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书写”

195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确定，两国作家也在这种形势下频繁互访。

刚创刊的《文艺报》第2期上就刊载了茅盾的以《欢迎我们的老大哥，向我们的老大哥看齐》为题的热情洋溢的文章，表明了对苏联文学的态度。

a孙犁对苏联、苏联文学的一些观点，也在这个时刻应运而生。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孙犁与冯雪峰、陈荒煤、陈企霞、柳青、李季、徐光耀、康濯、魏巍等一起，于1951年10月到12月间访问了苏联，回国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写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游记观感和《迎法捷耶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等介绍、纪念苏联作家的文字b，集中表达了他对苏联、苏联文学的看法。

《孙犁传》以孙犁的作品为根据，介绍了孙犁访问苏联的情况，基本没有做出阐释。

c就孙犁研究来说，他的这批作品及苏联之行意义，还未有深入揭示阐发。

那么，回到历史现场，孙犁对苏联文学的具体态度究竟为何，为什么在1950年代短时期内发生很大变化？访苏时心态如何，对他此后的命运有何影响？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一本来就一直活跃的中苏间的文化交流，在建国前后的特殊阶段呈烈火烹油之势。

1949年9月，共和国尚未成立，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就率庞大的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受到中方热情接待，此后两国作家互访不断。

由中国作家代表团1951年底对苏联进行了长达两月、堪称马拉松式的访问，参观了苏联多地，孙犁是其中成员之一。

d回国后的1952年初，孙犁爆发般写了《巴库》《幼稚园》《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格鲁吉亚》等一系列作品，记述了访苏见闻。

e访苏观感加上关于苏联文学和作家的介绍，总数有十五、六篇，规模在孙犁的散文中已经算是比较宏大。

在这些游记体散文中，孙犁记录了访问的苏联各个共和国及城市的风光，中间夹杂了个人的观感，表达了来自“兄弟”国家的作家对苏联的由衷赞美。

团队活动的限制以及外事纪律等因素的作用下，孙犁的这批文字中规中矩，就像必须完成的作业f，不是特别能够反映出孙犁文字的神采，一直未得到文学史重视。

孙犁访苏期间，正值“抗美援朝”激战正酣，中苏结为同盟，处于历史上关系最亲密时期。

再加上此行属于公务活动,因此，对苏联的态度，孙犁在散文中表现出时代特有的“一边倒”的特点,同时也受到一定限制。

同行作家亦如是。

g关于访问苏联的记叙，当时最为有影响的应属郭沫若1945年访苏后连载于《新华文学史新视野（主持人 王彬彬）※※刘卫东孙犁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书写”*本文系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晚年孙犁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项目编号：TJZW13-016)阶段性成果。

孙犁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书写”日报》的《苏联纪行》，是给“有英美派背景，又在当时的民主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h看的。

郭沫若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的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i，以诗人般的热情和日记体的形式，表达出对苏联建设成就的由衷赞美，完成了政治任务，但没有摆脱游客的身份与视角。

孙犁对苏联的印象与郭沫若类似，属于走马观花，着重写的是欣欣向荣的苏联建设带来的感官震撼。

孙犁在抵达莫斯科时，讴歌了心目中的圣地：“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走进了一种崇高的境界。

印象是强烈的，感情是激动的。

在那几十层高大的建筑上，起重机转动着，要把人间的生活提到天上。

克里姆林宫准确的时钟的音响，红宝石五角星的闪烁，莫斯科河的流水，普希金铜像沉思的姿态，街道的清洁和秩序，人民的富裕和健康！”j从刚刚建国的国内来到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苏联，产生了震撼是难免的，因此对苏联的这些赞美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阅读时很容易会发现：在孙犁的记叙中，“我”的情感体验通常都是缺席的。

这是也这批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

比如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晚会：“我们有机会亲身到红场参加，感到非常的光荣。

苏联的人民把最崇高的友爱，投向我们，一看见我们，那宽广强大的人群，就向我们这边拥挤着，一个小孩子叫他的母亲帮忙，把鲜花投掷到我们的身上。

苏联人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那样，不愿意离开我们，走过去很远，还不断回头招手呼喊！”k身处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中，孙犁难道不应该在后面接着写自己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吗？这里显然是值得发挥的题眼，其他同行的作家也大多在后来的作品中大加渲染l，但孙犁至此戛然而止。

原因值得探究。

这种克制性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孙犁一贯的风格，但是，如此强调“我们”的感受，也不是孙犁惯常的手法。

1952年访苏回国不久的一篇文章中，他还大谈“生动”，“我们要想表现得生动，就要留心和记取现实生活里的、不同场合里的、各种人物的性格、心理、神情”m。

他在1955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田间《欧洲游记》的“写法”，认为“感情很充沛”，“报道的内容也很新鲜”，“这类文章就是要这样写的”，而自己的访苏游记却没有做到位。

n那么，其中有何内情呢？孙犁在这批文字中，有意做了一些克制，是他不得不顺应公务汇报的选择，而连篇累牍地撰文，也表明了他对这次活动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作品（共8篇）1952年1月3日到3月9日在《天津日报》连载时，被冠以“赴苏参观学习纪要（一）”到“（八）”的副标题。

