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研究的力作《福建海外交通史》述评

自然的事。

此外，宋元封建统治者与后来的明清统治者相比，对海外贸易持积极态度，也是福建海商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但却示弱于北方游牧民族，被逼岁输厚币以求苟安，加之三冗沉重，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亟须“讲求市舶之利，以助国用”；与海外诸国发展通商和朝贡贸易，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严重边患，并藉此提高宋王朝的政治威信，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元朝本来就是地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中外交通空前发达，元朝还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制度，由朝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海外贸易。

作者以泉州为基点，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福建海商的构成和经营方式作出独到、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重农轻商的传统在宋元时期受到很大冲击，因为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将社会各个阶层都卷入商业的漩涡之中。

因此，福建海商的来源也非常复杂，经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举其荦荦大者有权贵商人、舶商、散商、船户水手、华侨商人等。

作者结合泉州港的考古发掘等史料，对不同类型的海商的经营活动做了细致的刻画，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见解。

如中小舶商从个体经营、合伙经营到合股经营的演变，体现了福建海商资本从个别资本到较小资本的联合，又过渡到更大资本的联营趋势，实际上正符合一般私人资本的发展规律；又如华侨商人集团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商业资本已开始向世界性的航海贸易势力演变，其积极发展方向已初见端倪。

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其二，是对宋元海外贸易管理之“纲首”制度的研究。

所谓“纲首”，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海商中的官商，为朝廷承办运输和贸易事务。

纲首制度为宋元时代海外贸易所特有。

宋元的“纲”又有官纲、客纲之分，前者是完全的官营商贸，后者采用招商承办，是朝廷间接经营和控制的一种航海贸易形式。

实际上，统治当局更多的是利用客纲的形
式，来谋取财政收入。

不少民间商人依附于朝廷，沦为官营海外贸易的代理人。

作者对宋朝市舶司对纲首的管理，纲内的保甲连坐、纲首的职责，以及“纲首推恩”制度（纲首以其出色的业绩，可授职任官）等均有深入研究，着力刻画了纲首所具有的私人资本和官商的双重属性，以及纲首为封建政权的财政、外交、经济、军事服务的独特功能。

总之，作者对宋元福建海外交通的研究，无论广度、深度，都是前人所不及的，站在了学术的制高点，它不仅解决了许多前人未能弄清，甚至讹传的问题，而且对于今后在更高层次上展开新一轮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基础。

海外交通，是人类突破地域限制，延伸其活动领域的有目的的行为。

福建依其地理，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均与海洋息息相关，“海味”十足，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认为，“海外交通绝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和人员的往来，它又是福建与海外各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循此思路，作者辟专章谈福建对外文化交流，深入浅出地介绍福建人民通过海外交通，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甚至民间宗教信仰，都传播到海外。

与此同时，海外的生产技术、作物品种、宗教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输入福建，然后传遍全国。

这种双向交流，一方面对海外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改变中国的农业生产结构，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起了巨大作用，如番薯、花生、烟草和玉米等海外作物的传人福建及全国。

而海外各种宗教的传人则丰富了福建文化，促进以兼收并蓄、博大为怀为特色的海洋文化的形成。

近代，福建又首当其冲地成为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处。

以林则徐、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闽人，不仅主张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大量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被誉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者。

①引自《福建海外交通史》绪论，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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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福建既是中国了解世界，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她在中国与海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文化的桥梁。

①’’
二、求真务实，勇于创新
历史学，某种意义上讲是史料学，对于海外交通史研究而言，史料更是须臾不可离。

该书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在资料收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据不完全统计，全书引征各种中外文献资料多达５００多种，共计约２６００余条。

作者以其多年的学术养成和资料积累，广征博引，言必有据，决不主观推测，以论代史。

如此，保证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也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人品。

当然，任何学术研究，都包涵有前人或旁人的努力成果，这与原创并不相悖。

作者注意吸收国内外学者已有成果，恪守严格的学术规范，凡引述他人的史料或观点，均一一注明，以示区别。

学术著作的价值，贵在创新。

而创新仅有冲动和想象是不够的，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灵感和锲而不舍是创新的两翼。

