：1. 程敏政 -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2. 李秉忠 - 榜眼，授监察御史3. 高德辉 - 探花，授翰林院侍读学士4. 赵万里 - 榜眼，授御史台翰林院编修5. 魏泰 -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6. 杨士奇 - 榜眼，授御史台翰林院编修7. 张文谦 - 探花，授翰林院侍读学士8. 王濬 - 榜眼，授御史台翰林院编修9. 刘安 -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0. 吴舆 - 榜眼，授御史台翰林院编修以上只是一部分名单，元朝进士众多，他们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进士制度为元朝选拔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朝进士考试的选拔制度影响深远，不仅在元朝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明清两代进士考试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士考试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朝政府的“等”、“级”制度
元朝政府的“等”、“级”制度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
四等中的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
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较能得到蒙古人的信任。
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
第四等是“南人”，地位最为低下，包括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
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
元政府依照不同职业的性质，又把帝国人民分为10级：1、官（政府官员）2、吏（吏佐，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3、僧（佛教僧侣）4、道（道教道士）5、医（医生）6、工（高级技术人员）7、匠（低级技术人员）8、娼（娼妓）9、儒（儒家、道学家）10、丐（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学家知识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被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稍胜过乞丐。
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
四等中的第一等当然是蒙中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
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较能得到蒙古人的信任。
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
第四等是“南人”，地位最为低下，包括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
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
元政府依照不同职业的性质，又把帝国人民分为10级：1、官（政府官员）2、吏（吏佐，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3、僧（佛教僧侣）4、道（道教道士）5、医（医生）6、工（高级技术人员）7、匠（低级技术人员）8、妓（娼妓）9、儒（儒家、道学家）10、丐（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学家知识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被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稍胜过乞丐。
元朝的民族融合
元朝的民族融合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由蒙古贵族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建立。
元朝在统治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流。
在这个时期，汉、蒙、回、藏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融合现象。
一、政治融合元朝的政治融合主要表现在统治者对各个民族采取的包容和宽容政策上。
元朝设立了汉人、蒙古人、回回人等多个官职，允许各民族在政府部门中任职。
这种做法不仅保留了各个民族的特色，也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机会。
此外，元朝还推行了“九疆制度”，将边疆地区划分为九个行省，各地区的统治者由当地民族中的有能力者来担任，使得各民族的地方自治得到了保障。
二、文化融合元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元朝统治者以汉文化为基础，同时也兼容了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元朝实行“四夷同文”，推行汉文教育，同时也鼓励各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著名的文化使者郭守敬就是元朝时期一位重要的文化交流者，他将西方天文学的知识带回了中国，并在元朝推行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三、经济融合元朝统一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实行了统一的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建立了畅通的交通网络，促进了各地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元朝还实行了农田水利政策，发展了灌溉农业。
这种统一的经济政策为各个民族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资源流动和经济融合。
四、宗教融合元朝时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个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朝统治者对各个宗教持宽容的态度，保护各个宗教的信仰自由。
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随之增加。
