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展现教育大观

文张晓唯
竺可桢 日记展现教育大观
“晨雷雨。

上午有雾。

午有
雷。

下午四点见阳光。

晚又雨。

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
开。

”这是1936年4月7日竺可桢在
笔记本中记载的内容。

这一天，
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

从读
哈佛大学起，竺可桢坚持每天记
日记，几十年从未间断，直至去世
前两天。

言辞准确而不失雅致优
美的记录，见证了一位气象学家
的专业素养、敬业精神和人文情
怀。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日记
在13年时间里有很多内容与浙江
大学这所高等学府有关，字里行
间透出对师生的挚爱深情，浸润
着一位校长的治学理念，也饱含着一位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

任校长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1936年，即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末期、亦即中日两国全面交战前一年，46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藕舫)，由蒋介石“钦点”，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

这位出身绍兴书香之家的哈佛大学博士，乃庚款留美第二期学生，同期还有赵元任、胡适等人。

曾见一张历史照片，青年宋子文与他的姐妹蔼龄、美龄在美国合影，一位瘦削“少年”学子也在其中，便是竺可桢。

竺可桢与后来的“国舅”当
年乃哈佛同学。

学成归国后，竺可
桢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前身武昌
高师、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在地
理、气象及物候学领域俨然已成
海内领军人物。

当浙江大学发生
“人事异动”之际，“文胆”陈布
雷向蒋氏推荐继任者三人：吴雷
川、周炳琳(枚荪)及竺可桢。

吴、
周均曾担任大学校长或省教育厅
长等职，而竺尚从无“党政”经
历，纯然一学者也。

可是各方面几乎一致看好
竺可桢，首先是浙大教务长郑晓
沧、陈布雷胞弟陈训慈等省内贤
良之士，继而则是蒋氏“近臣”翁
文灏、陈布雷等人进言推荐，而江
浙知识圈内鼓动竺可桢出而任事
的呼声也颇高。

唯一不赞成他赴
浙就任的是留美时的女同学陆次
兰，她来函劝称：“政界生涯不易
领受，而气象事业一旦放弃，亦极
可惜。

”(竺可桢日记1936年4月4日)
不过，竺可桢何尝肯舍弃他
的气象研究事业？此前，他主持的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清华大
学合作承担国防航空项目已经启
动，与他共事的正是哈佛同窗、工
学院长叶企孙教授。

至于出长浙
大一事，即使在蒋介石面前，他也
明言须遵从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
长的意见。

而蔡先生对此事的态
度却是无可无不可，只需兼顾气
象所工作，便无障碍。

这样，竺可
桢在决断方面就处在一种矛盾境
地，既要坚守气象专业，又愿意尝
试新挑战，他所提“任职半年”的
条件非常脆弱，任职一年后他向
教育部长王世杰(雪艇)请辞，而王
答以“目前蒋(介石)病，以不提为
佳”，竺氏便继续做下去，他何尝
不知：办大学，没有三五年，不易
见到成效。

竺可桢向陈布雷郑重提出两
项任职条件：其一，“财政须源源
接济”；其二，“用人校长有全权，
不受政党之干涉”。

陈布雷当即表
态：浙大经费每月四万五千，由国
库拨付，可保障;而“大学中训育
大学须培养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乃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日记1936年3月8日)。

事实上，此次谈话只过了20余日，竺可桢访见王世杰：“余要求国库接济浙大之款必须增至每月6万元，并声明自始即以此为条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国库解六万元之数。

”(日记1936年3月30日）主管教育部的王世杰如此“慷慨”，应与最高当局对浙大的“偏向”有关。

可是，当竺可桢鉴于国立大学中惟浙大建筑老旧破败，急需改建，进而提出120万元建筑费呈文时，“雪艇嫌过大，故此事不得不与介公面谈”。

蒋介石竟痛快地答应下来，承诺五六年内分期拨付。

竺可桢体味到“蒋先生特别欲帮浙大”，颇感欣慰，此时他出任校长刚好一年。

可知，经费上须源源接济的条件，大致可以兑现。

而校长“用人有全权”一项要求，情形虽略显复杂，总体说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13年间，在人事任用方面未遇重大掣肘，基本上可自主行事。

