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之文字下乡 送法下乡

《乡土中国》之文字下乡联想到送法下乡《乡土中国》简介：这是费孝通最出名的两本书之一。

本书的是费先生收集他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费先生在讲课的时候是没有用现存课本的，而是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接触的机会，探索一些他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

那时他借助“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

他一面探索一面讲课，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

但是费先生敢于在讲堂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观点、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教育方法。

费先生认为教师的任务不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中学习到，而主要的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作为老师就应该带个头。

这本书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这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作者最后说了他自己愿意把不成熟的果实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我觉得这是费先生的可贵之处。

这样可以引起年轻一代思考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费先生的做法有点像抛砖引玉。

费先生认为这本书是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借猛闯猛攻的标本，至于本书中的内容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论点，他后来认为：“以他现在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
这本书虽然只有区区的数万字，但是却字字珠玑。

被后来的社会学专业的学子们奉为必看书籍。

著者简介：费孝通教授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市。

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学。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入清华大学，就读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研究生并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先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并师从社会学名师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江村经济》又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回国后曾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80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琳诺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

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1987年获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奖。

1988年应聘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座并于1989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博士1993年获得日本福冈该年度亚洲
文化大奖。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人性与机器》、《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人的研究在中国》等，加上文章，达九百余部篇，近千万字。

文字下乡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我国传统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自己有一套对乡村自己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存在着。

不需要文字，在乡村人看来文章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文章是繁琐的而且是浪费精力跟时间的，用他们自己的很多交流的方法可以达到文字无法达到的效果。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市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

智力是学习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

这么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

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

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
城里人多，这是正确的。

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

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的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

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

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来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是什么呢，是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

那么，熟人之间是否可以不需要文字，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替。

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谈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因之，文字所能传的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

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

这么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粗，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用文字呢。

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双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

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

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

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

因此
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

正是乡村的这种特有的制度下，文字下乡一文可以看出文字想下乡首先要满足的一点就是乡土社会的固有制度的瓦解，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才有需要去学习这些文字，也只有在这些制度的瓦解之后法律才可能进入到广大的乡村中去。

因为在费先生笔下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是不需要文字的，由此可以推出中国的乡村同时也是不需要法律的，因为农民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而不相往来，很少接触，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不会有很多的冲突了。

但是冲突还是有的，但是此点小小的冲突只需要用一些乡土社会中的固有做法就可以解决，根本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我认为法律是用在“生人”社会的。

既然我国的传统乡村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就更不需要法律了。

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传统的制度、观念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风崩离析了，尤其在很多原来就是宗族集居的地方。

使得熟人的乡土社会变成了生人的社会。

在熟人的社会里面，我们一出生就开始在博弈一直到我们长大后我们对我们每天见到的
人都很熟悉，我们都可以不假思索的推出别人想要做什么，怎么做。

但是在城市，在一个生人组成的社会里面，人们彼此都是陌生的，我们在跟对方接触的时候不知道对方的很多想法。

得在每次接触前推测对方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生活在城市会很累。

而生活在农村会觉得很惬意的原因。

在乡村社会中有一套起到法律作用的道德在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正常运作。

但据我前面已说的，现在的农村里面传统的族长观念的淡化，使得这个时候法律有了往农村渗透的空隙。

传统宗权的退出，法律的跟进。

在以前的农村里，根本不会有人提出要将争议付诸法律来解决，但是我近来回家的时候已经隐约可以听到有些乡亲将他们于别人的争议用法律来解决了。

这在以前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在现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农村传统的观念正受到很大的挑战。

如果这个时候法律没有及时的介入，对农村矛盾的解决将会变成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因为传统的宗族观念的淡化和退出，使得用宗族中的族长来段是非这种做法渐渐的不为人们所接受了。

族长失去了以往的权威，如果此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介入因素介入，将会使本来存在的矛盾不可调和甚至是走向极端，走向同态复仇。

这是我们现代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

所以我呼吁现在的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且用我们的力量共同地推进法律向需要法律的地方普及,将法律送到真正需要它的地方，真正的做到送法下乡。

并使农村的争议得到最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