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绝句一百首》笔记

论书绝句一百首笔记
一
西京隶势自堂堂，点画纷披态万方。

何必残砖搜五凤，漆书天汉接元康。

笔记注释：西京，代指西汉。

隶势，指隶书。

隶书是西汉的代表文字，西汉亦是隶书发展之颠峰，其气势堂堂。

成语有相貌堂堂，和这里的“堂堂”同意。

五凤，元康分别是汉宣帝的一个年号。

天汉，是汉武帝的一个年号。

漆书，指写在竹简上的墨迹。

西汉隶书存世不多，在五凤年间的残砖中有少量流传，为时人所贵，争相收藏。

砖瓦上的刻字与原作有差异。

启功先生思想中有一点即提倡原帖，不提倡碑帖。

这句是说，与其搜寻碑刻，不如看竹简上的漆书，更能领会书法的精髓。

二
翠墨黟然发古光，金题锦帙照琳琅。

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

笔记注释：古人评论书法作品喜欢用比方使得自己的感觉观点更加形象，容易被听众接受，在“平复帖”身上，明代的张丑和宋代的米芾想到了两个很妙的事物，“饮太羹玄酒”“火箸划灰”，仔细看看原帖，确实如此。

彦先为贺循字，循多病，见于《晋书》本传，或谓彦先卒于陆士衡之后，则此非贺氏。

然“恐难平复”，只是疑词，非谓即死也。

此帖当属于陆氏入洛之前，所谓“临西复来”，殆吴子杨将往荆襄一带，行前作别耳。

此帖自宋以来，流传有绪。

传世晋人手札，无一原迹，二王诸帖，求其确出唐摹
者，已为上乘。

此麻纸上用秃笔作书，字近章草，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

帖中字有残损处，释文有据偏旁推断者。

三
大地将沉万国鱼，昭陵玉匣劫灰余。

先茔松柏俱零落，肠断羲之丧乱书。

笔记注释：流传到日本的中国“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丧乱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一直为日本皇室收藏，有专家考证说是唐朝大和尚鉴真东渡日本时带去的，被列为日本国宝。

《丧乱帖》为行草墨迹，白麻纸，纵28.7厘米，横63厘米。

共八行，全文如下：“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此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王羲之痛苦不安的情绪。

学者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曾称此帖有多处不可及,如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丧乱帖》又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

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本兰亭序》。

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生前曾表示，王羲之的字，唐代时还有3000多幅，如今仅存世的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因为都能看到勾描填墨的痕迹，《丧乱帖》最有晋时的笔风古意，又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而真摹难辨。

如果书圣尚有一幅真迹存世，也许就是《丧乱帖》。

四
底从骏骨辨媸妍，定武椎轮且不传。

赖有唐摹存血脉，神龙小印白麻笺。

笔记注释：《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

散文篇名，行书法贴。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晋朝人，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后人也称其为王右军）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时所作的诗序。

法贴相传之本，共28行，324字。

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

太宗死，相传真迹殉葬。

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兰亭》为最著；石刻首推“定武本”，实皆唐临本。

羲之亲书《兰亭序》中字，可在《集王书圣教序》中寻得。

《兰亭序帖》采用唐“神龙本”，原件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启功先生称：“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藏有神龙半印之本，清代题为冯成素摹本，笔法转折，最见神采。

且与原迹墨色浓淡不同处，亦忠实摹出，在今日所存种种兰亭摹本中，应推最善之本。

”
五
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书怀语倍深。

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

“楼兰神物”是指楼兰出土的晋人残纸，“来禽”代指王羲之《十七帖》刻本，因帖首有“青李来禽”的字样。

启先生在该诗注文中说：“楼兰出土晋人残笺云：…□（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

‟笔法绝似馆本十七帖。

楼兰出土残纸甚多，……笔意生动，风格高古，绝非后世木刻石刻所能表现，即唐人向拓，亦尚有难及处。

……张勺圃丈旧藏馆本十七帖，……有新印本，其本为宋人木板所刻，锋铩略秃，见此楼兰真迹，始知右军面目在纸上不在木上。

譬如画像中虽须眉毕具，而謦欬不闻，转不如从其弟兄以想见其音容笑貌也。

”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和多么深刻的见解，不难看出先生为什么那样对墨迹情有独钟。

