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中伍氏家族与鸦片走私关系的研究

广州十三行中伍氏家族与鸦片走私关系
的研究
摘要：广州十三行是近代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伍氏家族作为广州十三
行四大家族之一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清后期，鸦片贸易日益猖獗，白
银大量外流，但是鸦片贸易作为平衡丝茶贸易，抵补贸易差额的重要途径，不少
行商与外商勾结进行鸦片走私,伍氏家族便是其中的一员。

本文对伍氏家族与鸦
片走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以往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希望可以通过本研究从伍家贩毒一事来折射出当时清末中国日益衰落的原因，点
明中国进行改革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广州十三行的研究贡
献一份力。

关键词：广州十三行，伍氏家族，鸦片战争
一、引言
近年来广州十三行研究逐渐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广州大学专门成
立了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各清史研究项目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广州十三行的
研究，也有不少有关于广州十三行的学术论文。

提到广州十三行，就肯定会提及
对外贸易，而提及对外贸易，又难免涉及鸦片贸易。

伍氏与鸦片走私的关系就是
广州十三行研究的其中一个部分。

本研究主要是对伍家从事鸦片走私原因的探究，对伍家进行鸦片走私的过程的简要梳理以及展示鸦片走私中各方势力的较量以及
其所揭示的社会的腐败落后，而且本研究对伍氏家族本身的研究，广州十三行对
外贸易的研究，近代鸦片贸易的研究以及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影响的研究都有涉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近代中国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的血泪史，
对伍家鸦片走私的研究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腐朽和政府的腐败，让我们更加深刻
地了解清末社会，也不断给现在的我们以警示。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关于伍氏家族与鸦片走私的专门研究虽然并不多，大多都穿插在伍氏家族的
研究或鸦片贸易的研究之中，不过关于分别研究伍氏家族和鸦片贸易的文献资料
还是比较丰富的。

鸦片战争前20年，鸦片贸易急剧发展，白银大量外流，这导致外商在中西
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以伍家为首的行商，就是地主阶级内部鸦片利益集团中引人
注目的角色。

提到伍氏家族，就必然会提及他们进行的鸦片走私。

在这方面的主
要文献有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这是研究十三
行的奠基性代表作，几乎是学界研究十三行的必读书目之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还有章文钦的《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耀》（《广州十三行沧桑》），《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下)（近代史
研究,1984），章文钦先生是研究广州十三行的专家，多年以来都致力于澳门历
史文化、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和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他的
著作对于伍氏家族于鸦片走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谭赤子的《伍
崇曜的经济与文化活动述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这
篇文章也提及了伍家的鸦片走私，不过比较偏重于伍崇耀在鸦片走私中的作为；
顾伟民的《广州行商伍怡和家族再研究》（华南师范大学,2012）也有类似研究。

当然提到伍家鸦片走私，自然也会想到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运动，这方面的有关
研究有章文钦的《林则徐之死与十三行商人》（香港《南北极》184期），黄景
听《广州十三行行商与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8
年3期），郭大路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三次失策》（科学大观
园,2013）。

研究鸦片在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十分顺利的，这个话题在中国过于敏感，所以
关于鸦片贸易的研究一开始在国外比较多，比如说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的《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2000年），美国汉学家包安廉的《现代
中国与鸦片》（2001年）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和鸦片》（2007年），英国汉
学家蓝诗玲的《鸦片战争》（2015年），荷兰学者冯客的《毒品的文化：中国毒
品史》（2004年），美国历史学家贝杜维的《鸦片与帝国之界限：1729—1850
年中国内地之禁烟活动》（2005年），包利威的《一种垂危的毒品史：1906—1936年间广州的鸦片》（2010年）和《中国鸦片史》（2011年），这些研究详
细地阐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与鸦片贸易之间的关系，中间也列出了具体的数据和图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真实性，而且一些研究参阅了大量英国的原始文件，对于我们具体分析鸦片贸易和了解鸦片问题的原由很有帮助，不过这些著作大多从外国的视角来看中国鸦片历史，难免会有局限性。

不过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对鸦片贸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比如说马光的《1858-1911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近代史研究,2014(6)），张雪峰,赵广军的《清朝广东沿海鸦片走私与反走私斗争浅析》（广东海洋大学学
报,2008(2)），潘世达的《窑口与道光朝前期的鸦片走私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20）等等，这些研究更全面地探究了鸦片贸易的产生，发展和影响。

总而言之，相关资料很丰富，但关于伍氏家族与鸦片走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比较分散，本文也会对其进行梳理与整合。