教师聘用自不待言，即使抗战时期各校增设训导长一职，须由国民党员充任一事，竺可桢也曾“便宜行事”：一度任用牛津大学毕业的政治学教授费巩(香曾)担任此职，而费氏“无党无派”，显然与上边规定的资格不符。

既然承诺经费有保障，用人可自主，竺可桢遂于四月下旬正式履
职，5月18日补行校长宣誓仪式。

其宣读的誓词为：“余恪遵总理遗
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
努力于本职。

余决不妄费一钱，妄
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
贿赂。

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
罚。

”监誓人乃教育部和浙省政府
之代表。

该誓词带有格式化特点，
似为专用公文，但“不妄费一钱、
妄用一人……”等语，在国人的视
听感受里显得何其贴切、庄重！
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该校
由一地方性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
合性大学前四五位，从仅有文理、
农、工三个学院，发展到具有文、
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
院，共27个学系，副教授以上教
师从70人增至200余人，学生数由
700余名增至近两千名，其物理、
农学、数学、化工等专业在国内
名列前茅。

这一变化，在1936年至
1949年间完成，历经战乱、学潮和
经济崩溃诸般磨难而达致如此结
果，实属不易。

作为校长，竺可桢
备受赞誉，可谓当之无愧。

积累“校产”促使浙大后来居上
在浙江大学主持校务过程
中，竺可桢也曾屡屡遭遇怀疑、责
难甚至反对。

他上任一年之际，
校内便出现所谓“国立浙江大学
驱竺团”，张贴《宣言》称：“竺
可憎，阳假学者之美名，阴行植
党营私之丑计，查有实据者计有
九大罪状”，如“任职一年，未成
半事”，“广植私人，把持校务”，
“哈佛为经，东南(即原东南大学)
为纬”，“浪费过巨，入不敷出”
等等，甚至称陈训慈实为“太上校
长”云云。

竺可桢断定乃农学院被
免职教员所为，“阅后一笑置之，
视若狂吠而已”(日记1937年5月11
日)。

其时，竺可桢更新引进教员，
起用原东南大学同事较多且急，
致使外界议论纷纷。

他自己也意
识到在此问题上需更加审慎：“余
以引用至浙大之东大色彩太重
……故在可能范围内不欲再加东
大之人。

”(日记1936年5月26日)
抗战爆发后，浙大被迫南迁，
最初两年，学校几乎在“长征”途
中奔走辗转，先落脚浙江境内天
目山区和建德，后移至赣西吉安
及泰和，随着战事发展，其后又横
跨湖南进入广西宜山地区暂住，
待南宁失守，浙大再迁贵州遵义、
湄潭，至1940年方最终安顿下来。

此后6年，竺可桢领导浙大在安全
宁静的环境里讲学研究，因而得
到长足进步。

浙江大学在抗战前期尚不能
与著名国立大学比肩而立，“待
遇”方面，浙大教授最高月工资额
低于同期的武汉大学。

竺可桢表示并“不因此而介意”。

在招生数量方面，浙大渐渐兴盛起来，而学生质量还不容乐观。

招考分数低于同期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川大……所取学生乃中下流也，将来欲陶冶成材，大非易事耳。

浙大的起步(或称转折)应是到达遵义和湄潭以后的6年时间里。

谈家桢、苏步青等教授后来追忆这段时光，其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称自己学术事业的高峰期就在此一阶段。

到1945年春浙大在教育部的“待遇”已有所改善(日记1945年4月3日)。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结果浙大四人，浙大的学术地位已然上升。