六
蝯翁睥睨慎翁狂，黑女文公费品量。

翰墨有缘吾自幸，居然妙迹见高昌。

笔记注释：针对何绍基（蝯翁）包世臣（慎翁）分别固守《张黑女墓志》与《郑文公碑》而无大效的情形，启先生非常庆幸自己见到了高昌墓砖墨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他在此诗注文中说：“六朝墓志笔法，可于高昌墓砖墨迹中探索之。

”“高昌墓志出土以后，屡见奇品。

其结体、点画，无不与北碑相通。

且多属墨迹，无刊凿之失，视为书丹未刻之北碑，殆无不可，惜包何诸公不获见也。

”
七
砚臼磨穿笔作堆，千文真面海东回。

分明流水空山境，无数林花烂漫开。

笔记注释：智永千字文墨迹本的面世，是启先生独具慧眼的一大发现。

他在绝句36注文中指出：“智永千文墨迹本，唐代传入日本，持较北宋长安刻本及南宋群玉堂帖刻残本四十二行，再证以六朝墨迹，知其当为永师真迹。

”就在这日藏墨迹本后有日人内藤氏的长跋，他“疑为唐摹，又见其毫锋墨渖悉出自然，并非双钩廓填者比，乃谓钩摹复兼临写。

”因而先生对此戏言：“诚未免遁辞知其所穷矣。

当真龙下室之时，为模棱两可之论。

”可谓一语破的，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要做一个真正好龙的人，能准确识得金镶玉，难已哉！
八
烂漫生疏两未妨，神全原不在矜庄。

龙跳虎卧温泉铭，妙有三分不妥当。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是行书入碑的代表作。

存48行。

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

《温泉铭》刻帖，唐太宗撰并行书。

当时拓赐臣下、来使，以示优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唐拓本后被法国人伯希和骗购而去，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其中有墨书“永征四年（653）八月围谷府国毅儿”，为唐拓孤本。

书法二王，多有韵致。

《温泉铭》笔势圆劲流利，中锋用笔，多用藏锋，雍容严正而又奔放。

俞复在帖后有跋：“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

”对其评价极高。

此碑书法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和，而有王献之的奔放。

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的还是得之于王献之。

通篇流溢出一种虎步龙行,豪放不羁的开国帝王的英武气概。

近代俞复跋云:“伯施, 信本, 登善诸人, 各出其奇, 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 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

”言其骨力, 气势在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之上。

启功先生称赞此帖:“其字结体每有不妥处, 譬如文用僻字, 诗押险韵,不衫不履, 转见丰采焉。

”
九
宋元响拓汝南志，枣石翻身孔庙堂。

曾向蒙庄闻傥论，古人已与不传亡。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

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

少年时学于顾野王，十年精思不懈，文章文明于世。

初为隋炀帝近臣，入唐后，为弘文馆的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

甚得唐太宗的敬重，死后赠礼部尚书，并绘像于凌烟阁，为二十四功臣之一。

唐太宗曾诏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

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
虞世南幼时从智永学书，得王氏家传，所以其书笔致圆融丰腴，外柔内刚，血脉畅通。

其作品在元代就已很稀少，今所见存从帖中之外，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汝南公主墓志》、《摹兰亭序》等。

《唐人摹兰亭序三种》其中之一传为虞世南的墨迹。

十
书楼片石万千题，物论悠悠总未齐。

照眼残编来陇右，九原何处起覃溪。

启功大师以诗论艺，绝句似说：书楼中珍藏有大量的碑刻、拓片，每件都隐含着须待考证的问题。

众家虽然滔滔议论，考证鉴赏却始终不够完善。

这些抢眼的宝贵文物古迹大都是从陇右蒐集而来。

九州大地上，何处有像覃溪先生那样精于考证和鉴赏的大书法家、金石学家出现呢？
陇右：大约指甘肃六盘山以西一带。

覃溪：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文纲，号覃溪。

经他考证题跋的著名碑帖颇多。

十一
乳臭纷纷执笔初，几人雾霁识匡庐。

枣魂石魄才经眼，已薄经生是俗书。

启功先生自注曰：“唐人楷书高手写本，莫不结体精严，点画飞动，有血有肉，转侧照人。

校以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所不及者官耳。

官位逾高，则声名逾大，又不止书学一艺为然也。

”
十二
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踪唐傲宋贤。

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谷以人传。

诗中的“京卞”指蔡京、蔡卞兄弟，他们是后人痛恨的误国奸臣。

“坡谷”指苏东坡和黄庭坚。

启功诗后还附有一段评论：“二蔡、米芾为一宗，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

以法备态足言，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

”在启功先生看来，蔡京兄弟的书法功力当在苏、黄之上。

十三
臣书刷字墨淋漓，舒卷烟云势最奇。

更有神通知不尽，蜀缣游戏到乌丝。

启功先生此诗是为米书《蜀素帖》所作。

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

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又因举止颠狂，人称“米颠”。

《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

”《宣和书谱》说他：“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箍，隶法师宜官；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

