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与泰戈尔的生命哲学【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飞鸟集》与泰戈尔的生命哲学专业班级：汉语言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他出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有深厚文化教养的家庭，属于婆罗门种姓。

1913年他凭借宗教抒情诗《吉檀迦利》（英文版，Gitanjaei，即《牲之颂》，1911年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他与黎巴嫩诗人纪·哈·纪伯伦齐名，并称为“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

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样性就是欢乐的原因。

同时，他所表达的爱也是他的诗歌的内容之一。

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

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

其代表作《吉檀迦利》和《飞鸟集》。

《飞鸟集》是一部富于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共收录诗325首，初版于1916年完成。

其中一部分由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文格言诗集《碎玉集》(1899)，另外一部分则是诗人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

诗人在日本居留三月有余，不断有淑女求其题写扇面或纪念册。

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诗何以大多只有一两行。

诗人曾经盛赞日本俳句的简洁，他的《飞鸟集》显然受到了这种诗体的影响。

因此，深刻的智慧和简短的篇幅为其鲜明特色。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300余首清丽的小诗。

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

《飞鸟集》的译者郑振铎在译完泰戈尔的这部散文诗集后，曾深情地称它“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并形象地指出，泰戈尔的这部散文诗集“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

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自1913年泰戈尔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文学家起，整个亚洲文学界都对他进行了全方位、长时间的研究，中国同样如此。

而就中国这百年来的研究来看，可以分为七个时期：一、萌芽期（1913—1922年）1913年，《东方杂志》的主笔钱智修发表了论文《泰戈尔氏之人生观》，泰戈尔作为哲学家、圣人和预言家被第一次介绍到了中国。

两年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介绍了《吉檀迦利》。

泰戈尔正式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陈独秀、张闻天、瞿世瑛、王统照、冰心等人为核心，写出了如《泰戈尔的艺术观》（郑振铎）、《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张闻天）、《泰戈尔的人生观与哲学观》（瞿世瑛）一般大体上把握了泰戈尔的思想脉络，初步显示出泰戈尔思想及作品丰富内涵的研究论文。

然而这个时期只是简单的将泰戈尔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进行研究，热点也仅仅集中在介绍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文学观念以及生平事迹。

二、热潮期（1923—1924年）受世界范围的“泰戈尔热”和1923年泰戈尔将访问中国的刺激，促成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泰戈尔热”。

在这一年里，不仅各大报刊杂志大量翻译刊登泰戈尔的作品，几乎所有的文学丛书中都有着泰戈尔的名字。

众多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他：有研究其文学艺术特征的；有研究其宗教思想的；有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立场分析泰戈尔诗歌中的东方文化内涵的……随着《泰戈尔传》（郑振铎）、《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表象》（王统照）、《泰戈尔批评》（闻一多）、《泰戈尔思想之背景》（简又文）、《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梁任公先生为欢迎泰戈尔在师范大学讲演》（梁启超）等论文的出现，泰戈尔在中国大地上点燃里一把向他学习的火焰。

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对泰戈尔文学介绍最全面、最深入，也是泰戈尔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最大的时期。

三、守成期（1925—1949年）随着进入创作后期的泰戈尔将兴趣更多的转向了政治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对泰戈尔的研究和评论冷却了下来。

除了许地山、郑振铎、郭沫若等寥寥几人，很少有人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研究泰戈尔神秘、静谧的文学作品。

虽然人们将对泰戈尔的关注大多转移到了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上，但在这段时间里，对泰戈尔的研究也由开始的单篇文章发展为专门的研究专著。

修订版的《泰戈尔传》（郑振铎），《印度文学》（许地山），《泰戈尔评传》（Stanley Rice）这类总结性的专著都在这段时间出版。

四、沉寂期（1950—1980年）解放初期，泰戈尔几乎完全淡出了中国文学界。

直到1956年，周恩来在印度评价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们的杰出代表。

”受此鼓舞，《泰戈尔传》（连生平）、《印度文学在中国》（季羡林）、《忆泰戈尔》（梅兰芳）等研究文章献世。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仅仅只有《泰戈尔与中国》（季羡林）、《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黄心川）两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出现。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始终处于平静状态，研究进入了淡季。

五、崛起期（1980—1990年）进入80年代，泰戈尔研究终于从前期的沉寂状态中再次崛起。

各种纪念活动、泰戈尔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大量泰戈尔译作的出版，成为泰戈尔研究复苏的标志。

在这10年里，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和美学思想成为研究的热点，从文学角度研究和分析泰戈尔作品的论文增多，加上印度文学研究会年会的定期召开，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增进。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季羡林）、《泰戈尔的文艺观》（华宇清）、《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张光璘）、《家庭中的泰戈尔》（戴维夫人）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了泰戈尔的思想、艺术风格，更全面、详实地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