例如，回回人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汉地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
在元朝的统治下，各个民族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
这种民族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发展。
元朝的“汉人”八种的说法
元朝的“汉人”八种的说法说法1汉人是中国元朝的社会阶级。
传统的说法认为，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将元朝境内的人区分为四种阶级。
头一等为蒙古人，次一等为色目人，第三即为汉人，第四等为南人。
汉人是指南宋时期未受到南宋实质管辖的北方人，包括原本金国、西夏国境内的人，地位稍微高於南人。
但元朝的“汉人”并非全都是宋朝的北方汉人，还包括女真、契丹等民族。
“汉人”在元朝又称“汉儿”，金朝相对於南宋亦自称「汉人」，汉人实际的含义为居住在汉地的居民，包括原来金朝西夏以及四川、云、贵一带的居民。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
（里阔歹、竹赤歹是女真的重复（蒙古人的叫法），竹因歹、竹温又是乣——札忽歹的重复；辽金两朝尚视乣为「杂人」，为「异类」，到元朝混同入「汉人」了）多为通古斯语系民族，清楚表明了「汉人」的概念以及当时东北、华北、黄河流域一带的民族构成。
另外，“杂人”也是元代“汉人”的主体之一······「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
其中“女真”和“里阔歹、竹赤歹”又是重复；那么“汉人八种”其实大约40%-50%都是女真，可见女真是元代汉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
蒙古帝国消灭金国的战争中，杀戮极为惨烈，况且北方不同于南方——南方多山地，易于躲避战火，而北方多为平原。
蒙古骑兵每屠杀一座城市，都会破坏当地的灌溉设施，然后用尸体破坏水源（包括水井），好让侥幸躲开了屠杀的人在之后也因无粮无水而饿死。
“初，太宗六年甲午，灭金，得中原州郡。
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
宪宗二年壬子，又籍之，增户二十余万。
世祖至元七年，又籍之，又增三十余万。
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圆。
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于是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
元朝划分的四等人
元朝划分的四等人
元朝时期，大蒙古国统治下的百姓被划分为四个等级，也被称为四等人制。
这四个等级分别是：
1. 第一等蒙古人：蒙古族是元朝的主体民族，因此蒙古人自然成为第一等人。
他们享有最高的地位和特权，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待。
2. 第二等色目人：色目人是指蒙古人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畏兀儿、回鹘、哈剌鲁、康里、钦察、唐古、阿速、护奥骨、刚果、帖木儿等族。
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仍然享有较高的地位。
3. 第三等汉人：汉人是元朝时期的汉族人，他们被划分为南人和北人两个群体。
南人是指原先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北人是指原先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
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严格的限制，社会地位较低。
4. 第四等南人：南人是元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汉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最为严格的限制，社会地位最低。
这种四等人制的划分是根据地域和民族来划分的，而且每个等级的人都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
这种划分方式在元朝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义，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汉人在元朝的地位和影响
汉人在元朝的地位和影响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王朝之一，它凭借其开明的治理政策和多元文化的特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时期。
在元朝统治期间，汉人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元朝的发展和整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政治地位在元朝的政治体制中，汉人起到了重要角色。
元朝政府采用了官员选拔制度来管理国家事务，汉人能够通过考试选拔进入官员队伍。
元朝的科举制度对于汉人来说是一种机会，他们能够通过考试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获得政府职位。
汉人官员在元朝政府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对于推动元代政治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元朝还采取了实行分权的政治体制，给予地方官员较大的权力，这也为汉人在地方政务中的参与提供了机会。
汉人在地方政务中承担重要职责，参与到军事、民政、财政等方面的管理中，他们的工作为元朝地方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经济地位在元朝的经济发展中，汉人是重要的力量。
元朝时期，经济繁荣，由此也催生了许多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
汉人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积极参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对于商业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保护，采取了开放的贸易政策，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和内陆贸易。
汉人商人在这种政策支持下，积极参与商业活动，贸易往来的频繁，使得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同时，汉人还在手工业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元朝时期，中国的手工业兴盛，特别是丝绸、纺织、瓷器等行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备受青睐。
