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风格比较

荷花淀”派与“⼭药蛋”派风格⽐较
“荷花淀”派与“⼭药蛋”派风格⽐较
摘要：以孙犁为⾸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的“⼭药蛋派”是我国现代⽂学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各具千秋的两个“流派”。

本⽂通过对这两的流派的对⽐研究，分析“荷花淀派”与“⼭药蛋派”的不同艺术风格，从⽽加深我们对这两个历来多有存在性争议的流派的认识。

关键词：“荷花淀”派“⼭药蛋”派艺术风格
（⼀）“荷花淀”派及其艺术风格分析
荷花淀派是以孙犁为代表的⼀个当代⽂学的流派。

此派⼀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息和乐观精神语⾔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等。

荷花淀即⽩洋淀，这⼀流派得名，不但源于⽩洋淀这个地⽅，也源于孙犁的短篇⼩说《荷花淀》。

《荷花淀》以⽩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

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彩。

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他在编辑《天津⽇报·⽂艺周刊》时，通过这块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京、津、保定三⾓地带的⼀批⽂学青年。

这⼀派作家的共同特⾊是着⼒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和⽔乡的清新⽓息。

后来，逐渐发⽣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荷花淀派”的作品，⼀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息和乐观精神，情节⽣动，语⾔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描写逼真，⼼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说”之称。

荷花淀派开创者：孙犁，原名孙树勋。

河北安平⼈。

现代作家。

我国杰出的语⾔⼤师。

⽆产阶级⾰命⽂艺运动的领导⼈之⼀茅盾在评介孙犁时说过：孙犁有他⾃⼰的⼀贯的风格，“他的散⽂富有抒情味，他的⼩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绝不枝蔓；他是⽤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不落轻佻。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进步》)
概括说来，荷花淀派⼩说的艺术特⾊，⾸先是以炽热的感情对河北农村⽣活的诗意描绘，地⽅⾊彩浓郁。

荷花淀派作家们从⼩⽣活在农村，对家乡的⼭⽔⽥园、风俗⼈情既熟悉⼜充满着热爱与眷恋。

孙犁的创作跨越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
时代，但他的⽂学之根始终深深扎在河北农村的厚⼟中，不断开拓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新境界。

年轻⼀代虽然与孙犁⾯对的⽣活有所不同，但作品同样紧贴时代，描绘出了⼀幅幅⽓韵⽣动，具有鲜明地⽅⾊彩的农村⽣活画卷。

刘绍棠以描绘运河两岸农村⽣活见长，他说“只想住在我的运河家乡的泥棚茅舍⾥”写⼩说。

韩映⼭以描写⽩洋淀边⽣活为主，他说：“我热爱那⾥勤劳朴实的⼈民，热爱那⾥的河堤淀⽔，热爱那⾥的风光及⼀草⼀⽊。

我把这种感情融进了⾃⼰的作品⾥。

”⽽丛维熙早期⼩说散发着冀东农村的泥⼟味；房树民的作品多以⼉童的视⾓描写乡⼟，格调清新，地⽅特⾊鲜明。

其次，是善于从平凡的⽣活场景中发掘美的意蕴。

孙犁是“美的极致”的追求者，歌颂者，他的作品虽然跨越了不同的时代，但始终看重从⼈们的⽇常⽣活⾥发现美的极致。

孙犁说：“要看⼀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显出来，发射光亮，照⼈眼⽬。

”这是荷花淀派⼩说共同审美⽅式和艺术⼿法。

他们少有全景式、⼤规模、长跨度的表现时代⽣活的作品，多是通过时代⽣活中的⼏朵浪花⼉，时代潮流中的⼀⽚微澜，⼼灵世界⼀闪间的光亮来凸显主题。

他们善于从家常事、⼉⼥情中发现⼈情美、⼈性美、⼼灵美，并以此来折射时代⽣活的内蕴，从⽽构成⼀定历史时期社会⽣活的诗意画卷。

第三，是特别善于塑造农村青年⼥性形象。

孙犁笔下的⽔⽣嫂、吴召⼉、妞⼉、双媚、春⼉、⼩满⼉等，是中国现当代⽂学画廊中引⼈注⽬的⼥性形象。

受引路⼈孙犁的影响，荷花淀派的年轻作家们也擅长以清新淡雅的笔调刻画农村青年⼥性形象。

刘绍棠《蒲柳⼈家》中的望⽇莲、《⼆度梅》中的青凤、《⼩荷才露尖尖⾓》中的花碧莲等；韩映⼭《晚⾹⽟》、《玲君》、《串枝红》中的⼥主⼈公；丛维熙笔下的李翠翠、蔡桂凤、⽯草⼉等。

