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以禅喻诗”之探究

严羽“以禅喻诗”之探究
【摘要】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中，“以禅喻诗”，然而“以禅喻诗”起源发展直至最后形成，是禅学与中国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严羽自出机杼之首创。

后世很多文士对“以禅喻诗”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和攻讦，集中在大小乘禅与临济、曹洞之争。

大小乘禅的质疑实则为版本讹误导致，结合当时禅宗的发展状况及临济、曹洞的差别结合《诗辨》的内容，则可知严羽“以禅喻诗”并不是不懂禅宗而妄加应用，而是有着合理依据的。

【关键词】以禅喻诗大小乘禅临济曹洞
禅学原为印度佛教中修行方式的一种，汉末随佛教传入我国，逐渐发展演变为禅宗。

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禅喻诗”便是禅宗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禅宗发展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范例之一。

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指出“以禅喻诗”为自己的首创，“以禅喻诗，莫此亲切。

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

[]然而，“以禅喻诗”并非如严羽所说，仅仅是其“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的产物，其起源发展直至最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魏晋的酝酿期，直至晋代禅诗的出现，玄言诗中佛禅思想内容的体现，唐代以后诗人之修习佛禅、深受佛禅影响，如戴旭伦在《送道虔上人游方》之中的诗句：“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观。

”司空图《修史亭》所言“不似香山白居士，晚将心地着禅魔”，自唐代开始，诗歌理论作品中也出现了佛禅思想影响的痕迹，如皎然的《诗式》、王昌龄的《诗格》等。

在宋代，苏轼的诗句较为明确的体现出了诗与禅的关系：“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诗与禅的关系逐渐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吴可诗句“学诗浑似学参禅”，韩驹“学诗当如初学禅”。

郭绍虞先生就明确指出“以禅喻诗，人皆谓始于严羽，实则严羽以前亦早有人论之，不过零星琐屑，不成系统，直至严氏《沧浪诗话》，始专从这方面发挥，于是皆始畅耳”[]可见，“以禅喻诗”并非如严羽所说，是其自出机杼之创建，“以禅喻诗”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宋代，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虽不是创建者，但严羽无愧为“以禅喻诗”的集大成者，其也明确的将“以禅喻诗”作为一种理论意识加以运用。

“以禅喻诗”并非如严羽自己所称为自出机杼之首创，在后世亦遭到了颇多质疑与攻讦。

“以禅喻诗”并非其首创，那么其运用是否合理呢？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者，是谓第一义。

若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力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

学大历以还诗者，曹洞下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
明清之际的陈继儒、钱谦益、冯班，都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提出了质疑。

李维桢指出：“论禅则非，临济、曹洞有何高下？”
陈继儒指出：“严沧浪云：‘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诗者，曹洞下也。

’此老以禅喻诗，瞠目霄外，不知临济、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剿其门厅影响之语，抑勒诗法，可谓杜撰禅。

”《偃曝谈馀》
钱谦益：“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

谓汉魏盛唐为第一义，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不知声闻支即小乘也。

谓学汉魏盛唐为临济宗，大历一下为曹洞宗，不知临济曹洞，初无优劣也。

”《唐诗英华序》
冯班的《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繆》更是提出了大篇幅的质疑：“纠曰：‘乘有大小’，是也。

今云大历已还是小乘，晚唐是声闻、辟支，则小乘之下，别有权乘，此所未闻一也……临济、曹洞，机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

今云大历已还之诗小乘禅也，又云学大历已还之诗，曹洞下也，则以曹洞为小乘矣，此未闻三也。

”
冯班的“三未闻”可谓对严羽的“以禅喻诗”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其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批驳严羽不知大小权乘之别
二、批驳严羽不明南北宗派之异；三、不知曹洞之质
冯班的质疑最为全面，囊括了李维桢、陈继儒、钱谦益等的看法。

因此，考证严羽“以禅喻诗”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便是探究冯班的质疑是否合理，如若冯班的质疑并不成立，那么囊括在内的李维桢等人对严羽“以禅喻诗的”的批驳与攻讦亦无法成立。

首先，对于严羽是否不知大小权乘之别进行简要剖析。

冯班在《严氏纠繆》中引用的文段为：“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已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曹洞下也。

”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则小乘禅也”这五字，在《沧浪诗话》的各个版本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中，根据乾隆刻本的《诗人玉屑》，选录了《沧浪诗话·诗辨》，与冯班摘录的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冯班摘录之句为“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而郭绍虞所引《诗人玉屑》本无“小乘禅”三字，冯班摘录之“大历已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一句，在郭绍虞引用本中无“则小乘禅也”五字。

