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促进社会进步

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促进社会进步
作者：王俊秀
来源：《科学中国人》2012年第14期
一、良好社会心态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2011年3月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之后的一个月左右，《人民日报》连发五篇评论，称“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这些评论想要告诉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社会心态是现实的反映，良好的社会心态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

目前社会中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心态，要关注那些突出的社会心态，通过社会建设，通过公平正义来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二、如何把握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对于执政者而言如何调适社会心态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社会心态一词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内涵却并不明确，也还没有形成学科的话语。

笔者认为，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

其实，如何把握社会心态对于学术界也是一个新课题，研究成果并不多。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综合使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心态，每个方面分解为若干指标，综合起来分析社会心态的特点。

例如，把社会认知分解为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社会信任感等指标，把社会情绪分为社会焦虑、社会冷漠、社会愤恨等，把社会价值分解为如何看待国家、道德、公民等指标，把行为倾向分为公共参与、利他行为、歧视与排斥等指标。

三、当前社会心态的突出特点
（一）社会认知方面
从社会认知角度看当前社会心态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民众生活压力感加大，社会支持感很低。

近年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走高，人们普遍感到了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全国范围各城市普遍出现房价快速上升。

生活压力感调查中可以看到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困扰着相当数量的民众。

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人格特点不同，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他们承受生活压力的能力也不
同，除了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外，工作压力大、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家庭纠纷、婚姻问题、疾病问题等等都构成一个人所要承受的总体生活压力。

生活压力下每个人的应对方式也不同，产生的后果也就不同。

过度的压力会对个体产生破坏性后果。

一般来说，社会支持可以缓解生活压力，保护个体在压力下免受伤害。

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社会存在社会支持严重不足的状况，这是因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而仅靠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如2010年发生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这与青年员工长期工作在缺乏人际交流、经常加班、缺乏家人、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不无关系。

二是社会幸福感不高。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就认为，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要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或净幸福程度，也就是用幸福的程度减去不幸福的程度。

2011年幸福感调查中七成的人回答感到幸福，如果简单套用边沁的公式，社会的净幸福比例是61.9%。

但是，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总体的社会幸福。

提出以人民幸福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意义在于强调了个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人的发展，社会难以很好地、可持续地发展。

但真正转变发展观念，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人民的幸福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三是社会安全感降低。

多年来的安全感调查显示民众安全感水平在降低，特别是食品安全感。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2个城市公众安全感调查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占55%，担心交通安全的占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安全感低是因为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以及社会流动使得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治安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当前存在着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的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社会整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不高，造成安全事故、灾难频发，如北京央视火灾、上海居民楼火灾、温动车追尾，以及发生过多起大桥垮塌、多起电梯事故，频繁发生的矿难……
四是社会信任陷入困境。

所谓信任困境是指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

我们调查发现社会普遍信任处于较低水平。

现代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而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的策略是信任，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所言，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

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多数情况下要与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我们要把每一个陌生人假设为骗子去审视、鉴别，无形中增加了许多的交易成本。

因此,有的学者把信任比喻为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一些研究者认为低度社会信任的文化会导致经济的落后。

也就是说，提高社会的信任度将极大地降低社会的交易和运行成本。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

调查发现，人们对一些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不容乐观。

2011年因“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
甚至波及到中国整个慈善组织。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引发了民众对于铁道部的不信任。

如果说人际不信任增加的是人际交往的成本，损失的是社会成本，而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社会交易将无法进行，因此，社会信任能否重建关键在于公权力信任的重建。

如果不能建立严格的规范制约体系和失信问责制度，来避免个别公共权力执行者的不当、不法行为引发的社会不信任转移为对公共权力机关的不信任，结果将是由人际不信任转变为组织不信任，进而转变为政治不信任。

五是社会普遍存在阶层认同向底层偏移，存在普遍的底层认同倾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

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在向底层偏移，阶层认同普遍偏低。

2002年、2006年、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进行的三次调查中，自认为是上层的比例由1.6%下降到了0.6%，自认为是中上层的比例由10.4%下降到了7.1%，中层的比例由46.9%下降到了39.3%，自认为是中下层的比例由26.5%上升到了30.4%，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比例由14.6%增加到了21.3%，也就是自认为是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由四成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普遍的底层认同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

