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聂树斌案为例——浅谈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以聂树斌案为例——浅谈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以聂树斌案为例—浅谈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一．聂树斌案案情回顾
聂树斌，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人，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

1994年8月10日，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某的父亲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女儿康某某于8月5
日下午5点下班后失踪。

当日下午康某父亲、同事在下班路线西侧附近玉米地发现康某某失踪前穿的连衣裙、内裤，8月11日上午在衣服附近玉米地内又发现了康某某腐败的尸体。

9月23日根据群众提供线索将聂树斌抓获。

9月28日聂树斌供述在孔寨村玉米地内强奸被害人并用花衬衣将被害人勒死的犯罪经过，还主动供述了公安机关并不掌握的偷窃的作案用花衬衣细节，并绘制了窃取地点路线图。

并指认了作案现场、埋藏衣服地点，在混合辨认当中，辨认出康某某照片、自行车及作案用花衬衣。

1995年3月15日，以聂树斌犯有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

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

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将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

2015年9月1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在经历了四次复查延期之后，2016年3月26日，山东高院再次约谈他和李树亭律师，交流案件复查情况。

合议庭再次要求代理律师要积极提供有效的证据线索，供合议庭查证。

而聂树斌案的第四次延期将在
2016年6月15日结束，是否会再次延期还不得而知。

在聂树斌案案发至今的20余年间，该案的每一个进展不仅仅牵动着其家人的心，更影响着每一个中国国民对于中国法治的信心。

由于聂树斌案还没有获得最后的裁判结果，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资料非常有些，大部分由聂树斌的律师和家人传达出来，下面我将针对一些比较可信的信息进行分析，由此总结冤案产生的原因。

二．从聂树斌案看冤案的产生原因
1．刑讯逼供，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可以说是导致许多案件误判的重要原因。

就聂树斌案而言，根据聂树斌母亲的陈述，聂树斌的一审辩护人张某曾经对聂树斌母亲说：他与聂树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聂树斌一直哭。

张某某问聂树斌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承认(强奸杀人)？聂树斌没吭声。

张某某又接着问为什么第二次承认了？聂树斌说：“打哩！”。

与他同监室的纪某某也说听聂树斌说，没有强奸杀人，被公安人员打得生不如死，“等精神几近崩溃和恍惚的时候，公安人员就让在提前写好的讯问笔录上签字”，“一说错就挨打，然后就变得口吃了”。

但是随后聂树斌的原办案机关对此进行了反驳。

所以就聂树斌案而言究竟有没有对其进行刑讯逼供目前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结论。

但是刑讯逼供确实是导致冤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佘祥林案中，侦查人员对被告人进行了10天11夜的刑讯，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结果导致佘祥林只得违心供认杀人。

之所以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办案机关定罪量刑过分的依赖口供。

这一点在聂树斌案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聂树兵的律师披露，聂树斌案136页侦查卷里，确实仅有聂树斌的口供、现场证人提供的证词等，但没有精斑、DNA检验等物证，“一旦口供拿掉，就什么都没有了，连最基本的证据要求都没有达到。

通过进一步的查证，律师发现，就连聂树斌本人的口供供词也是不完整的，而且很多口供的签字甚至不是聂树斌本人签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聂树斌案几乎是根据口供就判决了聂树斌的死刑，可见其对人命的轻贱和
草率。

但是可笑的是即使这么重视口供，办案机关不仅仅连口供的完整都不能做到，还出现了大量严重的错误。

这一现象的产生，不由得就要谈到冤案产生的两一个原因，那就是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和当时“命案必破”司法背景。

2.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
我国1996 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吸收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规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机关和法院有权作无罪处理。

但在实践中，办案人员普遍存在强烈的有罪推定观念，对疑罪案件往往不愿做无罪处理。

从公开案件信息可以看在聂树斌被抓获前，仅康父8月10日报案笔录、8月11日证人笔录，在9月23日聂树斌被抓，至9月28日第一次供述杀人强奸犯罪事实止，仅康父笔录在卷佐证，诸如其他证余某、康夫、同事王某、聂单位领导等均在口供之后取得。

严格来说是在抓获聂树斌后，开始进行侦查的。

这是典型的先供后证，也就是说对于聂树斌案而言，侦查机关是先认定了聂树斌就是杀人强奸案真凶之后，然后为围绕着证明聂树斌就是真凶这一目的展开的所以这是明显的有罪推定。

恰恰是由于有罪推定这一错误的司法观念，会使得司法机关陷入为主，仅仅收集那些能够证明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不少案件既存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存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办案人员对这两类证据应当给予同等重视。

如果要作出有罪认定，必须所有无罪证据都被有罪证据否定，或者至少所有无罪证据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从而使有罪证据能够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封闭的锁链; 反之，如果证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尚未被否定或得到合理解释，不应做出有罪的认定。

在聂树斌案中很多关键的证据都没有被收集，口供都出现了空缺，甚至已有的证据都不能够自圆其说，出现证明力的瑕疵。

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罪推定的司法观念使得司法机关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可能证明聂树斌不是真凶或者是证明该案确有疑点的证据。

