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亥⾰命: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2019-09-25
⾟亥⾰命已经百年。

对许多青年⼈⽽⾔，它已是遥远⽽陌⽣的往事，然⽽，在当时，这场⾰命却是轰轰烈烈、惊天地泣⿁神的壮举，是划时代的⼤事。

【假如当初实⾏君主⽴宪……】
这场⾰命，是从1894年孙中⼭等⼀批⾰命党⼈从事反满开始的。

武昌起义引发各省独⽴（光复），⾄1912年元旦成⽴中华民国。

1949年10⽉，⼈民共和国⼜取代了民国。

到如今，⾛过艰苦卓绝之路，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东亚病夫”，已达到初步繁荣昌盛的境界。

这个历史性的成就，溯其源头，应是从⾟亥⾰命开始的。

百年历史值得⼈们追忆，这笔厚重的历史遗产值得⼈们去继承。

⾟亥⾰命，若严格按同盟会纲领，它⾸先是反满⾰命。

称之为平民⾰命、国民⾰命均不准确。

它虽然本质上是民主⾰命（创⽴民国诉求），但有社会⾰命的⽬标（平均地权），故《民报》发刊词中说，要举民权⾰命、社会⾰命“毕其功于⼀役”。

所以按主持者本意，⾸先是反满（反清反满不能等同，不必代为回避，不然，就不称“驱除鞑虏”了），其次是反封建帝制（创⽴民国），第三是“反对资本主义”（平均地权），称之为民主⾰命还是⽐较准确的。

⾟亥⾰命运动经历17年之久，由⾟亥年武昌起义总爆发⽽取得成功。

之所以有这场⾰命，根本原因是清朝到了末路，政治腐败，社会⽭盾尖锐（不仅⼀般民众仇官，廖仲恺写⽂章刊于《民报》，署名竟是“屠富”），内忧外患交迫，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是结束满⼈统治。

孙中⼭是有思想的⾰命家。

他制定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制订了“⾰命⽅略”，拟制“⾰命程序”，即军法（军政）之治、约法（训政）之治、宪法（宪政）之治，⼀步步实⾏。

（他后来还拟定了“建国⽅略”、“建国⼤纲”，要进⾏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民主训练。

）有了主义和⾰命⽅略，⼜有危机和压迫，反满起义便不可避免了。

⽇本⼈说，原湖⼴总督张之洞是武昌起义的第⼀功⾂。

为什么这样说？武昌是湖⼴督部所在地，武昌起义的领导群体⼤部分是原来的两湖学⽣或留学⽣，这些⼈是张之洞栽培出来的。

湖北的新式教育、新军、现代企业（汉冶萍、汉阳兵⼯⼚等），都是张之洞办起来的。

当然，他并未想到有此后果，本意是巩固⼤清，却成了⼤清的掘墓⼈。

第⼆次鸦⽚战争结束，1861年咸丰皇帝设⽴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总理衙门是洋务衙门，办理洋务新政（设江南制造总局、招商局，选派留美幼童等，均是从此时开始），也办外交，从此，便开始洋务运动，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正眼看夷⼈并与之打交道。

不过，朝廷顽固势⼒占尽优势。

任何改⾰都可能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故他们不想变，更不想⼤变、快变，不能与时俱进，结果是使⾃⼰处于被动地位。

且看它的政治路线图：洋务新政―变法―政变―拳变―新政―试⾏⽴宪―皇族内阁。

中间⼀个⼤波折，发⽣在3年内（1898、1899、1900），即戊戌政变、⼰亥建储、庚⼦拳变三件⼤事。

庚⼦以后，不得不变，这便是清末10年左右的新政。

公平地说，它也不是完全放弃⾃救，但决⼼不⼤，错过了机会。

很紧张，害怕汉⼈分权。

到了宣统朝，排斥清廷“柱⽯”袁世凯，成⽴皇族内阁，⼜三次打压⽴宪请愿，最后是铁路国有政策引发民众抗议风潮，更将它的⽀持者⽴宪派推向⾰命党。

刘坤⼀、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逐⾛了，这样⼤清国便失去汉⼤员的⽀撑；满⼤员糊涂者多，明⽩⼈少，⼜举措乖张，⼤清便不可避免要倒塌了。

⾰命党⼈发动了⼗⼏次武装起义和密谋，⼀次⽐⼀次惨烈，尤以黄花岗起义为最，死了86⼈。

还有许多暗杀活动，弄得督抚⼤吏们胆战⼼惊，惶惶不可终⽇。

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

加上宣传、捐款，反满动员愈来愈⼴泛。

所谓⼈⼼思汉，积压于胸底的反满情绪，终于迸发出来了。

⾟亥⾰命的结果是：⼀、袁世凯复出。

⼆、孙中⼭建⽴中华民国。

三、清帝退位，结束了⼤清国，也结束了帝制。

现在，有的学问家说，⾟亥⾰命搞坏了，中断了清廷改⾰之路，⼜弄出了⼀个袁世凯，导致后来北洋军⼈作乱，也就是袁死后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

