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小说中“三复情节”的作用——以小说“三言”为例

论古代小说中“三复情节”的作用——以小说“三言”为例
作者：章周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11期
摘要：“三复情节”在古代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得十分普遍，其中“三言”里就为数不少。

本文拟依托“三言”来探究“三复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即在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为作
品锦上添花。

关键词：三复情节三言艺术效果
“三”这个数字在我们生活中使用得频率很高，比如说事不过三、一而再再而三、三缄其口、三令五申、三番五次、三不知、三不管、三思而后行、三生三世等等，不可胜数。

“三”
字如此频繁的出现并不是意外，而是由古人的“尚三”意识决定的。

“三”不仅在平时的口语
中运用得极其广泛，它还常常出现在古代小说中，有的甚至用含有“三”的字来作为小说题目，比如“三言二拍”，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三”字如此频繁地出现，与古人的“尚三”意
识有关。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可见“三”为有限之极，又
为无限之始，是万物生化之关键。

在占卜中，《礼记》：“卜筮不过三。

”孔颖达疏引王肃云：“礼以三为成也，三卜筮不吉，则不举也。

”《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曰“三卜，礼也；
四卜，非礼也”，可见，“三”是卜筮求吉的标准限度，过或不及，均为不妥。

“三”便成了
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极限，形成了中华文明中一个悠久而影响深远的传统。

这种影响
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便是“三复情节”的使用。

“三复情节”，是指在小说中，情节变化需要经
过三次重复才能完成。

显著特点为同一施动人向同一对象做三次重复的动作。

做一件事，最多
可以重复三次，但不能超过三次，三次不成则不必做第四次。

事不过三，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
潜意识。

“ 三言二拍”中的“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

从题目来看，“三”便具有明显的“尚三”意识。

在整体的小说创作中，更是把“三复情节”
作为推进故事演变的良药，显示了作者的独具匠心。

“三言”共三部，每部40 篇，共120 篇，而在篇目中运用“三”的就有5 篇，除《闲云年庵阮三冤债》（《喻世明言》）、《晏平仲二
桃杀三士》（《喻世明言》）外，又有《杜子春三入长安》（《醒世恒言》）、《老门生三世
报恩》（《警世通言》）、《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警世通言》）、《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以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警世通言》）。

“三言”对“三复情节”的
运用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以《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为例，为了奉劝世人谦虚谨慎，勿得自满，
全文先明确了“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然后举例说明了势使尽、福享尽，便宜占尽、聪明
用尽的严重后果，接着引出王安石为难苏东坡的例子，层层递进，水到渠成。

对于王安石为难
苏东坡，作者运用了典型的“三复情节”。

一难是，苏轼自视才高，讥讪王安石不知黄花秋风不落瓣，然后被王安石贬到黄州，直到在黄州真正见过那种“满地铺金”的场面，才悔其轻易
说人笑人；二难是，苏轼自以为是，听信旁人之言，取下峡水来代瞿塘中峡水，岂料王安石慧
眼如炬，一眼就辨认出他的妄动，告诫他做事须细心察理；三难是，针对他屡次如此疏略，王
安石出了苏轼最拿手的对子为题，然一代才子却一时寻对不出，羞颜可掬。

文中用三个事例说
明了苏轼才气横溢，自恃聪明，但偏于轻薄。

全文意在告诫人们即使广知世事也要谨慎开口。

“三言二拍”作为宋元明最重要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在创作上存在着一定的浅陋，但是对
叙事艺术的运用却是得心应手的。

其中“三复情节”的运用使文章摇曳生姿，获得了丰富的艺
术效果，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节在“山重水复”的跌宕错落中更具有吸引力
“文似看山不喜平”，如果故事总是一成不变地顺利发展下去，那小说就失去了趣味性。

而“三复情节”的循环往复，能把错落的故事情节完美地呈现出来。

一件事要通过三次来完成，每一次的重复都较之于上一次有了变化和深入，从而有节奏地把故事推向高潮。

在把情节的戏
剧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更扩张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并最终使读者获得了满足。

比如说《西游记》的经典片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如果孙悟空一次就打死了白骨精，
唐僧也就不以为然了，那么故事还好看吗？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孙悟空不听师父的劝阻，三次挥棒打向易了容的白骨精，才导致师徒嫌隙的产生。

该片段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与“三复
情节”的使用大有关系。

还以“三言”为例，在《醒世恒言》之《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苏小妹聪颖过人，博学而
善知。

她能以文度人，看出荆公小儿“享大年之不足”的弊端，也看到了秦观的聪明才智。

尽
管对秦观一见倾心，但她仍要在洞房花烛之夜三难新郎，使故事跌宕起伏，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明月如昼，秦少游兴致勃勃地准备与新人共度良辰美景，岂料吃了闭门羹。

