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2016股权代持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侵犯商业秘密判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8)沪二中刑终字第432号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魏成刚,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欧本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暂住本市杨浦区延吉东路125弄3号501室(户籍在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和平新华委08新华街53-7号)。
因本案于2007年4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逮捕。
2008年9月22日被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廖海涛,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律师。
辩护人孔德峰,北京市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迪准,男,1972年10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欧本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经理,暂住本市松江区兰天新村190号302室(户籍在本市金山区朱泾镇西林街2街2弄20号)。
因本案于2007年4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7月6日被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荣,上海市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常海梅,北京市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害单位梯爱司表面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上海舍福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2005年10月31日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变更为现名称,住所地本市松江区松江镇中山东路70号。
诉讼代理人骆美玲、黄震尧,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魏成刚、李迪准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于二00八年六月十九日作出(2007)杨刑初字第751号刑事判决。
原审被告人魏成刚、李迪准不服,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杜民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魏成刚及其辩护人廖海涛、孔德峰,上诉人李迪准及其辩护人王荣、常海梅,原审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骆美玲到庭参加诉讼。
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法国HYDROMECANIQUE ET FROTTEMENT公司(以下简称“法国HEF公司”)系从事机械零部件表面高技术处理的公司,上海舍福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舍福公司”)系法国HEF公司的全资子公司,1998年7月,舍福公司获法国HEF公司授权,使用HEF公司的金属表面热处理技术(也称“SURSULF”和“ARCOR”工艺技术),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发文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文号】:沪高法民二[2008]1号【生效时间】:2008-3-25根据修正后《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统一执法,现就公司案件审理中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相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法院不予支持。
二、股东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的书面通知,应当包括拟受让人的有关情况,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及履行方式等主要转让条件。
不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向出让股东购买该部分股权。
购买条件与行使优先购买权相同。
三、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是指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之间合同确定的主要转让条件。
出让股东与受让人约定的投资、业务合作、债务承担等条件,应认定为主要条件。
四、其他股东以出让股东未尽通知义务,致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要求撤销出让股东与受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行为,应当以出让股东、受让人和公司为被告。
原告仅起诉出让股东的,经法院释明仍不予追加的法院应追加受让人及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五、股权转让之后,已经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其他股东起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转让股东未依法履行股东同意程序,办理变更登记时间不满一年且不损害他人利益的除外。
六、法院审理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案件,应录组织当事人先行协商。
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可以通过撤诉及调解结案。
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其他股东主张的优先购买权成立的,法院对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其他股东主张的优先购买权不能成立或者纱争的股权已被依法处分的,法院对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七、原告(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经审查确定原告诉讼请求成立的,案件的判决主文可以表述为:“原告对被告与被告与被告转让的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原告对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与被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条件相同。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若干问题的解答》(沪高法民二[2006]8号)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民三庭、民四庭,各区、县法院民二庭: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修订的公司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为确保本市法院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正确适用新修订的公司法,相对统一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高院民二庭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形成了倾向性的观点。
现将相关问题及观点予以整理并形成《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印发给你庭,供你庭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参考。
