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

第二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
第一节新文明的演进
一、新政权的新举措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以尽早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的新政权，认识到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

首先，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统治阶级。

在从国家主席到各部部长中，民主党派人士都不乏其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常真诚地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有一定的实际权力，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治国。

其次，变革几千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总的原则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在土改中，农村人口被分成五类：（1）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剥削他人生活；（2）富农，拥有土地，自己劳动，也雇工劳动，有时也出租土地给贫农；（3）中农，只耕种自己的土地，不雇工不剥削他人；（4）贫农，占有少量土地和农具，有时不得不靠卖地过活，或者不得不租种他人耕地；（5）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做工或借贷生活。

土改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布命令把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的“和平土改”的方式，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发动和组织农民自己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士地的群众路线，大体上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三个步骤，为此派出了大批的土改工作队。

一些工作队简单地采取“诉苦会”、“公审会”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变成了杀死地主本人，有100万左右的地主被处死。

而按照《土地改革法》，不仅不应处死地主，而且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

这次土改与老解放区的土改不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

毛泽东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1）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2）减少土改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动权；（3）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

”刘少奇在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

只有“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估计，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需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到1952年12月，土地改革完成，3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

最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鼓励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扩大经营。

到1950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了控制，政府预算趋于平衡。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的治国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保私有财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路线。

为此政府制订并实施了一些新政策、新举措，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社会新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风俗开始大规模地破旧立新，许多传统陋习得以纠正，嫖娼、吸毒、赌博等旧风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被清理，社会新风尚逐步建立起来。

嫖娼陋习在民国很普遍。

旧上海仅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800余家，妓女有9000多人，
再加上大量的暗娼，实际数目在10万人以上，很多无以为生的良家妇女也沦为娼妓。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所到之处，即对妓院加以铲除，解救其中的妇女。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当晚即由人民政府下令执行，将224家妓院封闭，454名妓院老板被收容，1268名妓女被分别集中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组织起来学习生产和生活技能，使之重新做人后能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

旧社会受人歧视的“窑姐”成为社会的普通一员，群众称这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也逐步展开清除娼妓的行动。

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嫖妓陋俗迅速绝迹。

吸毒的陋俗在民国期间屡禁不止。

1950年2月，新中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宣布禁止种植鸦片，不许贩卖毒品，违者从严治罪。

政府部门还配置了戒烟药，设立了戒烟所帮助人们戒毒，社会上吸毒的风气得到了遏止。

在禁毒的同时，人民政府还严禁赌博，查封了各类聚众赌博的场所，对民众加强教育，督促一些人改掉了赌博恶习，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之中。

经过一系列革故鼎新，社会风俗开始焕然一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娱乐等各方面都有所体现。

广大贫雇农通过土地改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得到了改善。

到1952年，平均每人每年可多收入200斤到300斤粮食，改变了以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况，有时还能吃上白面。

搪瓷面盆、口杯、暖水瓶等日用消费品也已逐渐进入农家。

城镇居民的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主食也由“棒子面”逐步过渡到大米白面了，财力稍好的家庭还买得起饼干、白糖等食品。

在服饰上，普通百姓过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家已可以给每位家人一年做一件新衣服了，衣不蔽体的现象越来越少。

汗衫、褂子、粗布裤子仍是乡村居民的主要服装，一些城市居民开始购置四季时尚服装，穿旗袍、西装的人在街上并不鲜见。

有的公职人员上班还穿工作服，赶上开大会的日子还要穿中山装等制服。

从苏联传入的列宁装、布拉吉也开始进入市场，人们的穿着打扮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点。

人们的消费习惯日趋简约，衬衫、袜子、纱巾、背心、胶鞋、肥皂、钢笔、热水瓶等成为热销品。

原来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商品渐渐少人问津。

在南京街头，原来的花店改行出售蔬菜种子；高档家具店转而出售简单实用的桌椅；华丽的时装店和西装店开始忙着赶制列宁装。

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

在农村，地主的住宅在土改中被没收分配给了农民，很多栖身于一间破屋中的贫苦人家现在可以分室而居了。

一些农民也开始兴建新房，但大多是土坯房，瓦房还比较少。

在城市地区，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旧城市改造或修缮。

以北京为例，1949年，1350万平方米住宅中，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6％，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和杂院平房，还有不少危房。

在旧城改造中，市政府重新规划了居民区，对南城的贫民区进行了重点清理，建了一些楼房。

在出行方面，人民政府不断翻修道路，增加公共交通车辆。

1949年到1951年的三年中，北京市人民政府翻修了绝大部分旧路，还新修了140公里柏油路；有轨电车由103辆增加到149辆。

1952年7月，成渝铁路通车，四川人民的出行条件大大改善。

经过努力，民众的出行较之解放前便利了很多，1949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是20932公里，到1952年6月底，已达到23300公里。