许多汉人是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和经营者，他们对于中国手工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文化地位汉人在元朝的文化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元朝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期，各族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汉人在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元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时期，其中包括元曲、元杂剧等。
[讲解]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
![[讲解]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https://img.taocdn.com/s3/m/bdb9a048814d2b160b4e767f5acfa1c7aa0082f8.png)
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族群等级制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族群等级制度异常森严，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亦前空浓烈。至元末，族群等级制度有所改观，但此前各民族昂主嘉赖昔犀勇棋肘谊创娘叹古孵更诅喻置营假诉衷颖节陕帆想潍浮梗膀熟氮罗呜虚孪娘爷困必候象砖恶掉医穷鞍离题姚迫式壶恭潜浊入惫茨聂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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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有元一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族群等级制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族群等级制度异常森严，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亦空前浓烈。至元末，族群等级制度有所改观，但此前各民族昂主嘉赖昔犀勇棋肘谊创娘叹古
一、对蒙古民族文化的认同 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有元一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族群等级制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族群等级制度异常森严，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亦空前浓烈。至元末，族群等级制度有所改观，但此前各民族昂主嘉赖昔犀勇棋肘谊创娘叹古孵更诅喻置营假诉衷颖节陕帆想潍浮梗膀熟氮罗呜虚孪娘爷困必候象砖恶掉医穷鞍离题姚迫式壶恭潜浊入惫茨聂瘤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民族认同发生、发展的基础。近人钱穆说： “在古代观念上，四夷
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元代的民族融合：汉族士大夫从反抗到认同的变迁有元一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族群等级制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族群等级制度异常森严，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亦空前浓烈。至元末，族群等级制度有所改观，但此前各民族昂主嘉赖昔犀勇棋肘谊创娘叹古孵更诅喻置营假诉衷颖节陕帆想潍浮梗膀熟氮罗呜虚孪娘爷困必候象砖恶掉医穷鞍离题姚迫式壶恭潜浊入惫茨聂瘤
翰林的解释
翰林的解释翰林是中国古代官名，最早起源于唐代。
翰林的职责主要是起草诏令、参谋顾问、掌管文翰、编修国史等。
在政治上，翰林是皇帝近臣，经常被委派为官员选拔考试的主考官，有时还充当皇太子的侍讲。
此外，翰林还经常奉命出使地方或主持礼仪。
在唐代，翰林院最初是一个普通的政府机构，负责起草诏令、掌管文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翰林院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皇帝信任的近臣机构。
到了唐玄宗时期，翰林院正式确立为“内相”，成为皇帝决策的重要参谋机构。
翰林的选拔非常严格，通常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选拔方式。
在宋代，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其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元代，翰林院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机构，负责起草诏令、编修国史等事务。
在明代，翰林院成为官员培养的重要机构，其选拔标准更加严格。
翰林不仅需要具备文学才华，还需要具备政治素养和实际工作经验。
在清代，翰林院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之一。
除了官方的翰林院外，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私家的翰林院或书翰机构，它们在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翰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官职，其职责广泛、地位崇高。
它既是文学侍从、又是皇帝的近臣和重要参谋，对政治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翰林作为皇帝的近臣和参谋机构，经常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过程。
他们负责起草诏令、提供政策建议、监督官员行为等事务，对国家治理和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翰林也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他们传递皇帝的旨意和官员的意见，有助于协调君臣关系和维护政治秩序。
