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琴——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苏轼论琴——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苏轼善琴，他有《杂书琴事十首》，今天读起来，不但可以领略苏轼琴音乐造诣之深，欣赏他的精彩琴论，了解古琴这件中国特有的乐器，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人生启示。

《杂书琴事十首·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

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
何人所在。

内兄潘岳每命鼓琴，终日达夜无
忤色，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

戴安道亦
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

安道对使者破
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余以谓安道
之介，不如千里之达。

阮籍侄孙，“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儿子阮瞻，字千里，约生活在公元312年左右,苏轼文中的阮千里就是指他。

此人善琴，无论什么人前来就教，或者听琴，他都不会拒绝，演奏起琴来，便旁若无人，至于什么人在听琴，早忘的一干二净了。

他的内兄潘岳(公元247—300年)命其鼓琴，他通宵达旦鼓之，毫无怨色。

与此相对照的一个人是戴逵（约公元326－396年）字安道，也是当时著名的琴家，但是想听他的琴，要看身份、看他的好恶，尤其是权贵前来听琴，他会拒之千里。

晋元帝司马睿之子，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受封。

咸和初，拜散骑常侍，晋穆帝（司马聃）时期，“转镇军大将军，迁太宰。

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晋书》列传第三十四）就是这样的一位权重一时的人物，命戴逵为之弹琴，而遭到“破琴”的严厉拒绝。

苏轼对此发表议论说：“戴安道之耿介，不如阮千里之达观。

”
“耿介”是特别有骨气，正直,不同流俗的意思。

《楚辞·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

”就是指一个人有骨气，不随波
逐流。

“达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一种境界，所谓“达观”就是心胸开朗,见解通达。

“达观”也有“听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意思。

晋人陆云《愁霖赋》：“考幽明于人神兮，妙万物以达观。

”（《艺文类聚》卷二）东晋罗君章（罗含）《更生论》：“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弘明集》第五卷）唐人元稹《遣病（自此通州后作）》：“持谢爱朋友，寄之仁弟兄。

吟此可达观，世言何足听。

”（《全唐诗》卷402）都是这个意思。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读书，遵循“学而优则仕”的训条，一旦目的无法达到，或是环境不允许，就会表现出很强的个性，或者“耿介”不同流俗，或者“达观”随遇而安。

阮瞻和戴逵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两位琴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

阮瞻对于前来听琴者，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这是因为阮瞻具有清心寡欲，追求恬淡的性格。

《晋书·阮瞻》说：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

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

”还说“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

”（《晋书》列传第十九）而戴逵则不同，“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

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

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

”（《晋书·隐逸》列传第六十四）阮瞻话少，但说一句也会抓住要害；戴逵则是辩论专家，好表现自己，性格截然相反。

戴逵用严词和把琴摔地的方式来拒绝武陵王晞，而他的兄长戴述则“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戴逵的性格特点用一句话说就是，不同流俗，不如他的意就拒人千里。

古代琴道与人道是相通的，不同的人反映出不同的个性，这样的个性特点又会反映在琴艺上面，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对于阮瞻和戴逵的琴艺，自古琴界有定论：戴安道得其“清”，阮千里得其“逸”。

“清”可以理解为“清高”。

《续晋阳秋》说：“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

国子博士徵，不就。

”谢安曾问戴逵之兄戴逯：“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官至大司农的戴逯回答谢安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起乐。

”（《世说新语·栖逸》）戴逵终生
不仕，表现出他清高自傲的性格。

所谓“逸”就是安闲、安适。

正如徐上瀛（青山）《溪山琴况》所说：“第其人必具超逸之品，故自发超逸之音。

本从性天流出，而亦陶冶可到。

”（明·徐上瀛《溪山琴况》）由于阮千里清心寡欲，随遇而安，荣辱不惊的性格，他在琴艺方面就会表现出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

”（明·徐上瀛《溪山琴况》）因此才能“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则不能也。

”因此他不会计较谁来听琴，不管听琴者是不是知音，他都会以超越现实的态度，演奏出超逸之音的。

戴逵和阮瞻不同的性格，涵养了不同的琴艺、琴道。

为什么苏轼说“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呢？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观念和古琴的审美特质决定的。

《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传统的审美观念认为音乐是反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关系的，对于琴音乐来说更是如此。

琴不是一般的娱乐工具，它还是天人合一关系的体现，汉人蔡邕说：“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器；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

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阴阳之数，而合神明之德，是谓正音”。

嵇康《琴赋》说：“琴能感天地以致和”。

范仲淹《与唐处士书》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

琴之道大乎哉”。

崔遵度说：“颐天地之和，先于乐。

穷乐之趣，莫近于琴。

”琴音乐的主要特点就是“和”，“和”就是和谐，就是不怨不怿，不怒不狂，不张不扬，恬淡自然，豁达宽厚，借琴道颐养性情，返璞归真。

戴逵在谁来听琴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点，似与琴道不合，这就是苏轼“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这句话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