方芾书时，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

” 他在继承“二王”书法传统上下过苦功，能够登堂入室。

真、草、隶、篆、行都能写，而尤以行草书见长。

他自称“刷字”，是指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追求“刷”的韵味、气魄、力量，追求自然。

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的气势。

《蜀素帖》米芾作。

是米芾三十八岁时（1088年），在蜀素上所书的各体诗八首。

“蜀素”是四川造的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

此卷相传为邵氏所藏，欲请名家留下墨宝，以遗子孙，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

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

而米南宫见了却“当仁不让”，一挥到底，写得随意自如，清劲飞动，真似如鱼得水一般。

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米芾用笔如画竹，喜“八面
出锋”。

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

结字也俯仰斜正，变化极大，并以欹侧为主，表现了动态的美感。

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十四
草写千文正写经，温夫逸老各专城。

宋贤一例标新尚，此是先唐旧典型。

王升，张即之。

升亦作异，字逸老，号羔羊老人。

行书似米元章，草书圆润似怀素，而秾粹过之。

流传千文一卷，曾刻于南雪斋帖及岳雪楼帖，原迹今已不知存佚如何矣。

即之字温夫，号樗寮。

楷书笔法险劲，结体精严，犹存唐人遗矩。

流传写经甚多，今有影印者已数本。

亦擅书大字，每行两字之长卷，亦有数本。

载籍并称其榜书，则已无存矣。

逸老书骎人古，世之赝作古法书者，每以其书割截款字以冒唐贤。

如馀清斋帖之孙过庭千文，墨妙轩帖之孙过庭千文，俱是逸老之笔。

馀清底本，疑出通卷重摹，后加孙款。

墨妙底本则割去王款，添“过庭”二字，不知其王升之印章犹存在焉。

十五
朴质一漓成侧媚，吴兴赝迹日纷沦。

明珠美玉千金价，自有流光悦妇人。

赵孟頫
真书行书，贵在点画圆润，结构安详。

自此深造，进而益工益精，盖无不至于妍美者。

韩昌黎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乃针对石鼓文而言，以篆籀为雅，故作真行者，虽王羲之亦不免俗书之诮。

实则篆籀又何尝无姿媚之致哉！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试问婉而通之境界，又何似乎？米元章谓柳公权书为“丑怪恶札之祖”，然而《唐书》柳氏本传则谓其“体势劲媚”，可知姿媚，丑怪，与夫雅俗，亦各随仁智之见耳。