如果进一步结合聂树斌案发生时全国“严打”的背景的话，甚至可能出现办案
机关为了尽快破案销毁无罪或疑罪证据的可能。

3.司法不够独立
在聂树斌一案中我们频频能够看到一些所谓的“黑幕”。

例如河北省政法委压着此案不动，聂树斌案之所久拖不决是因为受到了法外因素的干预，甚至传出聂树斌之所以被火速执行死刑是因为章含之要用他的肾等等。

甚至案件在山东高院进行复查的时候山东高院院长还特别澄清：“对于聂树斌案，社会各界都很关注，目前复查进展顺利，不会有什么干扰。

”表明聂树斌案的复查没有收到法外因素的干扰。

为什么我们每每发生冤案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幕出现，并且我们往往也愿意去相信这些黑幕。

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司法的不独立。

检察机关、法院在办案时应当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应当能够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检察机关、法院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办案。

反之，如果其他部门能够随意对检察机关、法院处理案件发号施令，那么最终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就不是案件事实和法律，而是其他部门，甚至其他部门个别领导人的意志。

只有司法机关真正独立，那些黑幕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觉得哪些黑幕才是真相，而司法机关的解释不过是为了粉饰太平。

三．防止冤案的制度建议
1.取消地方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的职能，确保检察机关、法院依法独立办案
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有权对国家各项工作，包括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领导。

但是，不同国家权力性质不同，运行规律不同，在对其进行领导时必须遵循其各自的内在属性，采用不同的领导方式。

就司法权而言，我认为其目的在于通过有限的证据信息探求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并据此做出公正裁判，所以司法机关的工作更强调消极被动、超然中立、直接言词等基本原则，这跟行政机关强调积极主动、目标明确、书面审查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地方政法委在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给案件定调。

这实际上是采用管理行政权的方法管理司法权，是对司法活动基本规律的违背，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后果。

首先，
政法委组成人员大多未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不具备解决具体案件的能力。

其次，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制约，不利于防止出现错案。

再次，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难以做到兼听则明。

最后，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出现错案时难以追究责任，不利于防止再次发生错案。

因此我们必须取消地方政法委协调具体案件的职能，确保检察机关、法院依法独立办案，来防止冤案的发生。

2.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全面确立和严格贯彻疑罪从无规则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础性原则，但是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有些制度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但总体而言，无罪推定并非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立法对无罪推定相关规则的吸收非常不彻底，实务中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做法非常普遍。

譬如，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公安司法机关往往不愿作无罪处理，而作有罪处理。

我国实践中许多冤错案的发生都与此有着紧密的关系。

甚至于在我们刑事诉讼法课上讨论相关的案件的时候，作为跟案件当事人毫无利害关系的我们都不由自主的会运用有罪推定的思想去分析案情。

跟不用说有着破案压力的现实办案人员。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该在未来立法时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全面确立和严格贯彻疑罪从无规则。

我国1996 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规定在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检察机关、法院对疑罪案件有权作无罪处理。

然而，立法对疑罪从无规则的吸收非常不彻底，仅规定在这两个阶段，对疑罪案件应当作无罪处理，对其他阶段，如侦查、二审、再审以及死刑复核阶段，疑罪应当如何处理未作规定，结果导致实践中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

譬如，在侦查阶段出现疑案时，侦查机关往往既不作无罪处理，也不作有罪处理，而是“挂”起来，并且一挂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在二审阶段，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要么在查清事实后直接改判，要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一旦一审法院维持原判，被告方往往再次提起上诉，结果导致案件在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
反复轮回，迟迟无法结案。

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明确规定，在侦查、二审、再审以及死刑复核程序中，对疑罪案件也应作无罪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冤案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因为如果我们遵循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让真凶逍遥法外。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有罪推定，不敢疑罪从无的话，那么不仅真凶会逍遥法外，更会有人无故受累，而整个司法的公正性更会收到质疑。

这样一算利弊得失，如何抉择，其实很明确。

3.延长死刑执行期限
刑诉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在７日以内交付执行。

这一规定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变更程序存在冲突，不利于纠错和死刑犯权利的救济。

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死刑变更包括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罪犯正在怀孕的三种情形。

问题是，审判机关难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也无法查实死刑犯所揭发的重大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立功表现。

其次，死刑立即执行与审判监督程序存在冲突，无法保障罪犯的申诉权利。

虽然申诉可适用于经过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但法律忽视了死刑判决的特殊性。

法院收到申诉材料后，先要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才能决定予以受理。

由于申诉期间不能停止死刑裁判的执行，从死刑命令下达到交付执行最多只有７天，被告人很可能在法院申诉审查决定未做出之前就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再次，不利于人民检察院发挥执行监督的作用。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３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

据此，检察院只有最短４日最长７日的准备时间。

检察院既要监督死刑执行的时间、地点、方法、停止行刑等程序性的问题是否合法，也要考察执行前后罪犯权利的保障问题。

时间太短，未免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履行执行监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