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止有一扬雄

千秋止有一扬雄
历代古人像赞
天府之土，秀冠华夏。

雄奇秀丽的蜀中山水孕育了辉煌灿烂、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也培育出许多优秀的蜀中俊彦。

蜀地自古有“天数在蜀”“易学在蜀”“儒源在蜀”“文宗在蜀”的美称，西汉时期的蜀人扬雄可谓是集这四种蜀中优秀文化传统于一身的杰出代表。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思想家、儒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天文学家。

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文学、哲学、天文、历法、音乐无一不通，堪称全才。

他是西汉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其流传下来的四赋辞章华丽，气势恢宏，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绚丽多彩的一笔。

他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其所著《太玄》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象数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总括时间与空间，包容天地人的宏大的世界模式，对后世易学影响巨大。

他的儒学名著《法言》在西汉乱世重建道统，挽救儒学于危亡。

他所著《琴清音》等音乐著作曾与阳城子长的《乐经》一并被立于学官……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与他同时代的桓谭，说他的“玄学”思想可与伏羲之“易”、老子之“无”、孔子之“元”并称上古中国的四大哲学体系。

班固赞他：“渊哉若人，实好斯文。

”
一、生平事迹
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扬雄出生于蜀郡郫县一个“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家庭。

扬雄少年时家境贫困，据其自述“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穿的是粗布的短衣，吃的是野菜粗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在《逐贫赋》中，他描述了此时的境况：“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

”[1]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扬雄依然安贫乐道，不费心追求富贵的生活，也不因为贫困而戚戚忧愁，一心研读“圣人之书”，潜心于学，一箪食一瓢饮亦乐在其中，《后汉书》称其“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颇有颜回“忧道不忧贫”的儒家风范。

少年求学不为章句
少年时的扬雄不善言辞，“口吃不能剧谈”，但好学深思，“非圣哲之书不好也”。

他读书的路径与当时人不同，一是“不为章句，通训诂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对当时博取功名所必须的章句之学不感兴趣，却喜好博览群书，增长见识;二是“好辞赋”，十分欣赏蜀郡乡党司马相如所写的《子虚》《上林》等赋，为其辞赋中华美的文辞和壮阔的气势深深打动。

他在辞赋上用了不少功夫，仿效司马相如所作名赋的语言和结构，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蜀都赋》，其辞赋弘丽温雅，不输前辈。

扬雄15岁时，在蜀中拜师求学。

这一时期，蜀中“儒道皆通”的有名的贤者严君平和通晓异代方言的林闾翁孺两位老师，对其影响巨大。

严君平，名遵，字君平，成都人，精通《易》和老庄之学，兼通儒学，在蜀中享有崇高的声望。

他的才华和名声很大，却坚持不做官，只在市集上为人占卜吉凶以维持生计;每天挣够了百钱，就收摊回家，“闭肆下帘”为求学之人讲授《老子》。

《华阳国志》对其评价：“君平恬泊，皓然沈冥。

”严君平淡泊名利、清贫自守的道家处世观对扬雄一生影响巨大。

严君平所著的《老子指归》三十五篇，其书中创造出的“神明”和“太和”的宇宙觀解读和“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儒家思想也对扬雄的学术思想影响至深。

扬雄十分敬重这位老师，在其后来所著的《法言》中，将严君平比作“随侯之珠”“和氏之璧”那样的稀世珍宝，赞其为“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
除严君平之外，扬雄还跟随“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的远亲林闾翁孺学习文字语言之学（当时称之为“小学”）。

这段经历为扬雄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

周秦时期，朝廷曾派使者收集各地方言资料汇编成册，即为“輶轩之使奏籍之书”。

輶轩之书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从周至秦，一直保存完好;但秦亡之后，散落民间，中土“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

不过，幸运的是，在当时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保存有数千言，林闾翁孺则基本保存了其书的大部。

翁孺死后没有子嗣，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

后来扬雄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氏所遗已经略有“梗概之法”的底稿为依据的。

这段经历，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有详细记载。

[2]扬雄少年时在蜀中这段孜孜
不倦的求学经历和苦读生涯，塑造了扬雄淡泊自守的人生境界，也为其日后著作等身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入仕朝廷声京华
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32岁的扬雄从成都来到京师长安。

他少年时在蜀中所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等描写家乡山水景物的赋，早随着蜀中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而流传到长安城，为他带来了蜚声京华的契机。

他的同乡杨庄，当时在皇帝身边担任“直宿郎”之官，一次为喜好辞赋的汉成帝诵读了扬雄所做的《绵竹赋》。

成帝十分欣赏，甚至以为是司马相如的文章。

杨庄便借此向成帝推荐了辞赋的作者扬雄。

于是成帝特别召见扬雄，并授予他黄门侍郎的官职。

[3]自此之后，扬雄以“待诏”的身份，参与了成帝在甘泉、河东的郊祀活动和规模浩大的羽猎、长杨的游猎活动。

在此期间，他写了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甘泉赋》《长杨赋》等“四赋”，对成帝浪费民力、好大喜功、贪恋美色的行为进行了委婉的讽谏。

遗憾的是，赋体劝百讽一，委婉不露的风格，让汉成帝只看到了四赋中对宫殿壮丽、浩大排场的赞美，并没有领悟四赋中委婉的讽谏之意。

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只能助长帝王的错误，于是彻底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辞赋;以后除了用以抒发自己的感受与牢骚之外，实际是“辍不复为”了。

他晚年作《法言》就对此事作过反省，认为辞赋只能供人娱乐，是“雕虫篆刻”之类的小技，“壮夫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