若任由清廷推⾏新政，不去⼲扰，保留⼀个皇上，如英国、⽇本，甚⾄如欧洲⼀些⼩君宪国，岂不更好？何况，后来⼜引发以阶级⽃争为⼝号的不断⾰命，所以⾰命之说要不得，要“告别⾰命”。

其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中国的也不存在“虚君共和”的可⾏性，“皇族内阁”擅权即可说明。

⾰命党志在反满，满⼈退出中国权⼒中⼼，由汉⼈掌权，这个掌权者必然是威权主义者。

孙中⼭倡联邦制（合众政府），但执政不⼏天，便说不能⾏联邦制，⽽且很快下台了。

“⾟亥⾰命搞坏了”之类的说法，实际上关系⾟亥⾰命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的严肃问题。

如果从同盟会纲领来判断，结束了爱新觉罗皇室统治，推倒了清王朝，建⽴了民国，⽬的当然是达到了。

（“平均地权”是讲征收城市⼟地增值税，不是耕者有其⽥或平均⼟地。

）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了三⼗⼏宗政策、法律、法令，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孙中⼭郑重提出五个（民族、领⼟、军政、内治、财政）统⼀。

北京临时政府进⾏了国会两院选举，选出中华民国第⼀任总统、副总统。

1913年10⽉10⽇，⼤总统正式就职。

⾄此，⾟亥⾰命的任务便完成了。

⼤家可以评论，⾟亥⾰命成功还是失败？答案当然是正⾯的、肯定的。

【孙让位、袁上台：民初的最佳选择】
长期以来，教科书上都说，袁世凯篡夺了⾟亥⾰命成果。

陈伯达便有⼀本⼩册⼦，叫做《窃国⼤盗袁世凯》，说袁想当皇帝，想当万岁、万万岁，翻到神志发昏章第⼗三，说袁世凯是个⼈主义不断恶性膨胀的结果。

1911年与1912年之交，可不是那么回事。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公开承诺，袁若能推倒清廷，便是中国的华盛顿。

孙被选为临时⼤总统后，⽴即向袁通电表⽰，他本⼈是暂时承乏，虚席以待。

为何如此讲？很简单，当时国内国外呼声⼀致：中国新领导⼈“⾮袁莫属”。

为什么“⾮袁莫属”？因为孙中⼭长期流亡海外，对各种政治势⼒⽽⾔，孙都是⼀个未知数。

各国公使并不看好他。

原⽴宪派的领袖并不真⼼与他合作。

⾰命党⽅⾯，南京选临时⼤总统，湖南谭⼈凤就不投他的票。

章太炎⾼唱“⾰命军兴，⾰命党销”，直⾔“逸仙不晓国中情伪”。

相反，原国内⽴宪派领袖、曾是袁⽒⽼师的南通状元张謇，不久前还与袁在彰德会⾯。

成为袁⽒幕僚长的交通系⾸领梁⼠诒，则正在拉袁、梁（梁启超）合作。

袁⽒的长期竞争对⼿盛宣怀，通过他的侄⼦盛国华向袁⽒输诚。

从牢房放出来的与袁⼦克定结拜兄弟，成为促孙下台的重要说客。

罗列这些，⽆⾮是想说明，袁项城是有⼀批重量级“粉丝”的。

袁⽒曾任⼭东巡抚、直⾪总督北洋⼤⾂，当过外务⼤⾂，举办过许多新政。

他有地⽅、中央⼯作经验（旧称历练）。

北洋六镇是他练出来的。

他熟悉外交，洋⼈认可他（只有⽇本⼈不太乐意）。

另外，对于清廷对他罢黜⼀事，也⼼有耿耿焉，如今重新上台，见⼤清⽓数已尽，当然是尽⼒摇撼这株⼤树了。

尽管就个⼈品质⽽⾔，他并⾮善类，但他的⼤总统职位是国会选出来的，合法的（虽然选举⼿段卑劣些）。

怎么能说篡夺呢？所以，袁⽒当国，不能认为是⾟亥⾰命失败的标志。

当然，⾟亥⾰命也有不成功的地⽅：
⼀、全国推翻了帝制，紫禁城⾥却保留了⼀个⼩朝廷。

后来（1917、1924）便有复辟之举和复辟之谋。

帝制遗孽未绝，总有⼈想当万岁，或当皇上的⾂仆。

这不是⼀般问题，它从根本上反映出⾰命党⽆⼒最终解决新旧政权交替和终结王朝的问题。

随之⽽来的是新政权的旧官僚性质。

尤其是当唐绍仪内阁结束后，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由⼀批未受近代民主政治训练的官僚把持。