赵书真迹，今日所见甚多，然在清中叶，精品多入内府，世人可见者，率属翻刻旧帖，其中尤多伪帖。

若陕西碑林之天冠山诗，用笔偏侧，结体欹斜，而
通行海内，摹之者，流弊日滋。

即此浇漓伪体，当时亦曾有学之得名者，致包慎伯，康长素共斥赵书，盖未尝一见真迹也。

今日传世之真书碑版，如胆巴碑，三门记，福神观记，妙严寺记等，无一不精严厚重，其他简札，更不及具陈矣。

此诗少作也，故有微词可悔。

十六
丹丘复古不乖时，波磔翩翩似竹枝。

相见承平文物盛，奎章阁下写宫词。

柯九思
元代名家之书，无不习染赵松雪法。

乃至书籍刻版，亦莫非赵体。

最精最似者，当推朱德润，虽赵雍，亦未能十分克肖，又足见赵法之易学而难工也。

柯丹丘掉臂于赵派盛行之际，而能自辟蹊径，以大小欧阳为师，所谓同能不如独诣者。

丹丘善画竹，昔吾宗老雪斋翁尝谓柯书之笔，俱似其所画竹枝，信属妙喻。

盖腕力笔踪，于书于画，其用一也。

历观元之吴仲圭，明之沈石田，清之龚半千，恽寿平，黄瘿瓢。

无论山石轮廓，树木枝干，即人物之衣纹须发，亦莫不与画上题字同节共拍，此书家之画，画家之书，俱易辨而难赝者也。

丹丘书传世不多，所见已独孤本兰亭跋尾最佳，惜已烧残。

小真书上京宫词，曾见摹本一卷，后得真迹影本，惜原卷不知何在矣。

十七
疏越朱弦久寂寥，陵夷八法亦烦嚣。

论书宁下迂翁拜，古淡风姿近六朝。

倪瓒以迂自号，世传轶事，怪癖尤多。

扬子云谓：诗，心声；书，心画。

观其字迹，精警权奇，有阮嗣宗白眼向人之意，盖于世俗书派有夷然不屑一顾之态。

按之唐宋书法，亦未见如斯格局者。

或谓出白杨义和黄素黄庭经，然今日可见之黄素黄庭，惟玉虹鉴真帖中一本，支离细弱，非复六朝风度，殆出几度重摹矣。

更较以西陲出土六朝写经，皆古拙有余，而精严不足。

于是益见迂翁之书，非独傲睨并世群伦，亦且能度越古之作手焉。

倪书常见者，皆题画之作，世传诗稿残本，汇帖曾刻，亦有影本，潦草不精，或出抄胥之手，惟吴炳本定武兰亭后题诗一首，于世传倪书中，端推上乘。

前之陶隐居，后之董香光，俱不复作，书此公案，且待具眼。

十八
万古江河有正传，无端毁誉别天渊。

史家自具阳秋笔，迳说香光学米颠。

董其昌书《杜甫醉歌行》局部
董其昌：（1555-1636）明代著名书画家。

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

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谥叫文敏，因称董文敏。

万历七年（公元158 9年）举进士，历任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辞官，以太子太保衔养老于家乡。

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

董其昌语成曰：“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

少壮未能立家，一一规模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徒势为主，乃大悟，脱尽尽本家笔，自出机轴，如禅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

虽苏、黄相见，不无气慑。

晚年自言无一点右军俗气，良有以也……。

”
十九
刻舟求剑翁北平，我所不解刘诸城。

差喜天真铁梅叟，肯将淡宕易纵横。

清代包世臣的“藝舟雙楫”中载：清代的乾、嘉之间，京城谈到书法，皆首先推崇翁覃溪（翁方纲）与刘石庵（刘镛）两位。

翁的女婿戈仙舟是刘的门人，翁、刘两家交谊甚厚，但在书法上，翁自恃学欧到家，对刘不拘古法甚为卑薄。

一次戈仙舟持刘石庵书法示于翁覃溪，翁覃溪说：“问汝师哪一笔是古人。

”戈仙舟如实告诉刘石庵，刘石庵道：“问汝岳翁那一笔是自己。

”贺伯箴先生讲：“不学古人，是谓无法；纯学古人，何处着我。

”
二十
横扫千军一枝笔，艺舟双楫妙文辞。

无钱口数他家宝，得失安吴果自知。

《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先生自己说明，前二十首为二十余岁作，后八十首为五十余岁后陆续所作。

这一百首论书七言绝句，经作者反复锤炼，皆为佳作，
琅琅可诵，评赞抒情，寓于其中。

每首绝句后的说明和短评，要言不烦，恰到好
处，多有真知灼见，精彩之论。

正如该书编者所言：“纵论历代书法名家及书法名迹传本的优劣及真伪。

辞简而意周，见解每有独到处。

”这实际是一部用诗与
短评随笔写的中国书法史略和书法名迹鉴赏，堪称别开生面。

每首绝句及诗后之说明短评与所附之书法名迹，亦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廿一
礼器方严体势坚，史晨端劲有馀妍。