郭绍虞将《严氏纠繆》附在所引《诗辨》之后是，也注意到了这个差别，并且进行了专门标注。

按照《诗人玉屑》的版本，冯班提出的质疑便不成立，严羽就并非“不知大小权乘之别”。

那么，《诗人玉屑》本所载的《诗辨》是否可信呢？答案是肯定的。

“《诗人玉屑》为严羽同时代人魏庆之所著，魏庆之很看重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特意将其置于篇首。

《诗人玉屑》所录存的《沧浪诗话·诗辨》当是颇可据信的。

”[]陈继儒也并未提出大
小权乘的问题，可见，其所见的版本亦有可能不存在这方面的差异。

因此，冯班所指出的严羽不知“大小权乘”的差别，应为其所见的版本讹误所造成的。

对于“以禅喻诗”的问题，则可集中在“临川”、“曹洞”的问题上进行探讨。

在严羽以“以禅为诗”作喻时，将“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称为“临济”下也，将“学大历已还者”，称为“曹洞”下也，而在《诗辨》首段，严羽就明确指出“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可见，严羽心目中“汉、魏、晋与盛唐诗”的地位是极高的，“大历已还之诗”就次之了。

那么，在这个比喻中，严羽就将“临济”视为比“曹洞”高出一等，这也正是他被后世所质疑的原因。

按照冯班的说法：“临济玄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宗”，且“临济、曹洞，机用不同，俱是最上一层。

”由此认为严羽的比喻并不恰当。

严羽是真如后世抨击其所说“不惟未经参学”、“漫患颠倒”吗？
从禅宗在我国的发展史来讲，是汉末众多佛经传入我国，经过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选择，经过魏晋时期“玄风独振”的氛围及文人们较为开放的心理结构的选择接纳，而发展起来的玄学和佛教思想结合的产物，是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学两大潮流交汇时代中国士大夫高涨的理论思维兴趣的产物。

禅宗学说的主干是在唐初初步形成的。

此时“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而《坛经》上也记载了禅宗史上的大事，那就是五祖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和樵夫慧能之争。

起初北宗盛行，神秀受武则天，唐中宗的宠信，号称“两京法王，三国帝师。

”安史之乱之后，南宗全面兴盛，唐中期到五代，南宗禅势不可遏，“曹溪一滴，流为五派”，分别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临济宗。

沩仰宗最先兴起，也于宋初是衰落无传。

法眼宗虽较晚成立，于北宋中叶是也衰落失传了。

北宋时期，流传于世的只有云门、临济、曹洞三家。

云门、临济、曹洞三家，在当时的势力并不相同，在云门山大觉禅寺的寺院简介上，尚有“云门天子、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语。

宋徽宗也为一部禅家灯录《建中靖国续灯》作序，其中写道“云门、临济二宗，独胜于天下。

”可见北宋时期云门宗和临济宗地位之显赫。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禅宗与天子朝廷的关系变得密切，而失去禅家安身立命的本色精神和处所，那么，朝代更替给其带去的往往是致命的打击，云门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南宋的禅宗法坛上就只剩下临济、曹洞二宗了。

北宋时期，临济宗的发展较之于曹洞宗就处于优势，到了南宋，临济宗兴盛的状况堪比当年的云门宗，虽然此时曹洞宗也迅速发展，但相形之下，依然较为逊色。

严羽的比喻，应是着眼于两家风格内容的不同。

临济、曹洞家法宗风有很大不同，临济宗“以喝、打为化门”，其门风具有单刀直入、机锋峻烈的特点，后世所乐道的“当头棒喝”、“呵佛骂祖”即是临济禅风的表现形态之一。

曹洞宗的禅风，讲究的却是叮泞绵密、偏正回护、妙用亲切，即师徒常相交接，以偏正回护之妙用，使弟子悟本来面目，手段极其亲切柔和。

[]临济宗的是“看话禅”，曹洞宗的是“默照禅”。

临济宗的作风相当明白直接，而曹洞宗的作风则为隐晦玄妙。

再次反观《沧浪诗话》的内容，严羽认为学诗要“直切根源”、“单刀直入”、诗者为“吟咏性情”、“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综上所述，无论从当时临济、曹洞两派禅宗的势力而言，抑或两派内容风格上的差异，都可以这样的结论：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并不是没有参透禅宗的妄言。

“以禅喻诗”虽然并不是严羽首创，但其以“临济”、“曹洞”所做的比喻并非如后世所质疑与攻讦的，是不懂禅宗的妄加比喻。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骆礼刚.为以禅喻诗一辩[J].学术研究，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