在适用中如遇到新的情况和新问题,请及时报告高院民二庭。
附件:《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00六年六月六日附件: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为正确适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修订的公司法,修订之前的公司法简称旧公司法),相对统一本市法院在公司纠纷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高院民二庭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解答:一、股东依据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是否必须在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行使的问题旧公司法对此未作规定。
高院民二庭曾在2003年12月18日印发的沪高法民二[2003]15号《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二)》<以下简称原执法意见(二)>第三条第2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或者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应当自股东会议结束之日起60日内提起诉讼;逾期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和撤销情形分别作了规定。
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符合决议撤销情形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超过该规定期限提起的诉讼,法院不予受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2016股权代持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2016股权代持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必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既要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股权是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的依法保护和规范行使既关系股东、公司、债权人等主体利益的切实维护,也与公司的正常运营休戚相关。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因隐名投资引发的代持股纠纷持续增长,其中不乏特定身份人员为规避法律纪律规定“持暗股”继而引发纠纷的情形。
为优化公司治理,规范投资行为,提示代持风险,堵塞管理漏洞,切实保护股东、公司、债权人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特撰写本白皮书。
一、2012-2016年股权代持纠纷案件概况(一)代持股纠纷案件数量持续增长2012年至2016年,我院审结的代持股纠纷案件共97件(该类案件一、二审主要由我院民四庭审理,本文数据均以我院民四庭审理案件的数据为准)。
从该类案件的年度分布来看,代持股相关纠纷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中,2012年为10件,2013年为13件,2014年为20件,2015年为24件、2016年为30件,年均增长率超过30%。
具体情况见下图:图一:2012-2016年上海二中院审理代持股纠纷案件数量增长图(二)代持股纠纷案件涉及类型分布通过对2012年至2016年审结的代持股类案件进行分析,该类纠纷的主要类型包括:①股东资格认定纠纷,主要表现为隐名股东请求显名,该类型案件数量为61件。
②代持股相关协议的效力确认纠纷,即隐名或显名股东请求法院确认(或否认)代持股协议的效力,该类型案件数量为6件。
股权代持的18个法律要点(附股权协议代持书模版)
股权代持的18个法律要点(附股权协议代持书模版)01股份代持纠纷中,常见的纠纷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代持协议效力纠纷;(2)隐名股东确权显名纠纷;(3)隐名股东债务纠纷;(4)投资资金性质纠纷;(5)代持股权被转让善意第三人保护纠纷等等。
其中隐名股东确权显名纠纷占比过半。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2016股权代持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02股权代持的原因:一是为了规避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如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禁止投资或入股的规定、外商投资准入的规定、国家部委管理性规定、《公司法》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等;二是规避股权激励、资产隔离、关联交易、竞业限制等限制。
03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04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05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2006年6月20日沪高法民二[2006]10号公布)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民三庭、民四庭,各区、县法院民二庭:针对目前本市法院在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中遇到的若干问题,高院民二庭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倾向性观点。
现将《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印发给你庭,供你庭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参考。
在审判中如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请及时报告高院民二庭。
附件:《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为正确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进一步统一本市法院的审理与裁判思路,规范法律适用,针对本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遇到的若干问题,高院民二庭在调研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解答如下:一、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案件应如何确定裁判依据的问题。
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公有经济组织形式。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属于合伙企业,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法规。
目前,本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主要参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7年7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1997年5月17日发布的《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市政府暂行办法)。
因此,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和运作具有较强的政策因素。
人民法院在审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造、运作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现状,正确确定裁判依据,稳妥处理纠纷,进一步促进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造、运作的稳定和规范。