不祧汉隶宗风在，鸟翼双飞未可偏。

《礼器碑》汉代隶书。

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

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

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

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

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廿二
笔锋无恙字如新，体态端严近史晨。

虽是断碑犹可宝，朝侯小子尔何人。

笔记注释：对于极近史晨碑的汉朝侯小子残碑，启功先生也备加赞赏，为其吐气。

此碑因上半残失，不见碑立姓名，故以首行起处“朝侯小子”四字名之，或曰小子碑。

先生诗后短评说：“此碑点划工整妍美，极近史晨一路，在汉碑中，应属精工之品”。

只是因为出土年近而品题者少，故名加著。

启功先生对比带之郑重宣、杨叔恭诸残碑，因其出土时早，曾经乾嘉名辈品题，遂得煊于世，而深深为之不平。

因而不无幽默地说：“不尝为友人题此碑，戏云：即为此碑吐气，我辈亦须各自奋勉。

假令吾二人得为翁覃溪、黄小松，则小子碑亦可侪于郑杨诸石。

假令得为欧赵诸洪，则此拓本可值重金，其斤两将逾碑石矣。

”细细欣赏所附朝侯小子残碑真迹局部，不能不深赞启功先生所言极是极是！
廿三
石言张景造郡屋，刊刻精工笔法足。

劝君莫买千金碑，刘熊模糊史晨秃。

张景碑又名《张景造土牛碑》。

1958年在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出土。

现存卧龙岗汉碑亭内。

该碑呈长形，长125厘米，宽54厘米，厚12厘米。

四周残损，顶部碑穿隐约可见，穿内晕弦痕迹明显。

碑文为隶书，残存12行，满行23字，共229字。

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刻立。

碑文为汉代公文体裁，其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段记述南阳郡太守“告宛”人，言其乡民张景“愿以家钱”包作举行立春仪式时所需要的土牛、瓦屋栏盾等设施及犁、耒等一切用具，为此请求免其本家世代徭役之事，郡府同意。

第二段意思是宛令右丞指示“追鼓贼曹椽（官名）石梁”拟写和发布文件，并遣张景建造深有五架椽的瓦屋两间，周围栏盾拾尺和其他什物。

第三段文字残缺过多，从现存文字看，大概是椽赵述“告宛”人的文告。

碑的出土之地正当东汉宛县城南门外，即当时举行立春仪式之处。

张景，史书无载，当是本地一名乡绅。

文中“右丞”“追鼓贼曹椽”以及官名的通称“列长”等，汉书皆不见记载，可补史阙。

该碑的出土，为研究南阳汉代历史及东汉徭役的苛重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汉隶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张景碑更为珍贵的是保留下来的极其丰富的书法艺术，可与著名汉碑《史晨》、《乙瑛》等相伯仲。

此碑属于汉碑中隽永秀劲一派，是上承古篆，下开楷则的汉代隶书碑群代表。

该碑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精品。

廿四
北朝重造夏承碑，高肃唐邕故等夷。

汉隶缤纷无此体，笔今貌古太支离。

对于所传汉夏承碑，启功先生经过认真对比，据实推断，疑此碑为北朝所重立者。

他说：“汉碑隶体，千妍万态，总其归趋，莫不出于自然……隶书之碑文中，绝不搀一篆体”。

“杂搀篆隶之体而混于一碑中，此风实自魏末齐周开始，至隋而未息。

今传夏承碑，字之结构杂用篆法，笔划又矫揉顿挫。

转近唐隶之俗者，其整体气息，绝似兰陵王高肃碑、唐邕写经记一派。

”故疑其为北朝所重造。

这就是真知灼见。

启功先生还对隶书在汉以后失于自然的原因作了分析。

他在绝句廿五诗后关于魏曹真残碑之评论说：“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

魏晋之隶，故求其方，唐之隶故求其圆，总归失于自然也。

”他认为曹真碑之类的隶体，“观之如嚼蔗滓”贬之可谓甚矣。

廿五
军阀相称你是贼，谁为曹刘辩白黑。

八分至此渐浇漓，披阅经年无所得。

启功先生有时还引发一些社会历史批评，如，曹真残碑有“蜀贼诸葛亮”之语，出土后，先被人凿去“贼”字，后又被人凿去“诸葛亮”三字。

启功先生由此展开议论：“桀犬吠尧，尧之犬亦吠桀也。

犬之性，非独吠人，且亦吠犬，惟生而为桀之犬，则犬之不幸耳。

人能无愧其为人，又何惭于犬之一吠哉！明乎此，知凿者近于迂而宝者近于愚矣。

”这段议论可谓深刻，《曹真残碑》三国时魏国碑刻。

碑阳刻字存20行235字，碑阴存刻字30行485字，隶书体。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门外，当时已残断，只余此段中部。

碑阳面刻碑文，碑阴刻立碑者姓名，侧面阴刻龙纹。

据朱绪曾《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最先为此碑定名者为徐松。

王鋆《十二斋金石过眼录》考证较详，百余年来有十余家考证。

曹真为三国曹魏政权的宗室显贵，最后任职为魏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病逝后，旧属官员们为他立记功碑。

据方若《校碑随笔》称，碑文第八行“蜀”字下一字为“贼”，第十一行“贼”字上为“蜀”，均在出土时被凿去，后当地人又将“诸葛亮”等字一并凿去。

曹真碑铭文字体结体严整，雄劲端庄，所存碑文保存完好，宛如新刻，碑文内容极为重要。

此碑是存世汉碑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