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法律保护必要性

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xx法学班xx 引言

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隐私权自其诞生之日起至今已逾百年，百年间关于隐私权相关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这其中就包括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问题。许多中外学者均就此问题给出过自己的观点、立场。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科学技术、电子、通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作为隐私权保护内容之一的私人信息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事实证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确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价值和社会需求。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传统理论思想的叙述，来向大家展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社会基础形成过程；通过对德国、美国隐私权保护理论的介绍，探寻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价值。

一、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社会基础

（一）西方文化中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社会基础

隐私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它的诞生标志是1890年沃伦和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刊登了隐私权的文章并首次提出隐私权的概念。但在此以前，西方社会的实践和规范中已经存在对隐私的价值认同，这主要体现在公私领域的划分上。

1、古希腊时期的公私领域划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政治社团或城市社团的概念。[1]他区分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范畴—“城邦生活”和“家庭生活”。在他看来，家庭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管理生活，城邦是对家庭、私人的超越，具有独特性和优位性。亚里士多德时期所体现的是个人只能依赖于城邦而存在的整体主义的哲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显著特点是个人隶属于城邦之下，唯有少数自由民结合成集体才能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从总体上看这种价值观是压抑人的个人观念的，但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一些对个人的尊重理念，虽然这时能够得到尊重和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民是少数人。正如贡斯当所述，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由此古希腊人并未产生明确的个人观念，缺乏个人主义精神。他们虽然区分了公私领域，但是其观念却是个人隶属在城邦之下。此种情况下，隐私权缺乏其生存的文化土壤。

2、古罗马时期的公私领域划分。罗马“主权”观念的提出对后世的公私领域划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谓的“主权”观念是一个集权、统一且无所不能的统治机器。它站在社会之上，经由制定及执行法律来治理社会。主权者“公”权利统治，并且原则上代表“私”的且在政治上是被动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这些个体是享有主权者承认并加以保障的权利承载者。罗马法学家还首次对法律作出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并构成了近代西方国家法律的历史基础。查士丁尼《法学阶梯》明确规定：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2]

中世纪后期，教会势力的迅速崛起，使得教会组织能够向政府垄断的公众事务的功能提出挑战，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统治权的分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将世界分为地下之城和天上之城。地下之城即为世俗世界，而天上之城是基于人的宗教信仰而形成由教会控制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世俗世界变成了私领域，但这绝对是个人意义上的私领域，其仍然是有强烈的公性质。

就整个罗马帝国时期而言，虽然提出了“主权”的概念，并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私领域，但仍

没有形成个人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政治理想的目标仍在于“公”领域。其社会基础仍有待进一步改造。

3、资本主义时期的公私领域划分。在古代，由于商品交换和经济不发达，人们之间交往依据的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秩序主要的依赖于政治的强力整合，从而使得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社会活动领域统合为一，即“领域合一”。古希腊、罗马虽然已经开始区分公私领域，但是强调的重点在于“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加快了社会分工,提高了商品交换速度。人们之间的交往依据从“人的依赖关系”转为“物的依赖关系”。随着经济转型的完成，各个领域间从直接的从属关系转向相对的拉开距离，即“领域分离”，社会结构发生了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用私法来组织商品交换，并从政治统治秩序中摆脱出来。通过交换价值和权力两个中介分化出两个行为系统—社会行为系统、政治行为系统。这一系统划分的出现，颠覆了之前统治几世纪的政治概念。它将社会领域从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为近现代隐私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了适应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许多法学家从社会契约的角度解释国家的起源问题。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相互之间彼此让渡自己天生的部分权利，并签订契约组成的。到了19世纪，密尔将社会领域划分为自由领域—“私人领域”和政府或他人得以干预的领域—“公共领域”，并且提出“伤害原则”作为划分领域和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则。这些领域划分理论的提出，最终产生了近代西方个人领域的雏形。

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秉承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自由的优良的生活主要体现在我们在社会中对自己个人事业和情感的追求，政治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自由主义者看重的是社会的私人领域，对公私领域的划分标准转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隐私开始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公共领域则既包括国家又包括社会。浪漫主义者认为社会规范影响个性成长，社会领域应当属于公共领域。因为社会的各种纽带虽然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却将个人置于他人的批判和可能审查之下。现代自由主义者融合了浪漫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试图调和社会压力和个人自由的矛盾，他们在私域的社会生活中划分出“个人隐私”领域。

通过对西方传统理论思想的叙述，一个关于西方隐私权保护的社会基础形成过程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个过程是古希腊时期的注重个人隶属于城邦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到罗马政教合一时期的政治领域私化；再到资本主义时期个人从社会领域分离，形成个人观念。之所以如此强调公私领域的划分是因为长期以来隐私权一直被认为是“自然人的自由权在私法上的保护，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生活领域及个人信息不受侵扰的人格权”。[3]“隐私止于门前”便是其早期权利范围的经典阐述，所以公私领域的划分是产生隐私利益的最重要社会基础。

（二）中国文化中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社会基础

“公”与“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百家争鸣”，各种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的代表学派主要有儒、道、法三家。这些学派在传统文化中“公”“私”观念形成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公私领域划分的思想

先秦儒家的公私观念是以“天下为公”为目标，以注重个人修养为手段，在此修养中求得社会群体的和谐与秩序。其典型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在孔子的公私关系中，“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都表现了对个体自我的尊重。孔子强调君子要重视自我的道德修养，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为政之道。孟子提倡养“浩然之气”，通过养“浩然之气”来培养正义感。浩然之气就是人的内在所具有的自尊和正义感。而关于公私关系，孟子也与孔子一样认为自我的完善并非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些都指出自我价值的实现，乃是以群体的完善我为目标。

先秦道家的公私观念是追求自我的逍遥自由，而不去在乎公共生活的干扰。其强调的是通过个人的独处或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来获得内心的自由安宁。以老子思想而论，在政治上希望通过“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