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话的起源和演变

潮州话的起源和演变

早在商、周年代，粤东已有人居，是为今天潮汕人的先民。和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五岭以南的众多族属一样，史书上统称“百越”。越人“被发文身，错臂左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及渔猎，多居水边，喜食稻米。大约在战国时，已进入阶级社会。战国前期，楚在吴起改革之后，势力逐步发展到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越人大部分纳入楚的统治之下。此后，越人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发展也较快。

当时的岭南地区，地广人稀，自给自足，“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是未开发地区。始皇33年（前214年），秦王政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向岭南进军，征发了大量的中原居民迁屋，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相当长久的时间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潮汕古代先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并逐渐形成了词法、语法都十分奇特的独一无二的语言体系。和中原地区的语言体系相比较，这种语言体系具有发音复杂、声情并茂、形象化等语言特点，有别于北方语言浑厚、正统的特点，而更多地接近于今天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如瑶语、苗语等。时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挨砻”（推磨）“叩臼”（舂米）“三叔”（父亲）“奴仔”（小孩）等原味原汁的潮语词汇中，依稀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生活和劳动的情景。汉族和越族的融合，给古老的潮汕古语增添了许许多多源于中原语言的词汇，日臻丰富。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位。当时，越地分东越、南越两大部分，赵佗为南越王。元鼎5年（前112年），因南越发生政乱，武帝遣楼船（水兵）十万人进攻南越，置九郡。自此开始，南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接轨。据《汉书·南粤传》记载，赵佗时已从中原地区输进铁器、农具、马、牛、羊等，置郡后南海、番禺是珠玑、犀、玳瑁、布匹、果实的集散地，也是海外贸易的中心。

当时，逐渐形成粤语语系，并使用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粤西、粤北以及广西的部分地区。成为岭南地区的主要语系。因潮汕和广州距离甚远，虽然有隶属关系，两地的语言差别甚大。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因受母语发音上的限制而说不好普通话，广州人如是，潮州人亦如是，便可见两种语言的差异和共同之处。一个从未到过潮汕的广州人乍一听潮语，便会觉得一头雾水，而潮州人乍听粤语亦是如此。广州、潮汕同属亚热带地带，气候炎热，丙地均有清热袪火的习惯，广州称“凉茶”、“凉茶铺”，潮汕则称“凉水”、“凉水铺”。广州话的“来咗”和潮州话的“来坐”，发音、声调完全一样，而时态、词义却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咸煎饼”、“油炸粿”、“啱啱”、“人戏”、“电戏”等纯粹的粤语词汇，被潮汕人广泛地使用着。“先生娘”、“师母”、“师奶”乃至“×太”等粤式旧称谓，时而可闻。

公元190年始，中国陷入军阀长时期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后来逐渐形

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中原仕兵避难南迁，中原文化逐渐向南方传播。蜀、吴两国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民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传入了当时尚未开发的南方。至永嘉4年（310年），北方匈奴、羯族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官民南逃，徙居江浙，后逐渐向闽南、赣西、粤东迁移，有数以百万计的北方人口进入南方。其中，有大量的劳动力，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定居在广东、福建、江西交界处的石壁乡的先民，是为今天源出兴梅、系满各地的客家人的始祖。

长时期以来，客家人和潮汕人同行，水乳交融，不分彼此，语言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客家话中的“椅子”、“帽子”、“裤子”、“裙子”，潮汕话仅称为“椅”、“帽”、“裤”、“裙”等。潮语中的“食”字，揽括了“食饭”、“食粥”、“食水”、“食茶”、“食酒”、“食烟”，取代了“饮”、“吃”、“吸”、“喝”等动词，“床”包括“眠床”、“写字台”、“餐桌”等名词。

和潮汕地区接壤的闽南语，和潮汕话同一语系，语法、词法及词汇都有相当多的相同和雷同，如称男性为“禾埠”，称女性为“窄”。“眼泪”一词，潮语称“目汁”，闽南语称“目水”，无论是语音或是内涵，都比潮州话更加接近原意。

明代初年，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为防范东南沿海残余反抗势力勾结海寇卷土重来，严禁沿海人民私自出海贸易。另一方面，实行“朝贡”贸易制度，与海外诸国进行有限贸易。永乐2年（1405年）起，海禁政策一度放宽，太监郑和先后七次往返西洋（今加里曼丹至非洲间的海岸），历时二十八年，访问了三十余国。所到之处，宣扬明王朝“威德”，“厚赐”各国君长，接受回赠礼物，收集了大量土产，所得“宝物”甚多。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为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关系，扩展海上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们今天食用的许多蔬菜、谷豆、水果乃至禽畜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郑和下西洋。这位造福于中国人民的“三宝公”，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外来的物产，从而也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如果加以留意，便可饶有兴趣地发现很多这样的词汇。

潮语中，称地瓜为“番薯”，称南瓜为“番瓜”，此外还有“番茄”（西红柿）、“番豆”（青豆）、“番葱”（洋葱）等，指明其来自外国。“荷兰豆”（刀豆）、“荷兰薯”（马铃薯）、“西洋菜”、“胡椒”等，则更显明。胡萝卜原产中亚细亚，元代末年传入中国，潮汕人称为“菜头”，既形象而又富于音韵、声调的美感。最有趣的是椰菜，潮汕人称为“哥lá”，带着明显的东南亚语言特色。

清代道光19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始。战争以后，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依照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等等。

咸丰5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清政府和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签订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依照条约，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牛庄、登州、台南、淡水、琼州、潮州十处口岸。外国人在通商各口任其“或长住，或往来”，“毋庸领照，一如内地民人无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英国英美烟公司、中国肥皂公司、通用电器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先后侵入中国，形成了一个从通商城市直到穷乡僻壤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

汕头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商相继涌入，商船来往增多。十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觊觎着这颗“粤东明珠”，在汕头乃至潮汕地区开设洋行，开办工厂，办教会、医院、学校，设立领事馆，前后持续时间约八十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潮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来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影响，一些洋腔洋调时而出现。比起香港、澳门等长期受殖民主义文化污染的地区，潮汕“华洋交萃”的程度当然不及。然而，直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上一辈的潮汕人谈话中找到这种现象。如称活板手为“士巴拿”（Spanner），称发电机为“马达”（Motor），称摩托车为“玛多猴”（Motor car），称公制为“基罗”（Kilo），称玻璃杯为“牙叻”（glass），称雪糕为“冰琪琳”（ice crem）,称现代为“摩登”（Modern），等等，不胜枚举。汕头市区街名林林总总中，有一条纯粹“洋味”的“摩罗街”，原为十九世纪末一位英国人的名字，由此见证“百年商埠”的繁华和屈辱的历史。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和充实。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进入了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之初，不少对潮汕语言文化研究有素的语言学专家，面对着“大哥大”、“Call机”、“的士”、“酷”、“Mp3”等外来语日趋进入我们的生活和新一代潮汕人说不好纯正的潮汕话的种种现象，对正宗的潮汕话的未来和发展趋势产生了忧患意识，是值得深思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方言、文学、语言一样，潮语也是在不断地吸取外来因素而逐渐充实、发展起来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潮语这朵中华民族语言文化领域中的“南国奇葩”，必将以更加绰约的姿采，展现在世界语言之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