“官本位”思想与体制继续延续下来。

民主、共和思想还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从西⽅移植的舶来品，远远谈不上“深⼊⼈⼼”。

民初的思想家普遍感到国民道德沦丧和旧传统之⽆处不在。

于是，有了以1916年《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的新⽂化运动。

它以“民主”、“科学”为⼝号，进⾏思想启蒙，⼗分必要，但并不彻底。

所以，中国虽进⾏了⼀场民主⾰命，但对中国⼈⽽⾔，民主主义教育却仍处于起步或初级阶段，这就使袁世凯之流得以上下其⼿，不断愚弄、折腾国民。

⼆、民初以后若⼲年间，中国不断有独裁者、野⼼家出现，他们⽆法⽆天，为所欲为，什么约法、宪法、法律，通通不屑⼀顾。

这种状况，固然是民主政体的制度未能建⽴（更说不上完善），以及权⼒制衡机制缺失之所必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反民主的事类还有市场。

民元政党纷出，渐趋于两党化（国民党、进步党）。

若循此发展下去，政治是有希望的。

但来了⼀个“刺宋案”（刺宋，是袁世凯⼲的还是陈其美⼲的，有两说。

从证据上看，是袁所指使），引发“⼆次⾰命”，袁世凯于是对国民党采取⾏动，政治、议会政治由此便葬送了。

民初以后三年政治的⽇见堕落，便是发端于此。

⼜如，罔顾现代民主社会政治⽣态的多元性、包容性与竞争性，硬搞⼀个主义、⼀个政党、⼀个领袖。

这样搞，不是搞出中正式法西斯，还能是什么？在民智未开、民众仍然受役于威权的社会⾥，法律是很难约束个⼈独裁倾向的。

民初乱象，说到底是民智未开，是“民主”与“法制”缺失的问题。

所以，提⾼国民的现代⽂化⽔平，进⾏民主训练，熟悉普世价值，让民众学法、懂法、守法、⽤法，才是正路。

坚持“科学发展观”，提倡并且落实物质⽂明、精神⽂明及政治⽂明，三者不可缺⼀，不能偏废。

否则，既不能解决“官本位”，也不能落实“为民⽣筹国计”的国家亲民本质与国家持续发展。

在这⽅⾯着⼒，实在是治国不⼆法门。

三、⾟亥⾰命没有解决边疆危机。

相反，民初边疆危机更加严重，“五族共和”、“五个统⼀”都未能实现。

⽇俄谋东北、内蒙；沙俄谋外蒙；俄英谋新疆；英谋西藏。

为何民初边疆危机⽐清末更严重？因为国家更加衰弱了，军阀、官僚、政客忙于内争，谁也不顾边疆的事。

满洲皇室与外蒙通婚，中央与外蒙尚有⾎缘关系共同语⾔，到民初，这个纽带断了，沙俄诡计便易得⼿。

故虽然徐树铮收回了外蒙，但直皖战争⼀打起来，外蒙还是丢了。

动乱、内战两位⼀体，衍⽣物便是领⼟丧失。

考察1840年以来的历史，屡试不爽，⽽以⾟亥⾰命后、民国初年为例，⾮⾔此乃⾰命之过错，是执政者的治国⽆⽅和军阀、官僚、政客内争所致。

国⼈须记取这段痛史。

⾟亥⾰命的本意是推倒满洲皇室，结束帝制⾛向共和。

但是，建⽴了共和国后，⼈民不但未能享受民主、共和之福祉，国家还演出了专制和复辟帝制的丑剧。

历来研究者们总是说，孙中⼭不该让位，选择袁世凯是失计。

其实，孙让位、袁上台，是民初政局的最佳选择，南北统⼀，国家避免了⼀场战祸。

孙中⼭信守承诺，也在政治上获得了声誉。

反过来说，不让位，能挺住吗？依我对晚清民国史的了解，在⾟壬之际，孙、袁他们都演好了⾃⼰所扮演的⾓⾊。

换场之后，是另有剧情和台词了，未可作⼀例看。

从来信史⾮容易，最是丝毫戥秤⼼。

⽤平常⼼态去评说⾟亥⾰命的⼈和事，去分析这场运动的开场与落幕，去总结这段民主⾰命的历史，实际上还有许多事可做。

回翔往事，不⼀定是伤感的。

（作者系⽂史学者、中⼭⼤学教授）
原载于《同⾈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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