这些妇⼥虽没受过多⾼的⽂化教育，除个别⼥性外，⼀般也没有曲折的⼈⽣经历，但她们秉承⼤⾃然的灵⽓和民间传统道德浸润，性格或含蓄深沉，或欢快活泼，或野性泼辣，但都⼼地芳洁、质朴⾃然，以清新健康的美，给⼈以向上的⼒量和亲和⼒。

她们体现着⼈性、⼈情美的极致，更承载着荷花淀派的美学理想。

（⼆）“⼭药蛋”派及其艺术风格分析
“⼭药蛋”派是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个当代的⽂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西农村⼟⽣⼟长的作家，有⽐较深厚的农村⽣活基础。

⼭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说和说唱⽂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物性格主要通过语⾔和⾏动来展⽰，善于选择和运⽤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彩。

在粉碎“四⼈帮”之前，⼭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粉碎“四⼈帮”之后，⼭西⼜有⼀批青年作家⾃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流派⽽努⼒。

“⼭药蛋”派坚持⾰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盾的现实⽣活，忠实于⾃⼰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他们笔下的新⽣活，新⼈物不是脱离⽣活实际的拔⾼、理想化，⽽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

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物或“中间⼈物”，如⼩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嫂等⾎⾁丰满的形象。

⼭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说和说唱⽂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物性格主要通过语⾔和⾏动来展⽰，善于选择和运⽤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彩。

对于“⼭药蛋”派的特⾊，⾸先我们从“⼭药蛋”派对⽂学的看法说，他们⼀脉相承于鲁迅“为⼈⽣”“改良这⼈⽣”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赵树理语)，劝⼈⾰命，写作有明确的⾰命⽬的。

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命⼯作；彼此只有分⼯的不同，没有⾼下贵贱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为⾰命⽽⼯作和为⾰命⽽写作是⼀码事，因⽽，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政⼯作，反⽽把担负⼀定的⾏政⼯作任务看做熟悉⼈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

于是，形成“⼭药蛋”派的作家们⼀个共同的作风，即⾛到那⾥，⼯作到那⾥，他们不当客⼈，总是“⽣活的主⼈”。

在⽣活作风上，“⼭药蛋”派的作家们⼀直保持着农村基层⼲部特有的甚⾄是农民的作风。

这反映在作品⾥，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风趣的语调，直使⼴⼤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的好友，整个⾝⼼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其次，“⼭药蛋”派的创作⽅法⾃然和中国的众多的⾰命作家⼀样，也是采⽤⾰命的现实主义⽅法。

然⽽，同是⾰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有差别，也因环境和⼈⽽有所不同。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西作家们，在创作⽅法上采⽤⾰命的现实主义，其特⾊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命过程中，也即各项⼯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活中的⽭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

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说”。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度，显⽰了他们的特⾊。

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的变化；对农村中进⾏的翻天覆地的⽃争爱作侧⾯的描绘。

因⽽从新民主主义⾰命到社会主义⾰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般⼯作和⽇常的劳动场景的⼈与⼈的⽭盾冲突上。

他们极注意深⼊⼀般农民的⽣活探处发掘其内⼼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变了”(马烽语)极富有⽣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了时代巨⼈前进的步伐。

第四，语⾔的运⽤。

“⼭药蛋”派⽤的语⾔是⼭西农民的语⾔，从⽽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特点。

孙谦同志谈到赵树理的语⾔时，曾说，他“没⽤过⼀句⼭西的⼟⾔⼟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彩；他没有⽤过脏的、下流话和骂⼈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三分。

赵树理的语⾔极易上⼝，⼈⼈皆懂，诙谐成趣，准确⽣动。

这种语⾔是纯⾦，是钻⽯，闪闪发光，铿锵作响……”。

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药蛋派”作家们运⽤⼭西群众语⾔的共同特点：⼟⽽不僻，通⽽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