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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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关系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法对277名在校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研究,运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结果表明(1)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因子、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教养方式的控制因子与创意自我效能、创造力呈负相关;(2)创意自我效能在教养方式的鼓励自主因子与创造力之间、控制因子与创造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鼓励自主因子对创造力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控制因子对创造力各维度(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关键词: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创造力;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B848
1、引言
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发表题为“创造力”的著名演讲,继而推动了20世纪学者们对创造力研究的热潮, 20世纪末,随着研究者对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进一步关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创造力的新理论,如Csikszentmihalyi的创造力的系统模型[1]、Sternberg、Lubart的创造力投资理论[2]等,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是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了一个人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在目前影响创造力的环境因素中,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家庭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做出杰出创造性成就的个体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他们的家庭环境在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教养方式等方面的共性[3,4]。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景焕等通过对具有创造性成就的科学院院士的访谈发现,尽管各种家庭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现科学创造人才,但早期促进性的因素,如,鼓励自由探索,至少不限制甚至设法促进其独立自主的家庭环境对成就创造性人才至关重要[5];林静怡的研究表明,家庭对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积极影响体现在:父母积极的教养、营造支持创造力发展的家庭环
境,以及提供多方面发展所需的资源,能使子女发现自己的兴趣,并在有潜力的领域中展现其创造力[6]。环境因素虽然对创造力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人的创造力水平还与个体因素有关,其中自我效能就是影响个体活动水平的因素之一,张景焕、王亚男等人的研究发现创意自我效能是一个很稳定的个体变量,不会随短时间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7],作为一种专门指向创造力的自我效能,他直接决定个体进行创造活动的效率和水平。本文通过对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的探讨,希望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创意自我效能是如何通过交互作用来影响创造力水平的。
创造力是指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产品的智力品质[8],大学生正处于社会角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创造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注大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1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Bandura把自我效能看作是对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中是否有能力操作行为的预期[9],个体的自我效能会影响到个体活动的水平和效率,继而也会影响到创造力活动的水平。张孝义,胡卫平认为,自我效能可以影响个体在创造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未来创造目标设定、创造时的努力和持久力等[10]。2002年,Tierney和F armer 创造性地将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和Amabile的创造力理论[11]相结合,首次提出了“创意自我效能”的概念,指个体对于所从事的特定任务是否具有产生创新行为的能力与信心的评价,反应了创造力活动中个体对自己表现出的自我信念和期望,是创新行为的能力信念。当个体在创造力活动中遇到困难和障碍时,创意自我效能能够使个体持续努力,推动其达成最终目标[12]。创意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概念在创造性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经提出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企业也更加重视对培养员工创造力的培养,而创意自我效能也逐渐受到了企业的重视。如Tierney与Farmer研究发现,创意自我效能对个体的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同时也可以有效预测创造绩效[13],周浩、龙立荣的研究也发现,创造力自我效能不仅对员工创造力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会影响员工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反应[14]。
2.2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研究
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创意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在教育领域,Choi的研究表明,本科生的创意自我效能和教师对学生评定的创造性绩效正相关, 并且创意自我效能在个体因素(人格、能力和动机)和情境因素(领导和同辈的社会影响)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15]。洪素苹发现,个体对重要他人的负面评价可以通过创意自我效能、创意外在动机等中介变量对创造行为产生正面影响作用,并且创意自我效能对创造行为的预测能力较强[16]。黄春艳以研究生为被试发现创造性自我效能总分以及能力效能、任务效能两个维度与创造性总分显著正相关, 而且创造性自我效能在创造性动机和创造性绩效中起完全中介作用[17],王晓玲、张景焕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变量是通过创意自我效能的完全中介作用来预测创造性个性倾向的[18]。在工作领域,Tierney和Farmer发现领导者在员工创新活动中对员工创新预期的强化和创新行为的支持,能够促进员工产生创新预期,激化员工对创新行为的主动性。而创新自我效能感则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中介效应[13]。Gong,Huang和Farh在以台湾员工为问卷调查样本的基础上,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学习导向和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员工学习导向和员工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且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19],顾远东和彭纪生以MBA学员为被试发现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创造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希望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教养方式、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创意自我效能在教养方式和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2、方法
2.1被试
抽取山东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实发问卷330份,有效问卷271份。其中男生111人,女生166人;大一78人,大二106人,大三47人,大四46人。
2.2研究工具
2.2.1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是由Parker于1979年根据依恋理论编制[21],国内由周世杰、楚艳民、杨红君、刘利、刘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