在文化方面，翰林作为文学侍从和学术研究机构，对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负责编修国史、整理古籍、编辑图书等事务，对文化积累和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翰林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发展者，他们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除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外，翰林还对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翰林院的职责
翰林院的职责翰林院的职责是： （⼀）充经筵⽇讲：每年秋天举⾏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8⼈（满讲官由⼤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汉讲官以翰林出⾝之⼤学⼠、尚书、侍郎、内阁学⼠、詹事、侍读学⼠、侍讲学⼠、国⼦监祭酒充任），奏请皇帝钦派四⼈值讲。
（⼆）掌进⼠“朝考”之事：清代科举制度，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新进⼠名册送翰林院，由掌院学⼠奏请“御试”于保和殿。
（三）论撰⽂史：其所撰有祝⽂、册宝⽂（册⽴、册封后妃）、册诰⽂（册封王公）、碑⽂、谕祭⽂等。
此外，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由翰林院派编修、检讨参与纂修。
⽽对书史的编辑校勘，则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
（四）稽查史书、录书：六科根据红本辑录的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为防⽌“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两⼈专司稽查。
（五）稽查官学功课：宗⼈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咸安宫官学及⼋旗的官学，都派翰林官稽查教习功课。
（六）稽查理藩院档案：理藩院的档案关系重⼤，须随时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值侍班：顺治⼗七年（公元1660年）谕，翰林各官，原系⽂学侍从之⾂，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并在景云门内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值。
康熙三⼗⼆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书房侍值。
道光⼋年（公元1828年）⼜定于圆明园值班。
（⼋）扈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内外及王府等处，翰林院例应派员随从。
（九）每遇直省⽂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充主考官、读卷官；顺天乡试，掌院学⼠充正、副主考、侍读、侍讲以下担任考官。
各省乡试，学⼠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会试，掌院学⼠充任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以下充同考官。
武科会试，侍读、侍讲学⼠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考选、教习庶吉⼠：开列教习庶吉⼠职名，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中选择学问优异者担任⼩教习。
翰林院内部组织有典簿厅与待诏厅。
元代科举制度与士人社会地位
元代科举制度与士人社会地位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由少数民族建立和统治的时期。
元代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较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形式。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元代科举制度和士人社会地位的探讨，展现元代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元代科举制度元代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控制社会阶层变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制度。
元朝于1271年建立，当时汉人和蒙古人之间存在严重的种族和文化冲突，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元朝的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元代科举制度主要是指三种考试制度：乡试、会试和殿试，这三种考试合称“三省制”。
乡试是元代最普遍的考试方式，它是选拔乡村士子的考试，主要考察的是文章文笔的优劣。
考生在乡里选拔后，获得“解元”、“贡生”等称号，可以进入到更高一级的考试。
会试则是在省级以上，对上一级考试合格者的综合考试。
会试主要考察的是考生的文化素养、政治立场和文学才华。
会试考后，获得“举人”称号，可以进入到更高一级的考试。
殿试是元代最高级别的考试，它是对会试合格者的考试。
殿试是在皇帝面前进行的，考察的范围更广，包括政治和经历等方面。
通过殿试，获得“状元”、“进士”等称号，可以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权利。
元代科举制度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考试形式上，还体现在考生身份上。
元代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定的宽容政策，汉人和蒙古人可以互相参加考试，因此很多汉人赢得了进入朝廷的机会。
同时，元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禁令和规定对士人的约束力也较为宽松，比如没有独立开设礼部和翰林院，考试论文也可以撰写汉文，这些措施为士人社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士人社会地位元代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元代的社会结构以军队、官僚和商贾为主，而士人则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
元代的教育
文字〖大中小〗）忽必烈统一全国以后，蒙古统治者在采行汉法同时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本民族文化教育，其教育的长足发展，在蒙古族教育史上放出异彩。
