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造物的设计美学思想

论中国传统造物的设计美学思想
【摘要】：在中国传统造物中，各种学派的思想对艺术设计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其中影响中国传统造物设计的主要思想有实用美思想、装饰美思想及道德性思想。

【关键词】：实用美；装饰美；道德性
原始人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在不断积累对工具的使用和设计经验后，才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创造力的”人”。

判断人类进步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人类创造力的发展，而创造力的发展，则往往蕴含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器物的设计中。

从出土的各时代的遗留物，包括建筑、石器、陶器、装饰物等等，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演变，标志着人类文明所经历过的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无论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工艺装饰品，一般都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功能。

物质功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功能则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

1. 造物中的实用美思想
在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一贯遵循”和谐、实用、美观”的设计理念。

北宋范仲淹曾提出”器以象制”之说：”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也就是人要想达到提水灌溉的目的，提水功能必须需要依附一个象--形式来实现，也就是功能要依靠形式来承载（”象以载器”）。

范仲淹在这里认为筒车的造型就代表了它的结构，这个器物结构必须依附在”象”这个形态上，才能完成其升水功能，而后四字是说：水通过水轮运转便达到了灌济农事的目的--”转此大水轮，救汝旱岁苦”。

.以人为中心和以实用为本的设计思想，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思想体系中。

自新石器时代创造了治陶、纺织等之后，人们对美的追求和表现就更迫切了。

其中”彩陶”便是反映这个时期的标志物之一，彩陶从形制来看，其功能的需求已设计的非常合理了，如罐耳的位置设计及罐足的大小高低都设计得合情合理，在制作中，其容量是设计所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彩陶的形体基本接近球体，在细部处理上，其口缘宽度、厚度及两侧系耳的大小、位置等，都充分考虑到携带与使用的方便。

这时的人们，已学会利用伸展或弯曲的线条、用器物的形体表现力量、情趣或节奏之美。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那个时代设计思想、科学文化、宗法制度演变的物化载体，从普遍使用的食用器发展为祭奠礼器和国家重器，从一般的图案装饰到兽面神人等崇拜物，青铜器的造型设计无不与当代的社会形态相一致。

铜鼓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重要礼器，它不仅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同时它的设计在造型上符合发音原理，通过敲击的鼓声模仿雷鸣声，产生天与人之间的沟通。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曾说过：”堂谿公謂昭候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候曰：’不可。

’’有瓦器而不露，可以盛酒乎？’昭候曰：’可。

’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

虽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①韩非子认为，一件不能盛水的贵重千金玉卮，还比不上价格低廉却功能完好的陶器。

当然，古人在研制器皿时通常都是将
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

这在《考工记》中有所记载，其中提到的”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其中”材有美”是提醒造物者关注原材料的特性与质量，也包括材料本身所能体现的美感，说明当时人们在造物时，已有了对材料的充分认识。

而”工有巧”则是从根本上认识了人的创造性是最有价值的，从青铜时代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中，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已开始重视人类自身的力量，用科学与智慧的思想方法进行造物。

到秦代以后，以人为本、以实用为本的设计思想仍然贯穿在造物的艺术设计中。

汉、唐、宋、明时期的艺术设计都非常注重和突出造物设计的实用功能，并将实用性与审美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与当时的王权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代的王府就强调要”以致用为本”，认为：”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

”到了明代，明式家具就以造型简洁，线条流畅装饰适度为特点，十分重视实用美术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擅于体现在选材、结构、装饰的整个制作环节中。

明清的工艺美术中，都能以极节俭的工本，充分发挥材质的性能，将经济、美观、适用统一在朴素清新的风格中，在器物造型中表现了巨大的创造才能。

器物的功能必须通过形式这个载体表现出来，即通过具体的形象、合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功能与形式的统一构成了人为事物功能美的基本范畴。

因为合理的功能形式是一个善的形式，因而在中国古代器物设计者看来也是一个功能美的形式。

依托于农业文化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地理环境形成的许多优势，许多设计的物品器具有着积极的功能使用价值，往往还是作用大于形式，功能服从于需要。

2. 造物中的装饰美思想
从艺术设计发展史上看，器物造型的装饰性与实用性一直是艺术设计者所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艺术设计中，则更注重器物造型的实用性与美观性。

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其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对于造型艺术来说，外在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装饰美上，而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实际上指的就是器物的功能性。

人类告别动物界，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

人类按预定目的造成的工具，凝结了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实际上也开始了美的创造。

西周前期创作出的《易经》，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包括对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蒃》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说文》：”贲，饰也。

”“亨”，是说事物加以必要的纹饰，可致亨通。

而”小利有攸往”，指柔小者经适当的文饰，必有利于增显其美。

而《易经》杂卦中说，”贲，无色也。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即认为质地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

因此，《易经》中主要体现了几种观念：一是适当的装饰可以增加美感，二是质地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易经》中的文质观，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设计思想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例如唐代生产的三彩瓷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其造型雍容饱满，潇洒脱俗，展现出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其莲花装饰纹样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在装饰中游刃有余。

唐三彩的生命活力还反映在图案结构的设计中有了大胆突破，让人们从中体味到当时制作者的聪慧、自由地创造性，多元化的风格交融成为该时代陶瓷制造的特点。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认为，器物的刻镂彩绘就如同文章的修饰，要使其奇巧华丽，就不要实用；要使其实用，就不要奇巧华丽。

因此，要以适用作为本质，刻镂彩绘作为装饰。

王安石强调器物的功能本质，也不主张
忽略装饰。

王安石的观点，已接近现代艺术设计所强调的，装饰的形式美应首先服从功能内容需要的理论。

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最本真的状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状态，因此也是一种最美的状态。

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

”以和为美”，也就是以丰富为美，以多样性为美，这是对”和”的理解的另一层涵义。

把”和”的观念应用于造物工艺之上，主要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适度结合。

在中国设计的历史上，漆器和瓷器的设计是对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诠释。

漆器工艺在秦汉时期就在造型设计、装饰、工艺材料以及技术等诸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具有质轻、形美、耐用和华贵的特点。

为了适应生活中的需要，古代工匠设计出了多功能、组合化、系列化的漆器产品。

从马王堆出土的15件漆奁中就有双层奁5件，制作精细，装饰华美，表现出高度的设计匠心和功能的合理性。

漆器的设计将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有良好的使用性、操作性，造型与装饰又是多样化的。

瓷器的设计同样也是如此，造型优美，比例尺度恰当，工艺精巧。

设计与使用目的的和谐统一，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多样化，创造出了实用和美观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