六、繁荣期（1991—2001年）从最初泰戈尔传入中国已经近百年，但对泰戈尔的研究仍在继续，并再次呈现出繁荣的态势。

作品的翻译和出版逐渐趋于全面和系统，2000年我国出版规模最大、作品最全的泰戈尔作品集《泰戈尔全集》问世。

同时学术研究也变得专业化起来，印度年会中出现了泰戈尔的专题研究，《中国名家论泰戈尔》（张光璘）这样囊括了中国各方面名士对泰戈尔的评价的专著也开始出现。

可以说这段时间里的泰戈尔研究涉及了作品内涵、作品艺术分析、语言研究、比较方法论文、泰戈尔与中国作家比较研究等多项内容，极大的扩宽了研究视野。

七、平稳期（2002年至今）而在近几年，尽管泰戈尔再也没有像20年代那样掀起过高潮，但有关泰戈尔的研究却在不断深入下去，逐渐形成了一个成体系的研究队伍。

内容涵盖了泰戈尔生平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创作中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代表作以及泰戈尔在印度文学史的地位，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等，还对泰戈尔思想和创作中的局限性和缺点进行了事实性的分析。

可以说研究没有忽冷忽热的现象，基本呈现出一种渐趋平实、稳重的态势。

综上所述，经过这近百年对的漫长发展，对泰戈尔的研究已经从20年代时的盲目崇拜、消极模仿转为一种理性的借鉴和学习。

开始站在国际文化交流的高度上，重新审视泰戈尔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认真总结中国文学对泰戈尔模仿和学习的历史经验。

相信这种研究将会更好的启示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部分（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本篇论文是对泰戈尔作品中表现出的生命哲学的研究。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分析泰戈尔在其作品《飞鸟集》中所表现出的“泛神论”和“博爱论”思想，解读他的生命哲学以及这种独特生命哲学的产生原因。

生命是什么？这是人类的永恒困惑之一。

而泰戈尔对生命真谛的理解，在作品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其独具魅力的“泛神论”、“博爱论”思想。

而《飞鸟集》作为泰戈尔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具有泰戈尔诗歌的一切特质，还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短篇哲理诗集，与他的《吉檀迦利》相比较，更为简单易懂，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更加耳熟能详。

在我看来，诗歌中处处显露的“泛神论”，是泰戈尔对什么是生命的解读。

在他看来，所有生命都是“神”的化身，是“神”的投影与组成部分，因而“梵”也就是“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而一个人通过完善自身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神合一”。

也正因为如此，面对世间万物、一切生灵，都应该心存热爱和感激，爱一切事物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回报。

所以“博爱论”可以看做泰戈尔对生命的态度。

每次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总会感受到一种绵绵的爱和温暖，不仅唤起我们对世间一切事物的爱心，也引导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路上继续奋斗，使生命变得更为快来和明亮。

因此这次选择写泰戈尔的生命哲学这个主题，是希望以泰戈尔“泛神论”、“博爱论”这样一种积极乐观、超然自得的思想激励自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四、参考文献[1] 《泰戈尔传：寂园飞鸟——世界十大文学家》侯传文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2] 《飞鸟集》泰戈尔著郑振铎译外语教育与教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3] 《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张羽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4] 《回忆录》泰戈尔著谢冰心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出版[5] 《泰戈尔与中国》孙宜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6] 《读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梁实秋著《创作周刊》1923年第9号[7] 《泰戈尔传》郑振铎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8] 《印度文学》柳无忌著中国文化服务出版社1945年出版[9] 《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瞿世瑛著《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2号[10] 《印度文学》许地山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11] 《泰戈尔与中国》季羡林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12] 《禅与诗人的宗教——中印文学思想交流一例》朱维之著《印度文学研究集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13] 《<吉檀迦利>与印度传统宗教哲学的精神统一》王燕著《南亚研究》1991年第2期[14] 《望霞听雨札记<泰戈尔抒情诗选>》吴岩著《读书》1991年第5期[15]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刘建著《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16] 《缪斯之缘－五十篇外国文学名著评介》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7] 《泰戈尔与西方泛神论思想之间的类同与歧异》张思齐著《东方文学通讯》2003年第1期[18] 《圆融的生——泰戈尔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彭立鸿著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19] 《试论<奥义书>对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影响》殷人平著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20] 《泛神论要义》约翰·托兰德著上海商务出版社1997年出版[21]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季羡林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年出版[22] 《泰戈尔诗歌论略》张中宇著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第19卷第5期[23] 《神·自然·爱——泰戈尔“自然观”在<飞鸟集>中的体现》论文资料网[24]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张娟著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