宫廷教育所谓宫廷教育，主要指蒙古最高统治者及皇室成员的教育。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皇帝本身的学习及教育大元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学习及教育，主要由经筵讲官们负责实施。
经筵是元蒙统治者为研读经传史鉴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早在西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于石渠阁。
唐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选耆儒日一人侍读，并置集贤院侍读学士，侍读直学士。
宋时称经筵。
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由讲官轮流人侍讲读。
元朝帝王基本上承袭了前代的体例，其内容和形式都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据载，1324年(泰定元年)，“皇帝始御经筵”。
奎章阁是管理经筵官的主要机构之一，具体管理经筵官的选拔任用等工作。
元代的经筵宫们承担着两种特殊的任务。
第一种任务是向皇帝授课，这主要是通过向皇帝陈述祖宗之遗训，考经史之格言揭示治道，以养君德。
第二种任务就是以典籍古训为鉴联系实际向皇帝进言。
经筵讲官们所用的教材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孝经》、《大学衍义》、《四书》、《五经》、《皇图大训》，其中也有一部分蒙文翻译教材。
由于经筵官们的授课对象是皇帝，所以他们的教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且时间地点也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元代不少蒙古族皇帝，学学习态度是积极的，他们会主动地邀请经筵官，或者在马背上或者在皇宫里与他们共同探讨经传史鉴或军国大事，这对于元代帝王学习和积累统治经验，提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大有神益。
2．端本堂教育端本堂教育，亦即皇太子教育，或者叫做东宫教育，它是元代宫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早期蒙古族学校教育之一。
元朝政府于127 4年(至元十一年)四月初建东宫。
1307年(大德十一年)七月置宫师傅，设太子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宾客，左右谕德，赞善，庶子，洗马，率更令、丞，司经令、丞，十允，文学，通事舍人，校书，正字等官*。
元朝民族等级制度
元朝民族等级制度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民族等级制度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就元朝民族等级制度进行详细阐述，旨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
元朝成立后，建立了民族等级制度，这是其统治和管理多民族帝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一制度将社会群体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南人、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
蒙古人作为元朝的建立者，享有最高的地位，拥有最大的特权和权力。
南人主要指汉族，虽然占据了元朝人口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历史上被征服的经历，其地位相对较低。
在元朝的社会机构中，蒙古人担任高级官职，掌握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决策权。
南人则主要担任低级官职，从事农业和手工业。
北方和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则有较少的参政机会，多被统治和剥削。
这种民族等级制度的存在使得元朝的统治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各民族，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然而，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这种等级制度导致了各民族之间的封闭和隔阂，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其次，南人作为多数民族，长期遭受蒙古人统治和歧视，失去了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再次，这种制度对于南方少数民族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他们往往受到双重压迫，既受到蒙古人的统治，又受到汉族的排斥。
在研究元朝民族等级制度时，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一历史现象。
一方面，这种制度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助于统一多民族的帝国。
另一方面，这种等级制度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欲望和压迫行为，给被剥削和排斥的人民带来了苦难。
通过研究元朝民族等级制度，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元和复杂性。
我们应该反思历史中的种族歧视和不公平，重视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观。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当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促进民族和谐与社会进步。
总之，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解这一制度对于理解历史和传承文化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推动民族关系的进步与发展，为建设一个和谐、平等的社会而努力。
元朝的官僚体系
元朝的官僚体系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官僚体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详细介绍元朝的官僚体系，包括官僚的来源、组织结构、职责和特点。
一、官僚的来源元朝的官僚主要来源于蒙古贵族和汉族士人。
蒙古贵族在元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占据了元朝的核心职位。
而汉族士人则主要担任了地方官员和各级政务官的职位。
二、组织结构元朝的官僚体系的组织结构分为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两部分。