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科教领导小组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有调查显示清华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

清华大学招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清华录取新生中县级以下中学学生只占清华当年新生的七分之一左右。

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挫败感”。

此外，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心态，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极化现象。

美国的心理学家桑斯坦指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

”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造成明显的一边倒，作出风险更大的决定。

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二）社会情绪方面
社会心理学认为情绪是个人对外界环境是否满足个体意愿的反应，满足则出现积极情绪，不满足则出现消极情绪。

群体和社会同样会因为特定事件的影响表现出群体和社会情绪。

换句话说，上述社会认知会使社会成员产生一定的社会情绪，如社会压力加大、安全感下降、底层认同倾向都会产生社会的消极情绪，如底层认同会产生“挫败感”，不安全感产生群体焦虑，生活压力大导致不愉快、不幸福。

群体情绪激发和管理着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

近年来，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都伴随着群体性怨恨，一些群体性怨恨引发了群体行动，群体性事件。

如2008年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在当地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不满中，怨恨情绪不断积累、感染，最后爆发了打、砸、抢、烧的恶性事件。

近年来民众群体性怨恨主要指向：一是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二是“为富不仁”的人，三是滥用特权的人，四是造成不公平事件的公共权力机构。

从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到湖南永州朱军枪击法官案件，再到黑龙江伊春刺死信访干部案件，社会对于这些案件的反应明显表现出了对司法部门的不满。

这种心态的存在是一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积淀而成的。

比如，虽然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在加大，但官员腐败依然是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公共权力运作缺乏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官员——贪腐”的思维定势，产生不满情绪。

群体性怨恨也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有关。

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三）社会价值观
2011年4月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表现出个人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同时也表现出整合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缺失，作为成熟社会民众应该具有的国家观念、公民观念、法制观念、道德观念还远没有形成，出现了许多冲击和破坏社会价值底线的事件，如“药家鑫案”肇事不仅逃逸还杀人灭口，“小悦悦事件”的见死不救，“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讨论，以及最近出现的因维权而上跑道拦飞机，等等。

一个社会没有全社会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就难以达成共识，也就难以形成社会的凝聚力，社会进步将异常艰难。

（四）社会行为倾向方面
近年来，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

据称，2009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因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

研究者把这些群体性事件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涉及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司法纠纷等方面矛盾和冲突的干群关系冲突；二是涉及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劳动关系冲突；三是医患、教育、环境等方面的企事业机构与社会的冲突；四是民族、宗教、宗族、社区械斗等方面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却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广大民众对于各类矛盾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

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

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四、如何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既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化，又具有一定稳定性。

具体地，社会认知随社会环境变化、波动，社会情绪也会随之变化，人们的社会行为倾向也可能随之改变，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就要慢得多。

社会心态的培育可以分为阶段性策略和长期性策略。

阶段性策略是缓和性策略，着眼于社会心态的调适，长期性策略是治本的策略，着眼于制度层面的、社会层面的不断完善。

在阶段性策略中，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调适的核心。

目前，社会弥漫着群体性民怨，这是由于民众的不满没有得到消除所致，这样群体性的“民怨”常常因为一些“符号性事件”而激发为“民愤”，产生激烈的反应，作为一种群体剧烈情绪如果频繁发生、持续出现会进一步成为仇恨或敌意，这种“民恨”将成为支配群体行动的决定因素，群体行动也将不再是事前无计划的无意促发型，而可能出现有意图的群体行动。

缓解性策略就是进行情绪调适与干预。

对于群体中的负向情绪进行动态监测，建立负向群体情绪预警机制；当负向群体情绪超过警戒水平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化解负向群体情绪。

避免个体情绪，特别是一些具有影响力个体的情绪影响群体的个体，进一步同化为群体情绪，导致具有相同情绪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由于群体情绪会塑造和扩大个体情绪反应的力量，群体情绪还具有提高群体凝聚力的粘合作用，因此，要防止情绪感染，避免群体情绪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