1949年，公路实际通车里程只有一万多公里，到1952年就达到了11万公里以上，内河通航里程则增加到了57000余公里。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
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

新法律法规促进了旧婚俗的变革，青年男女逐渐改变了重视对方财产多少和门第高低的习惯，以能劳动、爱学习和思想进步等为标准来选择自己的伴侣。

已婚妇女逐渐淡化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依赖思想，在生活中要求自己的平等地位，希望对方不断进步、积极进取。

到1952年底，自由、自主婚姻已占绝大多数，民主和睦的家庭和模范夫妇不断出现。

在信仰习俗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对落后的封建迷信活动加以禁止，这对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唯物论等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在民众中间的不断普及都使封建迷信大为减少。

民众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正规宗教的信仰活动则在照常进行。

百姓的娱乐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各种民间文艺都得到保留，但土改、抗美援朝等社会大事成了文艺创作的主题。

南京夫子庙的鼓词艺人不再唱低级趣味的小调了，而是组织了曲艺改进会和曲艺研究班，不断学习、进步，唱起了“抗美援朝把军参”。

传统戏剧仍是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电影在城市中放映得比较多，农村中还很少见。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连环画和画报就成了大家最喜爱的读物。

中国年节风俗主要是指在农历四季的各主要节气中遵循的风俗，如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中遵行的风俗。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所过的传统节日基本保持不变，但增加了一些新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

第二节现代化潮的探索
一、挫折与教训
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订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放弃了使党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
在总路线的实行过程中，急进的错误并没有避免，没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仅仅三年左右的时间，社会主义改造就被宣布完成了。

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体制；在经济上废除了商品经济，确立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以后二十几年，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接踵而来。

这些错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反右和“大跃进”的错误打断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1961年城镇居民的食品年消费量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少了8．4％，食用植物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

1959年全国农民由集体分配的收入每人只有37．6元。

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受到限制，不少地方取消了集贸市场，家庭收入进一步缩减。

农村不少地区以草根树皮充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确定立即展开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运动，以渡过困难和灾荒。

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叶蛋白、人造肉糖、小球藻等，要求各地大规模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食物代用品。

人们所需的日常工业品也受到极大影响，各种生活用品的供应十分紧张，纸张、锅、碗、盆、筷子等基本日用品很缺乏。

城市实行凭票供应，居民排队购物成为常事。

“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行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继而又“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侨汇粮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用于收购核桃、杏仁、栗子、蓖麻籽的奖励油票和用于鼓励农民交售鸡蛋的鸡蛋
面票。

这一时期粮票种类繁多，面额两两计较。

每当发粮票时，家家都由当家人亲自去领，领回后甚至入柜加锁”。

城市建设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居民住房更加紧张，196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5平方米降为2．86平方米。

伴随“大跃进”而出现的人民公社运动，使人们生活雪上加霜。

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平均28．5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500余户农民。

入社后的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

公社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全体社员不管家中劳动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免费供应粮食，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使农民由传统的一家一户单独做饭吃变为全家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72％。

然而，由于管理落后和粮食产量的下降，大部分食堂都不能满足全社基本饮食。

田家英等人在“鱼米之乡”的富春江流域调查时见到“当食堂开饭的时候，人们眼巴巴盯着的是大锅里的稀粥，因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两或3两米”，“大锅无法填饱人们的肚子，不少人靠作绿肥用的红花草充饥”。

农业生产周期长，工作分散，完全采用集体劳动的形式影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违背了农业生产规律，超越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

1966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对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带来了更恶劣的影响。

社会生产没有明显进展，生产力仍停留在很低的水平，民众生活处在贫困的状态下。

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家庭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充斥于家庭成员的头脑中，阶级感情居于家庭亲情之上。

社会文化生活极度枯燥乏味。

一切为阶级斗争服务，要体现革命精神，许多传统民间娱乐、习俗被作为“四旧”加以破除。

大批古今中外名著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加以批判、封存和销毁。

民间信仰几乎绝迹，“破四旧”使民间信仰遭到了严重破坏，寺庙道观是破除的重点。

广大僧众被迫还俗，经书被焚毁，佛像被砸烂，民众的各种宗教活动基本绝迹。

少数民族的信仰得不到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被当成陈规陋习加以破除。

为了斗争需要，极力宣扬个人崇拜。

以1967年为例，上海70％的印刷力量都用于印刷毛泽东著作、语录和宣传画。

人们的心灵被个人崇拜所占据，毛主席语录演化成了社会的教条。

红宝书在全国流行，“最高指示”成为“圣旨”。

这种狂热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丧失了个性和理性。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是一场解放中国生产力的深刻的社会革命。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逐步走出困境，1990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达到2150元，比1978年增加2．5倍，平均每年递增11％。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78年农民纯收入只有133元，到1990年达到了630元，增加了3．72倍，平均每年递增13．8％。