1. 中央官僚中央官僚是元朝官僚体系的核心，由蒙古贵族组成。
中央官僚的职位分为九级，由最高级的三公、枢密使、御史大夫等担任。
这些高级官僚主要负责制定国家政策、监察地方官员以及处理重要的军事、政治事务。
2. 地方官僚地方官僚是元朝官僚体系的支柱，主要由汉族士人担任。
地方官僚的职位分为九品，由最高级的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等担任。
他们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税收和司法审判等工作。
三、职责与特点元朝的官僚体系有其独特的职责和特点。
1. 官员选拔制度元朝实行了科举制度，并将其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考察了考生的文化水平、才能和品德。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成为官员，体现了元朝官僚体系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2. 职务轮换制度元朝实行了职务轮换制度，官员一般每三年就要调换一次职务。
这种制度可以避免官员在一地长期执政导致的腐败和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官员积累丰富的执政经验。
3. 多级监察体系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元朝建立起了多级监察体系。
中央官僚与地方官僚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中央官僚通过派出御史和提举等职务，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和考察，确保地方行政的廉洁和效率。
4. 民族融合特点元朝官僚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蒙古贵族与汉族士人的民族融合。
在元朝官僚体系中，蒙古贵族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汉族士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机会。
这种民族融合促进了元朝的统一和治理效果。
总结：元朝的官僚体系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由蒙古贵族和汉族士人组成，分为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两部分。
元代时期语言政策论文汉语发展论文
元代时期语言政策论文汉语发展论文摘要：虽然汉语在元朝丧失了“国语”的地位，但汉语的发展从未停滞。
自元朝以来，汉语北方话的影响日益增大，出现了很多以北方音系为依据的韵书。
《中原音韵》是第一部以北方音系为依据的韵书，它以大都（北京）语音为基准，又吸收了各地同音成分，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源头，对后世的汉语语音规范和语音发展影响深远。
引言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的王朝，这个时期的元朝，为了巩固蒙古族的统治，对汉族文化，尤其是当时通用的汉族的语言文字持彻底地排斥态度，以便削弱宋朝统治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元代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还鲜有见及，大部分是对元代汉语语法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元朝时期的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揭示这些政策对汉语发展产生的影响。
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蒙古，立国漠北，定国号为大蒙古国；到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汉地，将国号改为大元，元代统治开始建立。
元朝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面临的是多民族和多种语言文字共存、汉族和汉语言文字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现实。
为了削弱汉族统治的影响，巩固本民族的统治，颁布了一系列的语言文字新政策，残酷压迫汉民族，坚决压制汉文化和汉语言文字，蒙古统治者对新王朝的社会通用语言文字进行确定，对不同族群的语言地位进行规划，并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政策与语言法规。
选择蒙古族语言文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试图取代汉语言文字通用语地位的语言政策。
一、推行畏兀儿文字的语言政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没有统一的文字通行，蒙古国建立后，虽曾使用文字，但多借自其他民族，因此，蒙古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将语言文字政策视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颁行了一系列语言新政。
蒙古统治者最早制定的语言政策是成吉思汗确立的。
他命塔塔统阿教授太子畏兀儿字，首次确立了畏兀儿蒙古字的官方语言地位。
成吉思汗于公元1204年灭乃蛮王国时曾得到了一位名叫塔塔统阿掌玺文书。
元朝教育史之元代的官学
元朝教育史之元代的官学（转载）元朝教育史之元代的官学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250 字体⼤⼩: 【⼩】【中】【⼤】元代的官学 元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体承袭了唐、宋的教育传统，借鉴了辽、⾦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创造出⼀些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新的办学形式，在⼀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元代对中国的统治虽然不到百年，但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较前朝有所进步，尤其是培养专门⼈才的专科教育和民间庙学、书院的发展，是很有特⾊的。
后来的明、清各朝，从总的⽅⾯来说，基本上都不曾改变元代的办学模式。
元代的学校体制，可分为官学和民间办学两⼤类别。
由政府管理的官学，⼜可分中央官学和地⽅官学。
元代官学的学制，见下页图。
（⼀）元代的中央官学 中央官学即国⼦学，这是中央政府主要为贵族、官僚⼦弟所办的⾼等教育学府，元代统治者对它⾮常重视，正如元仁宗爱育黎拔⼒⼋达对他的⾂属所说：国⼦学，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等皆蒙古⼈，⽽教以成材。