比起散文，“纪要”这个文体显然带有工作记录、总结的意思；而“赴苏”的提法也比“访苏”低调得多。

孙犁为什么不像其他作家一样，直抒胸臆地表达感受，而是以“纪要”为名掩藏情感？如果仅仅是“参观学习纪要”，还有必要公开发表吗？后来收入《我们访问了苏联》和“文集”时，“参观学习纪要”的副标题都被删除了——这不是欲盖弥彰吗？这充分表明孙犁对此问题的考虑：这是他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似乎只有在这样文体下，孙犁才能获得安全感。

在记叙跟随团队的访苏的流程中，孙犁也偶尔谈到了自己的单独行动：“可惜我们不能和儿童们直接谈话，儿童们也不习惯通过翻译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有几个儿童在那里绘画，有的画汽车，有的画克里姆林宫，我走过去，他们并不把我当做外人，对我说着笑着，我也指点比划着，玩得很投契。

但当我一张嘴，他们就吃了一惊，不再说话了。

”o在孙犁的几乎是说明文字一般的访苏观感中，这是一段不多的洋溢了开心因素的文字，可见孙犁参观幼稚园见到小朋友时的情绪高昂。

除此之外，孙犁流露出个人情感的瞬间就很难见到了。

二比起“赴苏参观学习纪要”的拘谨和克制，孙犁1950年代初期关于苏联文学的一组文章（《托尔斯泰》《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就显得灵动自然，个人的性情充分显露，更有对苏联文学的独特见解。

这批作品集中写于访苏前后，当属孙犁对苏联文学看法的一次整体交代。

从孙犁新时期的《芸斋小说》《书衣文录》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有的研究者可能会被误导，认为孙犁的趣味在古典。

也许这样的观点对晚年的孙犁来说并无不妥，但不能忽视的是，孙犁早期的文学生活与苏联文学有更密切关系。

孙犁1940年代的作品中，常见苏联文学影响。

p孙犁1950年代访苏前后的一系列篇什中，已经将他的文学来路描述得非常清楚，并对苏联文学给予了超乎寻常的评价。

孙犁在《苏联文学怎样教育了我们》（1949）中说：“年轻的中国人民革命文学，直接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这不只是创作上的教养，而且联系着青年们的革命的行动。

”q从措辞可以看出，“教育”和“教养”的说法中既有文学基因的传递，还有对“青年们的革命行动”的指引，包含的意思远超“影响”。

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孙犁回顾了自己读书生涯与苏联文学的交集，认定自己“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因此，到了托尔斯泰的庄园中时：“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

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

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声。

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

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爱抚，吸引和推动。

”r在1952年，孙犁把苏联文学的精华归纳为“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是非常有见地的，同时这也是他个人文学观的概括和生发。

写作关于苏联文学这组文章的时期（1952年前后），正是孙犁形成了个人文学观，又有较为顺畅的发表渠道阶段，因此可以循之考察孙犁当时的思想状况；多数涉及孙犁此时期思想的研究者，都未曾关注到这一点。

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苏联文学的概念术语是孙犁思考的出发点，对孙犁文学观的塑造起到了决定作用，这也是他斩钉截铁肯定苏联文学对中国青年作家影响的原因。

孙犁1938年的《现实主义文学论》中，就提到和引用了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等苏联作家，尤其是多次直接引用高尔基，这需要有相当的积累才能做到。

s在1941年《晋察冀日报》的《壮健性——纪念高尔基》中，孙犁就有“高尔基热爱勇敢的性格、充满希望的人，他在每部作品里介绍了这样的人物给我们”的评价，并指出高尔基的意义在于写出了“真正的人”t。

1954年孙犁写《契诃夫》的时候，仍然秉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契诃夫“具有伟大的胸怀”，“真正拥抱和了解了他那国土的全部事物，表现在他对人的美丽的和善良的品格的发扬和维护，对于弱小的和不幸的抚养和同情”u。

这表明，孙犁在当时已经通过独立思考，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并非以“讲话”为指南的“写出‘真正的人’”的文学观，但是囿于时代，他还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

遗憾的是，1955年，也就是访苏归来后的第3年，孙犁基本否定了此前对苏联文学的看法。

其中有孙犁个人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与时局的变动关系更大。

自建国初期对《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批判后，当年又展开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学理论结束了个人探索的阶段，全部被统一到一元化的阐释空间中。

孙犁虽未写文章发言，但受到震动是无疑的。

v1955年《文艺报》发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w就成为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创作方法。

同年，学习了“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件”后，孙犁写了名为《新的里程》的心得体会，赞美了他此前很少提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言之凿凿地认为“我觉得大会的文件，使我们从基本上明确了很多创作思想上的问题”x，从而与自己之前的思想划清界限。

从此之后，他再没有专门写过阐释苏联文学的文章。

当然，不排除当时孙犁有“表态”过关的因素，因为其中有大量展示“今是昨非”的语词，而这是孙犁此前的写作中很少出现的现象。

孙犁此篇对自己的“苏联文学观”重新整理认识的文章，并不意味着孙犁就此与以往的自己别过。

他在此文章发表前后的《农村题材》《左批评右创作》等，罕见地严厉批评了文艺界现状，能够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当时内心的不适与矛盾。

y孙犁对苏联文学的阅读和认识带有结构性的缺陷，这是由当时的翻译状况决定的。

1950年代初期，国内对苏联作品和文论的介绍处于“一边倒”，甚至产生了粗制滥造状况，但是其中的选择性也不言而喻，叶赛宁、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等非主流作家的作品难觅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