上海二中院2016-2020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上海二中院2016-2020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分类】司法白皮书正文上海二中院2016-2020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16-2020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汽车行业助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以创新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其中,车辆租赁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我国以来,因车辆使用刚性需求的不断增加和租赁方便快捷的优势而得到快速发展。
然而,法律问题和纠纷随之而来。
为了更好地维系车辆租赁行业交易的稳定性,明晰各主体权责,规范行业秩序,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本白皮书结合上海二中院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审理的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总结争议特征,分析裁判思路,力图为车辆租赁行业实现更为完善的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审判基本情况及特点分析(一)案件数量总体增长,专业车辆租赁公司致群体性案件出现2016年至2020年,上海二中院共受理以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的案件共91件,其中二审收案78件,再审收案13件(见图一)。
从历年收案数来看,2016年3件,2017年15件,2018年8件,2019年24件,2020年41件,整体呈上升态势。
尤其是2019年的收案数达到了前一年的3倍之多。
车辆租赁行业快速发展引发纠纷激增,纠纷常以群体性案件形式出现。
2017年1个群体性案件,共计6个个案,2019年5个群体性案件,共计15个个案,2020年2个群体性案件,共计8个个案。
群体性案件的出现与专业车辆租赁公司逐渐形成市场,广泛参与交易有关。
就当事人主体而言,在91件案件中共有65个案件当事人一方为专业车辆租赁公司。
案涉车辆种类繁多,根据动力来源,其中大部分为传统汽油能源汽车,少数案件涉及混合动力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根据车辆用途,特殊用途的车辆包含用于重型专项作业的汽车起重机、物流用车、出租车和网约车。
上海二中院发布2017-2021年涉老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
上海二中院发布2017-2021年涉老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2.11.22•【分类】司法白皮书正文2017—2021年涉老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至正研究编者按:上海二中院自2010年发布首套系列审判白皮书至今,已经连续发布13年,发布主题涉及审判综合情况、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等,有效回应社会各界关切的热点问题。
为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参与城市治理,加强审判白皮书在行为指引、决策参考上的功能作用,“至正研究”公众号自上周三起连续六个工作日向公众推送今年发布的六本审判白皮书。
本期主题为《2017—2022年涉老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下期主题为《2017—2021年仲裁纠纷案件执行白皮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妥善化解涉老矛盾纠纷,不仅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更对国家发展稳定大局意义深远。
而在家事审判中,老年人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院自2017年进行家事审判改革以来,面对人口老年化带来涉老家事纠纷日趋增多的形势,始终注重“司法护老”,把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进一步发现问题,及时预防和化解涉老家事纠纷,我们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2017—2021年我院审理的涉老家事纠纷案件相关数据和问题进行分析整理,总结裁判思路,提出对策建议,力图为全社会老年人“有尊严、有价值、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为老年人权益维护网络构筑提供有益借鉴。
一、涉老家事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一)案件数量总体增长,比重越来越大2017年至2021年,我院共审结二审家事案件4854件,其中,涉老案件达3072件。
从历年涉老家事案件结案数据来看,2017年158件,2018年208件,2019年619件,2020年944件,2021年1098件,整体呈上升态势。
2019-2022年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审判白皮书
2019-2022年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审判白皮书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3.09.06•【分类】司法白皮书正文2019-2022年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审判白皮书前言公司资本制度作为公司重要法律制度,其变革牵涉整个公司法的制度体系和规则架构。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将公司资本制度从注册资本实缴制、分期缴纳制变革为完全的注册资本认缴制,允许资本完全认而不缴、取消原有资本缴纳的比例限制和期限要求,给予了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提高了公司设立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达到了鼓励创业、繁荣经济的目的。
公司资本承载着构筑公司独立人格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双重功能,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
在全面认缴制赋予股东期限利益的背景下,公司约定畸长的出资期限或者任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情形屡见不鲜,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类型亦贯穿了公司设立至解散的全过程,包括出资不足、虚假出资、逾期出资、抽逃出资、违法减资等,导致追究认缴股东出资责任的纠纷案件频发。
囿于现有公司法司法解释对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的规范供给不足,司法对于股东未届认缴期限转让股权后的出资责任承担、非破产与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等疑难复杂案件的处理仍显犹豫。
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发布填补了有关问题的规定空白,而本次《公司法》修订为推进认缴资本制度完善所作的制度创新在法律界引发了新的热议、也为审判提供了新的思考。
为此,本白皮书对我院2019年至2022年审结的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进行梳理,归纳总结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的争议点和风险点,以期提升企业合规意识,防范股东出资责任风险,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有序健康发展。
一、2019-2022年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概况(一)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我院于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审结的涉股东出资责任案件,去除管辖、财保、指令审理,有效案件共计104件,包括一审案件3件,二审案件100件,再审案件1件。