到1949年初，即竺可桢离校前几个月，浙大的教职员人数较之竺可桢接手浙大之初，师生人数增长了一至二倍。

相对说来，浙大的“家底”并不薄。

竺可桢初到学校即发现，用于购置图书仪器的经费每年有5万元之谱，以后又有所增加。

抗战初期的大迁徙，浙大尽量迂回避敌，除在广西宜山遭遇日军空袭外，基本保持了元气。

因而，自宜山迁
移至遵义，竟有两千箱“辎重”
随行，除图书(含文澜阁四库全书)
外，主要是理工科仪器设备。

为完
成此次迁移，竺可桢向教育部长
陈立夫提出需要31万元迁移费。

陈谓：北大自北平至昆明只用11万
元，故只能先拨6万元给浙大。

竺
氏据理申辩：“北大无仪器可运，
而浙大则有二千箱之设备也。

”(日
记1940年1月16日)后来联系贵州
省主席吴鼎昌等地方大员，派出
汽车编队接运，方顺利入黔。

大学
的灵魂固然在于教师，而图书仪
器设备则是他们施展才能的工具
保障。

竺可桢深识此理，重视“校
产”积累，这未尝不是浙大能够后
来居上的一个物质因素。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视野
开阔，思虑深远，用他自己的话
说，需要“哲学思维”。

他对于战
争环境下的办学方针与政府动向
非常敏感，而内心则坚守作为人
类文明成果的共有大学理念。

第
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博弈厮
杀，在竺可桢看来，乃是人类社会
走向专制或自由的武力较量。

在
国内，国民党政府曾经效仿德国，
推出许多强硬举措，抗战开始后，
更以“战时体制”强化管理，在大
学内增设党团组织，施行思想控
制。

这对于视大学为学术净土、
自由“飞地”的竺可桢而言，感觉
相当郁闷，认为此乃全民抗战不
得已的非常之举，绝非“大学常
态”，一旦战争结束，就应回复初
始，一仍其旧。

大学乃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抗战胜利前后，各方面要求
对高等学府终止战时管束，“恢
复常态”，并将之与未来预行“宪
政”相连接。

1945年5月18日，国民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
“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
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

二、各级学
校以内不设党部。

三民主义青年
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
任务。

”在战后民主浪涛汹涌澎湃
前夕，国民党可谓顺应“舆情”，主
动调整，但留下了三青团在学校
的尾巴。

8月底《大公报》发表题
为《教育复员》的社论，提出高等
教育应与建国相配合，尤其应注
重充实理工科，但大学发展方向
不必雷同，那些有名无实的大学
一律不许恢复，大学须培养自由
研究学术的空气，所有党派退出
学校，学生不准加入任何政党云
云。

竺可桢读罢此文，赞许其中若
干主张，但感觉尚不完备，于是赶
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投
寄《大公报》发表。

他认定：“大学
乃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并
引苏东坡诗句“世事浮云变，此心
孤月明”，以寄心志。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
他做了13年校长的浙江大学，心境
不无凄凉，同时又带有几分终于脱
离“苦海”的庆幸。

此前他回绝校
内学生会为他六十岁生日举行庆
祝的邀请，他认为那其中的政治
意味太明显，殊为无谓。

他秉持大
学校长应具“同情心”，对批评政
府的学生不肯施以重罚(开除)，他
的“宽待”学生运动，成就了浙大“民主堡垒”的声名，而他内心却满怀苦涩。

面对学生会施展手腕，校内政治空气日渐升腾，他不以为然，但自知如此局面绝非自己这样的“书傻子”所能应付，事实上，浙大校内已经出现斥责竺校长走“中间路线”的揭帖。

竺可桢虽对学校勇于负责，但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

他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均遭婉拒。

而1941年4月和1947年7月，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朱家骅竟先后请他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似乎是对他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

竺可桢自然是敬谢不敏，但看得出，国民政府需要像他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书生官员”治理高等学府。