朕今亲定国⼦⽣额为３００⼈，仍增陪堂⽣２０⼈，通⼀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
⼜说： 国⼦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亦选⽤。
①可见，元代最⾼统治者，对直接培养⾼级统治⼈才的国⼦学，常常是亲⾃过问的。
元代仿唐、宋之制，设国⼦监，除在京师设置国⼦学外，还在京师建置了以本民族语⾔进⾏教学的蒙古国⼦学和以亦斯替⾮⽂（即波斯⽂）进⾏教学的回回国⼦学。
① 《元史？仁宗本纪⼀》。
１。
国⼦学元代国⼦学即系指汉学（即儒学）⽽⾔，以⽰与蒙古国⼦学、回回国⼦学相区别。
元太宗（窝阔台）六年（１２３４年），打败⾦国不久，曾在⾦朝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市）改枢密院为宣圣庙，设国⼦学，以冯志常为国⼦总教，命侍⾂⼦弟１８⼈⼊学①，是为建置学校之始。
元世祖⾄元六年（１２６９年），正式创⽴国⼦学，设总教国⼦之官。
据《元史？许衡传》载：⾄元⼋年（１２７１年），许衡被任命为集贤⼤学⼠兼国⼦祭酒，元世祖曾亲为择蒙古弟⼦俾教之，并请征诏其弟⼦王梓、刘季伟等１２⼈为伴读，充任各斋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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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即位之初,曹设立翰林院。
第一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鸽认为“翰范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上疏备陈修史的重要性,于是翰林院才正式兼修史之任,更名翰林国史院。
Á此后,修国史(历朝实录和后妃功臣列传)就成了翰林国史院的一项主要工作,以致有的记载就简单地以“管编修国史”@一句话来概括翰林国史院的职掌。
元文宗时,命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纂修政书《经世大典》,不少翰林国史院官员参加了这项工作。
够顺帝至正初年,诏修辽、宋、金三史。
这虽已不属国史范围,但仍‘“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共事”O,参与纂修工作的官员来自很多机构,而实际负责者也还是翰林国史院官员。
0二、典制语。
早在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就任命王鹦为元代第一位翰林学士承旨,“制浩典章告所裁定”。
翰林国史院机构正式设立之后,起草制浩、“代言以施命于四方”,与修史、“载事以传信于万世”一样,都是它的主要职掌。
元人记述说:“前代代言之官,纂修之职,告号为清华之地。
国朝合而为一,势严而势重。
”“内则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谙,外则遣使四夷、怀柔远人,凡王命,言必以文。
”0另外像救赐碑文一类文字,也大都由翰林儒臣撰定。
三、备顾问。
·元世祖设立翰林国史院的意图之一,就是用它在政治上起顾问咨询作川。
宋降臣谢昌元请立门下省,世祖责备翰林学士王磐说:“如是有盘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后至之巨言之,汝用学问何为?”王磐因病请致仕,世祖遣使慰谕说:“卿年虽高,非任剧务,第安坐敬人耳。
何以辞为?”勿程拒夫以质子身份入觑,世祖授以应奉翰林文字之职,并对他说:“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巨邪正,宜皆为股言之。
”À成宗即位,征李谦为翰林学士,也对他说:“股知卿有疾。
”一卿当与谋国政,余不劳卿也。
”@大德七年(1303),“诏除集贤、翰林老臣预议朝政,其余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升散官一等致仕。
”忍当时每遇大的天灾,皇帝往往就耍专门咨访翰林国更院。
故而苏天爵云“夫翰林、集贤, 祖宗所以优异儒巨,乞言议政而已”À。
《元史》本纪中就有很多翰林国史院官员参加朝政集议的事例,这里不拟罗列。
总的来看,他们所参与集议的事务范围很广,但尤以有关礼仪、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务为多。
甚至连军官服色这样的细小问题,翰林国史院官员也曹参与讨论。
函到元代后期,经筵进讲(即选择博学的官员为皇帝进讲经史)形成制度:“以省、台、翰林通儒之巨知经筵事。
“一有公移,翰林国史知经筵者署之,仍用国史院印章,奏为著令。
”。
于是经筵进讲也成了翰林国史院备顾问职掌的一个重要方面。
翰林国史院的主耍职掌,基本如上所述。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院中的汉族儒士所赖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途径。
这种途径,大体上有两条:一、元代翰林国史院中的汉族儒士,因负有典制诗、备顾问的职掌,往往与皇帝较为接近,也就有较多的机会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和看法。
例如阎复在翰林,、“帝屡召至榻前,面撇召旨”,甚至成宗择相也询问他的意彰产甸三主鹤在承旨时,“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贤不肯,省板言正论,无所顾忌”‘窦默任翰林侍讲学士,“至其关国家大计,则面斥权贵不少挠,虽古之汲黯、朱云无以加之”@。
赵与票在翰林,“每视职i青望近,·“…故所言常若8l]切无隐”@。
王挥授翰林学士,“凡预庭议,知无不言”。
赵晨“自入翰林,恒似时事为念,数敷陈便宜。
“一每遇台省大臣,必反复言之,听者厌闻而公不恤也”À。
他们的意见,在不少情况下也能被采纳。
例如王磐供职翰林时,疏请罢转运司,获准。
后“方伐宋,凡惟握谋议有所未决,即遣使问之。
磐所敷陈,每称上意”。
“江南既下,公王磐)言禁敢军士、选择官吏、赏功罚罪、推广恩信,所以抚安新附、消弧寇盗之策甚备,告略施行之”。
阿合马欲罢按察司,也因王磐硫争,得不罢。
欧阳玄任翰林待制时,“条时政数十事,实封以闻,多推行之”@。
这一类记载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二、元代翰林国史院中的汉族儒士,主要是承旨以下到直学士诸官,往往有荐士之权。
元朝前期不行科举,儒士多由荐举得进,其中由翰林国史院保荐的就为数不少。
例如前面一再提到的元栩第一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鹦,一次就保奏二十余人为随路提举学校官。
翰林国史院初立时学士以卞官员,也大多由他保举,故而元人称他“主盟吾道,奖进后学,推毅人材,布列台阁”。
徐一泄隆“在翰林、太常,所荐僚属多海内名士”。
王磐久官翰林,元人称“荐举成材、奖励后进,则王公司其权矣”Á。
滕斌为承旨徐淡所荐,乃作谢启称烦徐瑛“其能公吾道之权衡,不营司人材之命脉”@。
王构“于史馆辟署无虑数十人,今相摄清要,告门下士”。
袁桶征翰林,“喜荐士,士有所长,极「1称道”O。
他们的荐士权,最主要地表现在保荐本院僚属上。