上海二中院发布金融消费典型案例
上海二中院发布金融消费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8.05.15•【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上海二中院发布金融消费典型案例目录1 周某诉甲银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2 李某诉甲证券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3 韩某诉甲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4 李某诉甲保险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5 曾某诉甲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6 蔡某诉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7 窦某某、宁某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8 任某合同诈骗案案例一周某诉甲银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要旨银行对其代销的基金产品,已履行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等义务的,投资者应自担基金投资风险。
案情2015年6月5日,周某在甲银行营业网点签署了《个人基金业务申请书》,认购了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100,000元,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提交本申请书后,相关业务的最终确认方为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本行不承担确保交易申请成功之责任”,并用黑色加粗字体明示“基金有风险,您的投资有可能遭受损失。
请在填表前详阅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填表须知、拟购基金的公告信息,银行仅代理接收投资人申请,对基金的业绩不承担任何担保或责任”。
2015年6月8 日,某基金管理公司向周某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载明周某在甲银行成功认购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元,确认 98,814.23 份。
2015 年8月25日,周某在甲银行自助终端办理了该基金的赎回手续,赎回资金74,723.32元。
因发生投资亏损,周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银行承担其损失25,276.68元。
审理中,周某表示其曾经投资过股票,后因操作难度大且风险较高故转而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周某和甲银行均确认在周某购买系争基金产品前曾做过风险评估测试。
审判法院认为,周某申购基金时,甲银行已在《个人基金业务申请书》中以特别提示的方式说明了投资基金的风险以及银行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并以黑体加粗的方式进行标注,应认定甲银行已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和对格式免责条款的提请注意义务。
上海二中院发布2017-2021年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白皮书
上海二中院发布2017-2021年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白皮书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2.11.17•【分类】司法白皮书正文2017-2021年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白皮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经过两年的试点,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从试点工作开始至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为刑事案件处理程序多样化、多层次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应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求,健全了公正司法的制度机制。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特编制《2017-2021年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白皮书》,对近五年来审结的认罪认罚案件进行系统梳理、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
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探索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启动认罪认罚程序的分流和审理机制,为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繁简分流、促进公平正义提供助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一、2017-2021年认罪认罚案件审理基本情况为全面梳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案件中适用比例、程序选择、刑罚适用、上诉救济等方面的整体情况,本文选取上海二中院2017-2021年审结的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案件为样本,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情况从整体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多维度分析。
(一)认罪认罚案件整体概况1.认罪认罚一审案件情况2017-2021年,上海二中院共审结一审案件505件,涉及被告人842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的一审案件21件,涉及被告人29人,分别占一审案件总数的4.2%、3.4%。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
问答(之一)》的通知
【法规类别】审判机关
【发文字号】沪高法民二[2005]2号
【发布部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05.03.24
【实施日期】2005.03.24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地方司法文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05年
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一)》的通知
(沪高法民二[2005]2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民四庭,各区、县人民法院民二庭:
目前,本市各级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增多,有些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高院民二庭对此进行了调研,并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形成了倾向性的观点。
现将有关问题及观点整理并形成《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一)》,予以印发给你庭,供你庭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参考。
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请及时报告高院民二庭。
附件:《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一)》
二00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件:
一、对因涉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交易引发的纠纷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答:目前因涉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交易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案件情况也比较复杂。
对此类纠纷是否予以受理,本市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掌握不一。
<。
法院发布白皮书建议公司聘请法律顾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2017年公司决议案件审判白皮书》日前已经发布,该白皮书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近五年审理的公司决议类纠纷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环境,营造优质法治化营商公司内部环境而整理。
其中,法院对规范公司决议提出四点建议,原文如下:为减少公司决议瑕疵,规范公司治理,降低企业内耗,特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法律学习。
公司、股东、董监高应加强对公司法的学习,严格执行公司决议的程式性要求,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作出公司决议。
2.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应按照公司法规定预先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冒名持股、隐名持股、股东出资不实、股东抽逃出资等情形。
3.重视公司章程的制定和适用。
公司章程是公司治理的宪章,公司应重视公司章程的作用,避免将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设立形式要件而束之高阁,股东之间关于公司治理的约定应尽量写进公司章程,并在公司运作中严格遵照适用。
4.聘请律师事务所、公证机关等法律专业服务机构对公司决议过程进行指导。
有些案件反映,公司股东矛盾爆发后,公司会议召集人为避免股东事后对股东会会议提出程序性质疑,会事先委托律师事务所全程参与会议过程进行指导,或委托公证机关对股东会会议通知程序和召开程序进行全程公证。
案件结果显示,有律师事务所指导的公司决议质量较高;法院一般也会认可公证效力,认定公司会议程序合法,公证效果良好。
法院都发话了,你还等什么?法院审理各种公司纠纷案件,可谓是见多识广,在梳理分析了众多案例之后得出这样的意见,其可信度非常高!有些话说的好,“顾问律师费就像5块钱的停车费,再便宜都有人会觉得贵!”“突然有一张罚单贴在你车上,让你交200元违章停车罚款的时候,你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早知道给20元停车费也愿意!”“当项目、公司出现问题,亏了几百万、上千万的时候才发现:那几万块甚至几十万的法律顾问费与损失相比真的很便宜、很划算,如大海一滴水!”“可惜很多时候为时已晚。
上海法院发布居间合同审判白皮书:中介未尽职常导致买家受损
上海法院发布居间合同审判白皮书:中介未尽职常导致买家受损一名房产中介在等待顾客。
杨一澎湃资料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房地产中介服务相关的矛盾纠纷也呈现多发易发态势。
7月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11-2015房地产居间合同审判白皮书》,该《白皮书》通过对近五年该院及该院辖区法院审理的房地产居间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房地产居间服务市场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因中介机构疏于尽职调查、虚假宣传或不当承诺、利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造成房屋买卖双方钱款损失的情况。
新类型:如何认定“独家委托协议”的效力上海市二中院透露,从2011年至2015年,该院及该院辖区法院共受理房地产居间合同纠纷5827件,其中一审案件5203件,二审案件624件;审结此类案件5767件,其中一审案件5141件,二审案件626件;涉案标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85921946.90元。
从收案数量来看,近年来房地产居间合同纠纷案件收案量总体平稳,但有小幅波动趋势,据《白皮书》分析,案件数量主要随着房地产市场波动而上下起伏。
而在案件类型上,房地产居间合同纠纷除了主要表现为中介机构要求买卖双方支付佣金和买卖双方拒绝支付佣金这两种案件类型外,近年来又增加了两种新的案件类型:第一种是中介机构诉请买卖双方或一方支付违约金的案件。
其表现形式是出卖人与中介机构签订“独家委托协议”后,又通过其他中介将系争房屋卖出或者嗣后拒绝卖房所引发的违约类案件。
此类案件中,如何认定“独家委托协议”的效力,需要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认真分析研究。
第二种新类型案件是委托人诉请中介机构赔偿损失的纠纷。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中介机构核实房源信息有误,导致买受人付款后既无法取得房屋又不能收回房款,要求中介机构赔偿损失的案件;二是中介机构现任或离任工作人员收取买受人定金或房款后下落不明,导致出卖人无法追回房款,要求中介机构予以赔偿的案件;三是因中介机构过错导致房地产交易未成,买卖中一方诉请中介机构赔偿预期差价损失的案件。
股权代持纠纷的司法裁判规则
股权代持纠纷的司法裁判规则裁判要旨一、出资人向公司股东汇款时并未注明汇款用途,公司股东将该款项用于公司出资,实际出资人仅凭银行资金划转凭证主张双方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但未提交委托股东认购公司股份的证据,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股权代持合意且公司股东否认的情况下,对实际出资人主张的股权代持关系,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说理1:第一,实际出资人提交的其向公司股东汇款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证明其向公司实际出资,但并未在汇款时注明汇款用途,也未提交具有委托公司股东认购股份的内容的其他证据,实际出资人主张股权的依据不足。
第二,接受汇款的股东否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实际出资人未能提交股权代持协议,且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又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法院对于实际出资人主张股权代持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文号:(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裁判说理2:确认实际出资人的隐名股东地位,必须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以及隐名股东已经实际出资。
第一,王某1并未提交双方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书面证据,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股权代持合意的存在,其在公司文件上的签字行为,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有股权代持合意。
第二,关于实际出资问题,王某1出资资金在公司增资前经过数个账户流转后,被王某2用于公司增资,没有证据表明王某1明确表示该款项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即便增资款来源于王某1,在无法排除彼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也不能据此认定其对公司享有股权权益。
案例文号:(2015)民申字第692号裁判要旨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实际出资人出资的股份记载于名义股东名下,但实际出资人只享有开发收益权,其购买的股份不承担公司其他资产亏损及收益。
此时实际出资人并非享有公司法规定的所有股东权利,其承担的责任亦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责任不相符。
故此,上述条款表明,实际出资人不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无法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隐名持股合意。