竺可桢读过一篇译文《教授眼中的校长》，印象深刻，内云：“教授眼中鲜有良好之校长，有专事迎合学生心理之校长，有与教授以种种难堪之校长。

或谓校长之难由于世人以校长万能目之，而校长亦以自己万能则殆矣。

或谓校长从来不说真话，或谓校长视教授为雇员。

据各教授之意，以为成功之校长须具有二要素：一为尊重学术，一为富于同情心。

”(日记1939年10月28日)竺可桢对办学成功的前辈一向敬重，他与蔡元培先生密切交往，虚心求教，刻意效仿。

1948年春，张伯苓来浙大谈南开办学经验，“张伯苓谓渠办大学有三个政策，即经济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

又谓自来初得力于严范孙先生，继得力于基督教云云。

余甚佩服其见解也。

”(日记1948年4月27日)
虽为一校之长，却身无官气，究心于学术，时日一久，自然聚拢大批优秀教师，他们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学校蒸蒸日上。

竺可桢在浙大，最初得力于“东南旧人”。

“五四”前后，郭秉文主政东南大学，一时间人才济济，与北大南北称雄，后发生内讧，教授星散。

中央大学组建后，因种种原由，尚
难恢复昔日盛况。

竺可桢接手浙
大，胡刚复、梅光迪等原东南教授
聚集而来，形成核心力量。

上世纪
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蔡邦华、贝时
璋、王淦昌、卢嘉锡等一批新秀形
成教师骨干，学生中亦有谷超豪、
滕维藻等活跃青年。

竺可桢对教
授们关爱有加，平等相待。

训导长
费巩教授1945年春在重庆突然失
踪，数年间杳无音信，竺校长四处
寻找，甚至通过黄炎培托请沪上
强人杜月笙暗中查访，终无结果。

竺氏对费巩失踪一事始终不曾释
怀。

对于一些名声甚大的特殊人
物，竺可桢的经验是：慎重引进。

1946年初，文学院长张其昀“欲
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
同。

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
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
待遇”(日记1946年1月11日)。

1948
年上半年，哲学系拟聘熊十力来校
任教，竺可桢反对：“此辈老先生
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
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
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
所影响也”，“要发展一个大学，
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
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
是养老院而已”(日记1948年2月14
日、26日和6月1日)。

竺可桢如此决
绝地拒聘熊十力，应与他过去与马
一浮的交往经验有关。

竺上任伊
始，便拜访浙江名宿马一浮，聘其
任教，但马先生要学生们上门“请
业”，学校管理诸多不便，而听罢
马氏的“复古”高论，竺校长不免
失望，确信与学生无益。

与马一浮
交往，使竺可桢别有一番感受。

理
工精英与“怪僻文人”之间本不易
“磨合”。

可是，竺可桢喜欢访见吴稚
晖，他们或许有些亲戚关系，“吴
老头子”不装腔作势，言谈举止随
意幽默，身居陋室而怡然自得，每
日挥毫售字，按量写成，竟也自养
自立，无所欲求。

对于时局，每每
发些怪异之论，却也不无深刻之
处。

竺可桢还有一项“活动”，即
时常造访经济学家马寅初，无论
战时或平时，无论重庆或杭州，二
人所谈多与金融形势和孔宋家族
有关，他们有共识也有歧异，大致
说来，马激越，而竺平允。

在陪都
山城和西子湖滨，“竺马对谈”演
示着那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

他们二人大概谁也不曾料想到，
后来接替竺可桢浙大校长职务的
恰是马寅初。

当然，那已是新中国
初期。

责任编辑 华南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
该校由一地方性大学而跃升
至全国综合性大学前四五位，
其物理、农学、数学、化工等
专业在国内名列前茅。

这一变
化，在1936年至1949年间完
成，历经战乱、学潮和经济崩
溃诸般磨难而达致如此结果，
实属不易。

作为校长，竺可桢
备受赞誉，可谓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