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刘国石

(北华大学古籍研完所，吉林吉林132013)

摘要: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皆因地方势力过于膨胀，中央对其失控所致;地方官品德之优劣，对叛乱发生与否关系甚为重要。叛乱之结果及其影响，则与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与否有直接关系。或是迅速平定叛乱，中央集权因之而强固;或是延误平叛，导致割据;或是叛乱经久难平，直接影响王朝之命运。另外，叛乱如有少数民族成分参与，将增加其复杂性;而少数民族成分之参与与否又与统治集团民族政策直接关联。

关键词: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原因;过程;影响;比较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是发生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前的三次大规模叛乱。尽管三次叛乱的发动者身份不同，前二者为诸侯王，后者为地方官，但就其性质来说，三次叛乱都属于地方势力破坏并欲取代统一政权的战争。三次叛乱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历来受到史学界关注。三次叛乱虽然发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亦可探究出某些共同之处和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笔者试就三次叛乱进行概略的对比，以求得到某些值得总结的同异。

一、三次叛乱发生的原因

(一)七国之乱爆发的原因

汉初消灭了异姓王势力后，汉高祖刘邦考虑到中央势力尚弱，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戒秦孤立之败”，既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为王，实为“同姓诸王”分封的原因。刘邦封同姓王时，诸王年岁还小，未对中央产生威胁，但随诸王年龄的增长，诸侯王国势力的发展，逐渐构成了对中央的严重威胁，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势力，从而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

诸王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诸侯王权力大。诸王掌握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各级官吏，并可自征租赋，自铸钱币，自行纪年等，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第二，诸侯王势力强。诸王国占据广阔地域。当时西汉全国约有54郡，中央直辖只有15郡，另39郡为各王国所占。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其中齐、楚、吴三国辖地几乎“分天下之半”。从占有人口上看，中央也大不如诸侯王国。据柳春藩统计，汉初人口总数约1300万，西汉中央直接控制人口约450万，而诸侯王国所控制人口约为850万。双方控制人口之比为5. 29: 10。

第三，诸侯王数量多。刘邦封同姓王时，共有宗室子弟9人为王。到汉文帝时，诸侯王已达18人，比刘邦时增加了一倍。

汉初，从积极方面来说，诸侯王在巩固西汉统一国家统治方面，无疑起了一定作用;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诸侯王有较多的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由对中央的向心力而转为离心力。如淮南土刘长在封国内甚至“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首先向朝廷发难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反叛于文帝前三年(前177年)，淮南王谋乱于文帝前六年(前174年)。一发一萌的两次谋反虽然很快平息，但更大规

模的反叛已在酝酿之中了。

济北、淮南二王叛乱平息后，梁王太傅贾谊已预感将有更大祸乱要发生，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采纳贾谊建议，将势力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将反叛失败的淮南国分为三，对其他诸侯王国并未采取措施。这是因为，从形势上看，文帝时期诸侯王国与朝廷的矛盾虽已显露出来，但并未达到非除不可的程度;从经济条

件上看，朝廷尚缺乏彻底解决诸侯王国问题的物质基础;从政治上看，皇权尚待巩固。景帝时期，这些条件皆已成熟，而目_诸侯王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如吴王刘濞在惠帝、高后时期，就利用吴地盐铁之利，坐收暴利，国用富足。为收买人心，吴王濞还招纳各地逃亡的罪犯，又由官府出钱代替百姓支应朝廷所征之徭役，到景帝即位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已成为必然。继贾谊之后的晃错又将文帝在位时曾提出的“削藩”建议重新向景帝提出，并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据此先后削楚王、赵王、胶西王等几国的部分封地。吴王刘濞见要削至吴国时，就决心发动叛乱。他先后勾结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朝廷下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郡为借口，起而反叛。

(二)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八王之乱发生的原因仍有多种看法，但无论如何，八王之乱是由司马氏宗王发动，不能说与分封毫无关系。那么，晋武帝司马炎为何要实行分封呢?这与汉初有同样的目的，即是吸取曹魏孤立而亡的教训。八王之乱虽说不能完全归之于分封，但这种出发点将导致司马氏宗室诸王权力的膨胀，从而为宗王叛乱准备了条件。八王之乱与宗王有直接关系的原因是:

第一，封国有自置军队权。西汉时期虽有分封，但诸王并无置军权，亦无发兵权，兵权归于中央，以虎符为信。西晋统治者却一改这种历史传统制度而让宗室诸王掌握军队。分封使司马氏统治集团只看到宗室的力量，而忽视了对宗室制约的其它力量，所以与此同时又裁撤了州郡武备，这两件大事，影响至巨。八王之乱所以乱到导致两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

第二，宗王出镇。如果说西晋所规定的封国自置军队数量尚不足以反叛中央的话，那么宗王出镇则为其叛乱增添了足够的军事力量。八王之乱爆发之速，主要是由于西晋承东汉末年以来州郡积重之势，而使诸王出一方重镇所致。出镇的亲王既握兵符，复综民事，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均由此而起。

第三，宗王参政。西晋统治集团为加强宗王权力，使宗王直接参与权力中心，可以侍中、诸公、中书监、令的身份参与政治决策，或者以录尚书事的身份直接代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指挥权。参与权力中心的宗王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势与出镇的宗王相勾结，在中央政权的正常运营机制被打乱，权力中心出现震荡、移位、变动时，便成为搅乱统治秩序，制造战乱的因素。

除以上与宗王直接相关的原因外，八王之乱还有如下原因(依上述顺序):

第四，西晋统治集团腐败。开国皇帝晋武帝统一全国后思想开始颓败，既不复留心政事，又偏信奸党，加之极意声色，为西晋统治集团开了腐化的先例。在这种不良风气引导下，整个统治集团迅速陷于腐败，严重削弱了统治力量，为八王之乱带来可乘之机。

第五，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安排失误。当时可以选择的皇位继承人有两个，一是嫡长子司马衷，二是齐王司马攸。司马衷虽为嫡长子，却是个白痴，而司马攸既有才能又是朝中威望很高的宗王，朝臣认为其“才干出武帝之右”，故“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晋武帝虽然亦“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但由于外戚杨氏与司马衷妻子贾南风极力拥戴，最终仍决定司马衷为皇位继承人。晋武帝又将辅政大臣托付于无能而专权的外戚杨骏与庸才汝南王司马亮，又将司马攸排斥于辅政大臣之外。由于皇位继承人和辅政大臣都选错了，使朝廷大臣形成派系之争，并导致诸王争夺皇位的“非分”之念的产生，一场丑恶的争权夺利斗争便不可避免了。王夫之在谈及西晋末王位继承人与八王之乱的关系时认为，“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这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