裁判说理: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其约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出资人出资购买名义股东名下的股份,并约定股份所有权归名义股东,名义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由名义股东行使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二是对于实际出资人购买的股份,其只享有该股份在公司矿产中的开发收益,不承担和享受公司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的亏损及收益。
上海高院出台审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纠纷案件意见
上海高院出台审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纠
纷案件意见
上海高院出台审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纠纷案件意见
为正确审理因股东请求对公司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引发的纠纷案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组织全市法院对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形成了如下意见: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而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基于与出让股东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受让公司股份,该权利属于合同约定的权利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与股东以外的人受让股份在行使上存在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人民法院审理中遇到股东优先购买权与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受让股份发生冲突,应以保护股东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为先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可以指定一定的期限由请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与出让股东就价格条件进行协商如双方达成一致,法院将撤销出让股东与受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按照商定的价格条件予以受让出让股东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受让人,受让人因此受到损失的,有权要求出让股东予以赔偿若因争议的股份已被处分无法恢复的,导致股东优先购买权无法实现的,出让股东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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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2016股权代持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必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既要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股权是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的依法保护和规范行使既关系股东、公司、债权人等主体利益的切实维护,也与公司的正常运营休戚相关。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因隐名投资引发的代持股纠纷持续增长,其中不乏特定身份人员为规避法律纪律规定“持暗股”继而引发纠纷的情形。
为优化公司治理,规范投资行为,提示代持风险,堵塞管理漏洞,切实保护股东、公司、债权人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特撰写本白皮书。
一、2012-2016年股权代持纠纷案件概况(一)代持股纠纷案件数量持续增长2012年至2016年,我院审结的代持股纠纷案件共97件(该类案件一、二审主要由我院民四庭审理,本文数据均以我院民四庭审理案件的数据为准)。
从该类案件的年度分布来看,代持股相关纠纷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中,2012年为10件,2013年为13件,2014年为20件,2015年为24件、2016年为30件,年均增长率超过30%。
具体情况见下图:图一:2012-2016年上海二中院审理代持股纠纷案件数量增长图(二)代持股纠纷案件涉及类型分布通过对2012年至2016年审结的代持股类案件进行分析,该类纠纷的主要类型包括:①股东资格认定纠纷,主要表现为隐名股东请求显名,该类型案件数量为61件。
②代持股相关协议的效力确认纠纷,即隐名或显名股东请求法院确认(或否认)代持股协议的效力,该类型案件数量为6件。
③股东主张行使股东权纠纷,比如隐名股东作为实际投资人主张行使知情权等权利,该类案件数量为12件。
④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纠纷,比如,公司债权人请求显名股东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显名股东披露隐名股东,所涉及的显隐股东双方之间以及与债权人之间的纠纷,该类案件数量为8件。
⑤代持股被转让的善意第三人保护纠纷,比如显名股东将代持的标的股权进行转让或者设定质押担保,隐名股东主张股权归其所有时,所引发的有关善意第三人(受让人、质权人)保护的问题,该类案件为7件。
⑥投资资金性质的纠纷,比如一方主张其系隐名股东,经由显名股东投入公司的资金性质是股权出资,而显名股东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此类案件为3件。
有关代持股纠纷案件具体类型分布如下:图二:代持股案件具体类型分布图(三)股权代持原因分析在我院审结的代持股纠纷案件中,股权代持的原因呈多样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特定身份的主体因规避法律、政策或纪律规定,将股权交由他人代持。
比如公务人员为规避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特定行业有执业准入限制的人员为规避限制性规定,境外投资人为规避对外资限制准入领域的投资规定,而借用他人名义投资入股公司。
二是名为代持实际为其他法律行为作担保。
比如甲向乙借款,双方签订协议,甲名下的股权转让给乙,暂交由乙代持,待甲归还借款后,则乙将股权归于甲的名下。
三是代为投资。
例如A拥有闲置资金,委托B代为向某公司投资。
该类纠纷往往易引起系代持股纠纷还是委托理财纠纷抑或借贷纠纷的混淆。
四是为节约成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节约相关成本(比如税务成本)或隐匿自己的财产收入,将其股权交由他人代持,后引发纠纷。
(四)股权代持纠纷涉诉标的额情况通过对代持股类案件的代持股权价值进行分析,大多数案件代持股价值在几十万元,且大多是非控股地位;也有少数案件代持股价值在几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的。
具体而言,代持股权价值在50万元以下的案件为57件,50万元至100万元的案件为15件,1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的案件为17件,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为8件。
见下图:图三:代持股权标的额分布图二、股权代持纠纷案件所引发的相关法律风险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因此,股东的出资以及所持股权比例是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主要依据。
股权代持突破了出资人、股东身份、股权的特定联系,影响到交易的安全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
通过对近年我院审理该类案件的分析可见,股权代持行为会对代持双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公司以及其他外部主体的利益造成相应的法律风险。