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农民基本上已解决了温饱问题。

民众饮食中的主食消费减少，副食消费增加。

1987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粮食123．6公斤，比1978年减少59．1公斤，下降32．3％；在副食品中，肉类从1978年的人均19．2公斤增加到29．9公斤，禽类从1公斤增加到2．9公斤，鲜奶从8．6公斤增加到15．4公斤。

到80年代末，农民每吃5公斤粮食中，有4．075公斤是大米、白面，农村已经基本
实现了以细粮为主食，玉米、红薯等粗粮的消费量已经很小。

日用消费品拥有量迅猛增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追求的“四大件”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

80年代，这些产品在城乡基本饱和，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成为人们追求的“新六大件”。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0年，每百人拥有电风扇的数量增加16．8倍，电视机增加53．8倍，录音机增加52．5倍，照相机增加3．1倍，洗衣机和电冰箱从无到有，1990年每百人拥有量分别达到8．4台和2．6台。

拖拉机和摩托车开始进入农民家庭。

人们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兴建了许多居民小区，并给困难户解决住房。

以上海为例，从1980年到1990年之间，上海住宅建设投资共达到154．98亿元，占1949年以来全市住宅投资总额的90％；新建住宅4563万平方米，占1949年以后住宅竣工面积总数的69％，改变了长期以来城市的旧貌。

到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6．7平方米。

在农村，80年代中后期也兴起了一股翻盖新房的热潮，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每100户农民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居住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并且开始以砖瓦、水泥为主要原料，住房样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快。

1976年到1988年，铁路从4．63万公里增加到5．28万公里，增长了14％；公路从82．34万公里增加到99．96万公里，增长了21．4％。

民用航空已开辟国际、国内航线350条，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空中运输网。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传统的交通工具如人力车、畜拉车等是人们短途出行的工具，到了80年代，自行车、三轮车、拖拉机等成为农民短途出行的工具，尤其是自行车的数量增长迅速。

1978年，中国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自行车30．7辆，1985年激增到80．6辆，到80年代则几乎家家都有了自行车。

传统节日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是人们比较重视的几个传统节日，但原有的一套繁文缛节已经不存在，人们重视的是过节的意义。

比如春节，原有的一套礼仪如摆供桌、祭祀神佛、迎喜接福、敬祖先、三拜九叩等已被放弃，但人们仍保留了春节吃年夜饭、贴春联、全家团聚、拜年的习惯。

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诗歌成为80年代青年的最爱，音乐厅、舞厅、咖啡厅成为时尚人群的聚所。

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注意划清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之间的界线，并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做法，允许并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民众的宗教活动趋于活跃。

总的说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并在短时期内即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建设成就，而这又证明了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第三节中国的现代化成就
一、工业化的成就
从1949年至70年代末，“工业化”是国策。

政府主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措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举例而言，在国家供应给居民的日常消费品，也即轻工业产品中，1956年和1950年相比，棉布供应增加了2倍，胶鞋增加了1．9倍，食盐增加了近1倍，糖增加了2．3倍，煤油增加了11倍，香烟增加了1．4倍。

城乡居民有20％一30％过上了略有积蓄的生活，有60％过上了有吃有穿的生活，虽然仍有10％一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但总体上较之1950年以前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还是改善了许多。

就工业化本身来讲，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

原
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

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城镇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一是商品供应更多，2是收入较高。

1957年，每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00元以上，比1952年的460元提高了37％，几乎是同时期每个农民年均收入的9倍。

尽管当时一个农民一个月的吃穿开支为5元，而城市居民为10元。

这种情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真正以发展城乡经济为中心，并首先改革农村经济后才有所好转。

1978—198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的差距呈现较明显的缩小趋势。

1985年以后，中国改革重心移向城市和工厂企业，政策重点也向城市和工厂企业倾斜，工业的再次飞速发展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又有拉大的趋势。

化的，因此双方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和变乡村为城市、变农民为城镇居民就成为拉近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差异，尽快改善原乡村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一个现实办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功效和结果也不太相同。

二、城市化的扩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政府即把依托城市发展工业，再向乡村辐射，最终实现国家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国策。

在其影响之下，一些城市附近的乡村地区成为轻重工业区和家属生活区所在地，并因此很快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离城市较远的很多乡村地区也因为采矿、采油、军工、修水库等建设活动而日益繁荣，达到一定规模与程度后成为了新兴城市。

与此同时，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其青壮年中有相当一批人被招进工厂当了工人，这其中又有很多人安家于城市，逐渐成为都市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上述两种模式是大陆乡村都市化的最主要的模式，他们具有以下特点：（1）依托工业化进程、政府控制严密、计划性强；（2）都市人口增多，但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不大，而且不稳定。

（参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