出现在眼前的是三
个封儿，三个盏儿（一个是玉盏，一个是银盏，一个是瓦盏），只有三试俱中，饮得玉盏内美
酒三杯，才能进得香房。

一难是合出题之意来对绝句，苏小妹的聪慧在于不露痕迹地嘲他假扮
道人，而他必须进行与之相应的回应，此关秦观轻而易举即过；二难是四句诗，每句各隐藏了
一位古人，只有猜得一个不差，方为过关，秦观也是轻松破解；三难则让故事发展至高潮，一
个简单的对子，却必须要对得工整且立意新颖。

秦观百思不得要领，急得在庭中团团转，恰巧
苏轼路过投石入池机灵解围。

这一大段描写，表现了秦观在被“三难”时的活动，由兴致勃勃
到不屑一顾再到搔首踟蹰，再到最后的意气风发，节奏时缓时急，时而如蜻蜓点水、若即若离，时而如逆水行舟、艰难困顿，使情节在“三复”的叙事方式下步步更迭、步步推进，最后得到
升华。

二、让人物的性格更立体，刻画的人物更生动
“三复情节”的使用加强了人物的行动，在一次一次的变化过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变
化就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可谓家喻户晓。

小说情节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三顾”之
情真意切。

刘备“三顾”茅庐，不畏严寒，谦虚有礼，三次的诚挚邀请终于打动了诸葛亮的
“芳心”，也才有了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以说，“三复情节”在诸刘佳话的形
成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三言”中，以《醒世恒言》中《杜子春三入长安》为例，小说刻画了一个纨绔子弟杜
子春在败尽家产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三受西门老者恩惠后的不同心理状态。

在一入长安，得了西
门老者三万两银子资助时：
你道杜子春好不莽撞，也不问他姓甚名谁，家居哪里，刚刚拱手，说得一声：“多谢，多谢！”便顾三十来个脚夫，竟把银子挑回家去。

岂料他本性难移，不足两年便挥霍得罄尽无余。

在二入长安时，得了老者十万两银子的资
助时：
子春谢道：“我杜子春若再败时，老翁也不必看觑我了。

”即便顾了车马，将银子装上，
向老者叫声聒噪，押着而去。

偷鸡猫儿到底不改性，十万两银子不经三年也被挥霍一空，他不得不三入长安，而西门老
者却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子春谢罪道：“我杜子春，单只不会做人家，心肝是有的，宁不知感老翁大恩！只是两次
银子，都一造的荡废，望见老翁，不胜惭愧，就恨不得立时死了，以此躲避，岂敢负心！”
跌宕三次，把杜子春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三次面对西门老者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他
一步步的觉醒，也刻画出一个浪子回头的完整心理过程，杜子春的形象也就跃然于纸上了。

三、结构得以组织，故事蜿蜒而直下
“三复情节”的使用与具体情境有关。

有时在细微处大量运用，有时则有意插入其他情节
以调节叙事节奏，起到局部或一定程度上加强组织结构的作用。

以《红楼梦》为例，“刘姥姥
三进大观园”便串联起了荣国府的荣辱兴衰。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目睹了荣国府表面的荣华富贵，由此揭开了故事的正传；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展现了荣国府实际上的
享乐与奢侈，这正是荣国府的鼎盛时期；刘姥姥三进大观园，时值荣国府衰败之际，贾府被抄，凤姐骨瘦如柴，巧姐被救回。

刘姥姥三进大观园，推进了情节，让故事从旁观者的角度完整地
呈现出来。

如此设计，可谓匠心。

在“三言”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孙大押司
果真如算命的所言，在当夜三更三点死去，随后，孙大押司的老婆便嫁给了孙小押司。

一
切看似滴水不漏，可是孙大押司冤魂不散，先后三次给丫鬟迎儿暗示自己的冤屈，一次是魂还
灶台，一次是赠予银子，最后一次是化作泥神开口求救。

可是迎儿解说不出，只能等待时机。

直到换了知县，孙大押司托梦包龙图，包公昭告求解时，迎儿的丈夫才道出实情。

此间间隔许久，事件往来反复，孙大押司的三次显身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同时也使文章紧紧围绕在冤案身上，框架了然，结构清晰，紧扣读者的心理。

此外，除去“三复情节”中的“三”，文章中也大量运用数字“三”，这种情况应该也是
古代文化的一种隐性的反映。

如“ 三年”“三杯美酒”“三试”“三世”“三难”“三呼”等等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三言”中的“三复情节”大量存在，它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完善了文章
的结构，更经由反复描述而渲染了故事情节、刻画了人物形象。

数字“三”带有神秘的哲学意义，影响了中国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复情节”迎合了传统的“事不过三”的审美心理和
习惯，加强了艺术的生动性和趣味性，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极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叙事传统之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杜贵晨. 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M].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 冯梦龙. 三言二拍[M].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
[3] 杜贵晨. 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J].文学遗产，1997（1） .
[4] 张文. 浅论《聊斋志异》中的“三复情节”[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