(一)对隐名股东即实际投资人的风险1、隐名股东主张股东身份(显名)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当隐名股东主张股东身份即请求显名时,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合性”障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隐名股东主张变更股东、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及要求办理工商登记的,应当经过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
在隐名股东无法提供公司其他过半数股东同意的相关证据下,即使该隐名股东是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向法院主张成为显名股东或者要求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的,仍旧存在困难。
(见附案例一)2、隐名股东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存在法律障碍。
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考虑,对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签订的代持股协议,如没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一般应认定有效。
但是,如果公司其他股东事先不知道显名股东背后还有隐名股东存在,或者知晓后对该隐名股东的身份不予认可的,则代持股协议的很多约定无法及于公司或公司的其他股东。
例如,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有关于公司分红的约定,但这种约定对公司或其他股东往往无效。
隐名股东只能根据代持股协议的约定,要求代持人在获取的股利中分取约定的部分给隐名股东,而不能根据其与代持人的约定直接要求公司对其分红。
又如,隐名股东还面临无法行使股东知情权的风险。
有的实际出资人并未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资料,虽怀疑其他股东在公司经营中有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但隐名股东在未显名的情况下,若起诉直接主张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因其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享有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也会面临败诉风险。
3、代持股权被转让或被质押,善意第三人将优先于隐名股东受保护。
隐名股东在依法显名之前,其股东身份和权益并不被外人所知,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实践中,显名股东擅自以转让、设定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股权时,当受让的第三人无从知晓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时,按照善意取得原理,善意第三人可以获得受让的股权(或行使质权)。
尽管隐名股东可以依据代持股协议要求代持人赔偿损失,但如果代持人没有偿债能力,风险只能由该隐名股东承担。
(见附案例二)4、显名股东成为被执行人时,为保护债权人,代持股权可以作为被执行财产。
在股权代持过程中,如果显名股东因自身债务而涉诉,进而因败诉而成为被执行人时,显名股东所代持的股份很有可能被作为执行财产被冻结、拍卖。
此时,隐名股东不能以代持协议为依据主张代持的股份不属于显名股东的被执行财产。
如果该股权被拍卖成交,竞买款首先应作为执行财产偿付显名股东的债权人。
虽然隐名股东可以向显名股东主张赔偿股权损失,但很有可能因显名股东没有偿债能力而难以弥补相应的损失。
(二)对显名股东即代持人的风险1、债权人依法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显名股东面临承担清偿责任风险。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公司需要对外承担债务而公司资产不足以偿还时,如果股东对公司有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债权人可要求该股东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部分发起人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出资不实的,则债权人可要求发起人股东在不实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相互连带承担清偿责任。
显名股东在对外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如果该显名股东所持股份存在出资不实情形的(实际可能是隐名投资人未真实出资或抽回出资),则公司债权人可根据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要求显名股东(代持人)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显名股东以其仅是代持人没有出资义务作为抗辩的,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见附案例三)2、显名股东会面临难以退出公司的风险。
与前述隐名股东要求显名,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相似,显名股东如果不愿再继续代持,欲退出公司或者让隐名股东显名,也要受到该条件的限制。
如果其他股东事先不知有股权代持情形,事后又不愿意实际投资人显名的,则该代持人仍然难以退出。
另外,一些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在某些条件成就时,显名股东将其名下股权变更至隐名股东名下。
但在实践中,对相关条件是否成就存在较大争议,显名股东无法完成举证的,也会导致显名股东的退出困难。
(见附案例四)(三)对公司及外部人的风险1、公司易卷入讼累。
实际投资人与显名股东通过订立股权代持合同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基于此种约定,实际投资人、显名股东、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外部债权人等之间直接或间接产生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继而会引发一系列纠纷。
在不同类型的隐名投资法律关系中,隐名投资还会涉及代理、合伙、信托等法律关系。
实践中,无论是隐名股东要求确认其股权,还是要求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都难以避免涉及诉累。
在我院审理的该类案件中,近六成案件将标的公司作为被告,近四成案件将标的公司列为第三人。
因此,对于公司而言,当股东有股权代持行为的,就难以避免会卷入诉讼。
2、以人合性为基础的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信任会受到破坏,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特征,股东之间的相互了解及信任是公司得以正常经营及发展存续的基础与前提,而打破或者影响公司“人合性”的行为,很可能导致公司发展陷入困局。
因此,为了保持股东之间的彼此信任,很多公司在成立之前,均会通过股东之间的协议对股东的出资、条件或者范围加以限定。
在公司成立之后,还会通过公司章程等内部文件对于新增股东、股权对外转让等与“人合性”相关的事项予以规定。
出于各种目的的股权代持行为,往往是对股东之间了解与信任的一种破坏。
对于公司而言,若其他股东事先并不知晓股权代持事项,显名股东既未向其他股东披露实际出资人的信息,亦未披露股权代持协议的条款约定,一旦显名股东要求退出公司或隐名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特别是在实际出资人与其他股东缺乏信任时,矛盾就会凸显,从而有损于公司的稳定与发展。
3、股权代持无益于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
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是维护健康市场秩序的重要保障。
经工商登记的股东资格、出资情况、持股比例等信息,应受到“商事外观主义”与“公示公信原则”的保护,从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与提升交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