当今学者对福建海外交通、海外贸易和文化流等都作出了许多深入具体的研究，这些无疑增加了作者提出新见解的难度。

但是，作者撰写此书是在多年潜心研究基础上的厚积薄发，而且作者本人就是国内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对该学科的学术建构颇有建树，掌握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熟悉学术前沿，故本书的原创性是不容置疑的。

以下仅举二例说明：
ｌ、五代时闽国王审知致力发展海上交通，开辟甘棠港以为舟楫之便，甘棠港位于古时的黄崎镇，南宋梁克家所修《三山志》记载甘棠港位于长溪县，宋对长溪县治在今霞浦县，辖区包括霞浦、福安、福鼎、柘荣诸县。

但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却说甘棠港在闽县，旧名黄崎港，这给甘棠港的位置布下迷团。

作者数年前曾根据《八闽通志》、
《闽书》、《重纂福建通志》、《古今图书集成》、《读史方舆纪要》、《福宁府志》、《福安县志》等文献，结合实地考察，判定甘棠港即今福安下白石镇的白马港、王象之的说法似有误。

但白马港一说遭到一些学者置疑，撰文认为福安今有甘棠镇，水道狭浅，从来不是一个港口，甘棠港应位于今连江县的黄岐镇，或福州闽江口的琅岐岛，或马祖列岛。

作者在书中根据有关史籍所述甘棠港的４个特征（原名黄崎镇、位于江海交汇处、距福州城有相当路程、以岩基为主的地质构造），将福州港、琅岐岛、马祖列岛和福安的白马港等逐一研判、排查，认定只有白马港完全具备史籍所描绘的甘棠港的４个特征。

这种基于充分占有史料，秉持科学态度所得出的结论，将持续数年关于甘棠港的争论划上句号。

２、郑和下西洋是人类空前壮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航海史作出的最大贡献。

福建与郑和下西洋在该书第四章专辟一节探讨，篇幅不多，却有相当见地。

明代史籍明确记载，郑和的船队自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有４次是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等待北风起时，扬帆出五虎门开洋。

即第一次、第三次、第五次、第七次。

那么，另外三次下西洋是否途经福建？作者遍访史迹，尤其道教宫观（因为古人在航海前都要祭告海神，保佑平安），搜集罕见方志，根据长乐天妃行宫之《天妃灵应之记》碑文、《长乐文石志》和明隆庆《泉州府志》对于泉州天后宫所建的记载等史料推断，“福建太平港是郑和远洋航海活动的基地，郑和船队从刘家港出发，都是先到太平港，在此驻泊一个时期，伺风开洋，再前往海外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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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福建的造船航海技术水平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郑和庞大船队中的许多船只造于福建，许多水手雇于福建，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擅长航海的沿海居民是郑和远航得以成行的必备条件。

此外，福建在明代手工业发达，
①转引自《福建海外交通史》绪论，第４页。

＠转引自《福建海外交通史》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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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所携带的丝绸、瓷器、茶叶、印花土布、铜铁、器物、雨伞、樟脑等大量生产于福建，福建为郑和所从事的航海贸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作者通过大量的典籍史料，论证和支持了这些结论，从而将郑和下西洋与福建的密切关系原原本本、令人信服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
类似于以上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并不少见，作者处理学术问题时的慎重态度和科学精神让人称道。

即使是已为学者所深入探讨过的福建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福建历史上各港口的发展、变迁、福建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贸易等，作者在史实的铺陈中也导以不落俗套的分析，提出独立见解，如泉州港的兴衰、早期西方殖民者与福建的接触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福建海外交通史》是一部精心打造的学术佳品和创新之作，全书资料翔实，观点中肯，立论经得起考验。

该书的出版把福建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在充分肯定的同时，必须指出该书的不足。

华侨华人在福建海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该书虽有涉及，但未给予充分的论述，是为遗憾。

此外，未列出该书的参考书目，是体例上的不周。

【责任编辑：金岩】Ｉ上撰第４３页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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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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