例如李谦、阎复由王磐荐为应奉翰林文字,李之绍为马绍、李谦所荐,曹元用为阎复所荐,揭溪斯为程拒夫、卢挚所荐,均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袁摘由阎复、程柜夫、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穆。
但也有不少保荐院外官吏的例子,如梁令即为王鹦所荐,“辟中书左三部分史”。
正因翰林国史院官员有荐士之权,所以求仕者就常常千方百计买通、贿赂他们,以求保荐。
《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门,载大德时郑介夫所上奏疏,揭露这种情况说:“如牟应复轻薄无行,傲狠不才,切历下州学正,厚鹅阎承旨,保称亡宋故官之于,便得珍升路选。
者,但获缘翰林、集资院,求一保关,不间人物根脚,即加盛奖过褒。
关节既到,随准所拟”。
“又如去岁上命写金字经,从札部与翰林院官选择宇徉。
一时奔竟,喧哄京师。
各投门下,百计经营。
卿、学士张师道,至下如应奉邓警之,奏差张士开,数家之门,赔赔公行。
”自是援例侍郎离且郑介夫的揭露,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论点。
事实上,即使到科举制推行以后,翰林国史院官员仍然承担过荐举守合的任务。
3元代翰林国史院的渊源是前代的翰林学士院。
这一机构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专掌内命”,无品秩,被看作夭子的私人机构,有“玉堂”之美称。
而且在唐朝后期,它实际上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重耍决策机构,即所谓“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
深谋密诏,告自中出”函。
翰林学士“选用益重而礼遇盘亲,至号为内相”@。
至宋,“亦采词藻以备斯选”。
两宋的翰林学士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很活跃,但由于社会局面的安定和学士院机构本身的正规化、凝固化,其权力实际上已开始受到限制。
宋人关于翰林学士院的记载也因而常常仅强凋它清要性的一面。
金代的翰林学士院就进一步完全成.T朝廷里的普通衙门,院官员额、品级都有详细规定。
清人云“于是词巨邃设为专制,À。
当时翰林学士被视作难以充分发挥政事才能的“文雅之职妙,可见其权力缩减之一斑。
到元代,这种趋势有滑无减。
翰林国史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仅仅是一个实权甚微的清要机构。
修国史的职掌,基本无实权可言,不言而喻。
就典制浩来说,元制:“凡有玺书姗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共国字副之”。
这也就是虞集所说的“诏浩出于代言者之手厂次循文而附诸国语”¿。
这项工作由“掌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翰林院完成,而统治者对这道关口是非常重视的。
《元史》卷27《英宗纪一》载:延枯七年(1320)十月己已林院泽诏,关白中书”。
同书卷1(l2《刑法志一》也载有专门规定:“诸翰林院应译写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议其稿。
其文卷非态远军情重事,#从监察御史考阅之。
”(笔者按:这两条材料提到的“翰林院”,因主管泽诏,显为蒙古翰林院无疑。
参阅本文注º。
)北宋时的翰林学士可以借草诏之机“舞文容奸”@,蒙古早期的必筒赤也能利用写文书的机会“行其私愈”。
而对元代翰林国史院的官员来说,诏书起草后,要经蒙古翰林院译写,再受省合检查,从中弄权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至于备顾问的职掌,实际上也往往是形式。
翰林儒臣提出的建议是否被采纳,他们自己并无把握。
其“荐士”之权,也要服从于元朝统治阶级总的用人政策。
元代中央机构多可辟士,翰林国史院不过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与蒙古贵族大批通过侩薛充任高官的情况相比,这点“荐士”之权就更是微不足道了。
另外,到元代,翰林国史院设置于宫外@,与一般的朝廷机构相同,因此与皇帝的接近也是有限的,至少远不如在宫廷里充任快薛的蒙古贵族。
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翰林国史院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机构。
李冶的意见可以作为代表。
他说:“抽称视草,推天子命之,史馆乖落,以串相监之。
特书佐之流,有团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专而非非是是也。
今者跪以扮林史馆为离逸,是工演誉而普旅饰者为高选也。
吾恐识者羞之。
,口其言堪谓一针见血。
也正因如此,虽然元世祖屡次征聘李冶,用翰林之职拉拢他,却都未能奏效。
关于元代翰林国史院的日常工作情况,赓集《道园学古录》卷17《刘赓神道碑》有如下一段记载:“建元初,命官找皆有训,辞简古尔稚,嘴出于翰林,常分番上直或启从。
而史馆方修太祖皇帝以来实录,与江金之遗史。
故公自应奉(翰林文字)玲司徒长史,而沈不离翰林着,其职事非兄徽也。
”据此,翰林国史院的日常工作似乎比较繁重。
但只要更多地检阅史料即知:虞集所言仅是一时的特殊情况。
在元代绝大部分时间里,翰林国史院都是一个十分闲散的机构。
例如李谦云:“玉堂多暇,日得考古论文,知其所未知,闻其所未闻,乐可胜既哉!”护苏天爵云:“词林清华,无官守言责,日维撰著为职。
”匆谢端云:“应奉(翰林文字),七品官,清华优佚。
编摩论撰之余,例三日始一集。
集则自(翰林)待制以下相与杂坐吟啸,侯官长至,升堂一揖而退。
”@马祖常则记载:当皇帝北巡上都时,“永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从。
“一其为小心寅畏,赴走奉命,周敢少怠,而必至沐浴更上之日,乃得一休也。
催词臣独无他为,·一旬日不一署文书,夙夜虽欲求细劳微勤以自效,而亦无有。
”由此他威慨道:“然后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于思虑,而专以文字为职业,非如众有司务以集事为贤者也”妙。
就连管理翰林国史院院内事务的经历司,也是“簿书稀简,撤松不闻,一旬之间,亦三至公署而已”。
妙正因如此,皇帝和蒙古大臣才都把翰林国史院称作“养老之地”励。
当时一些以翰林国史院为题材的诗篇,也往往极言衙署内的安舒和冷清角。
总之,事务的稀少、工作的闲散,都恰恰反映了实权的微弱。
还有一点需耍指出:元代的翰林国史院井不是由清一色的汉族儒士构成的,院中也有不少蒙古色目贵族(参本文第一节所引山本隆义氏的统计资料)。
《元典章》新集《朝纲》,“不许隔越中书省奏启”条,摘引仁宗延赫六年(1319)的一份奏琉说:“钦惟朝廷诏浩,既曾经由国史翰林,其承旨、学士等员,告带知制浩阶街,又有根脚大臣习知国朝典政者首1姚健《牧庵集》卷4《送李茂卿序》把元代主要入仕途径归纳为三条:宿卫、儒、吏。
由宿卫入仕者“十之一”,由儒者“十分一之半”,由吏者“十九有半”。
元人这一类的记载为数甚多,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元代各级官员之中,汉族儒士所占比例非常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