三、伍氏家族与鸦片走私的关系
（1）伍氏家族进行鸦片走私的原因
据考证，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已经传到了中国。

在漫长时期内，鸦片都被当作药物使用。

到乾隆中期以后，国人吸食鸦片才逐年增多，后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为了改变贸易入超的状况，向中国偷运鸦片，最后道光年间，鸦片泛滥。

伍氏家族进行鸦片走私与当时中国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有关，有市场有需求，身为商人的伍氏家族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自己也进行着大量的非法贸易，并且派遣官方的巡船载运违禁或走私货物。

”1马士就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写道“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

”2他在《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中也提到“他们（官员们）发现在禁令之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

”3
伍氏家族进行鸦片走私与行商和外商之间的关系有关，行商不仅是封建官商，也是与西方商人交流最密切的商人，因此十三行行商想要获取利益，就难免会与
外国资本主义勾结，正所谓“商贤愚不一，然利夷之利，则人有同情，夷遂得而
持之矣。

”4又因为外商“即使不是为了利润,仅仅为了汇划,就要大量经营鸦片贸易。

”5所以丝茶贸易与鸦片贸易之间息息相关，伍氏家族作为靠茶叶买卖发家
的商人，自然也是鸦片走私的中坚力量。

伍家同英国公司，散商和美商都有密切
的联系。

“一般的说，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排挤打击的中国商人，对入侵的资
本主义采取抵制禁拒的态度，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需要的，则采取迎合效
力的态度。

”6，伍家很明显是后者。

查顿·孖地臣行的中文行名就是“怡和洋行”，旗昌洋行也是在同伍家的勾结中发展起来的，伍秉鉴甚至收了“伶仃号”
趸船的统领罗伯特·福布斯为干儿子。

（2）伍氏家族从事鸦片走私的过程
1784年，作为鸦片走私先导的陈先官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迫把自己的远来行
以1万银元低价卖给了原同文行账房先生，而这个帐房先生就是伍怡和家族的创
始人伍国莹。

既然怡和行以远来行为基础起家，那么伍国莹自然就继承了陈先官
的资产、债务和贸易网——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渠道，伍国莹为了偿还
债务和延续怡和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鸦片贸易的道路。

1793年，伍国莹的次子伍秉均以“沛官”的新商名重建怡和行（1788年，
伍国莹携款潜逃，远渡海外）。

在1729年，雍正帝颁布了第一道禁止售卖鸦片
及开设烟寮的上谕，对贩卖鸦片烟者、私开鸦片烟馆者、吸食鸦片者等，明确提
出了初步的量刑标准，规定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失察之官吏交吏部严加责处。

因此在十八世纪中国市场上的鸦片贸易，不仅非法，而且容易赔钱，大部分商人都避之不及，伍氏家族只能异常谨慎
地周旋于清朝政府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

所以这段时间，伍氏家族大多从事的
是正规的贸易。

不过进入19世纪后，鸦片烟枪和鸦片烟灯被发明，外贸成为中国经济收入
的重要部分，崇洋媚外之风也在全国盛行，外国的鸦片贩子也看到了贩卖鸦片的
巨大利润，因此中国鸦片贸易急速扩张，鸦片走私也日益猖獗。

伍家自然也不会
错过这个时机，但鸦片走私在19世纪初还是遭受了几次沉重的打击。

1818年，
保商浩官因美船华巴士号运载鸦片，“被罚160000两”，其他行商业亦被罚款7。

伍受昌早在道光初年（1821），便同英商勾结，包庇鸦片贸易，同外商关系密切。

在朝廷也分为了严禁派和驰禁派，同年，阮元（时任两广总督）责伍敦元“系总
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8，
阮元以伍敦元徇隐外船夹带鸦片的罪名，请旨摘去其三品顶戴。

不过那时广东官
商相互包庇勾结的事大家都心照不宣，中央也有李鸿章等人为伍家求情，伍家也
并未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

最后这个事件导致鸦片走私船撤离到伶仃洋上，但这
并未遏制鸦片走私的发展，反而自1822 年起，伶仃洋成了新的鸦片贸易中心。

鸦片贸易在广州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1821年——1828年平均达到44%，
1829年高达53%左右。

9尽管政府严格要求各外商船进黄埔需复由伍受昌等四商“轮查无异，方准禀请开舱。

”10，但伍氏身为与外商勾结进行鸦片走私的重要
人物，自然是浑水摸鱼，鸦片走私依然屡禁不止。

在这期间，伍秉鉴甚至收了罗
伯特·福布斯当干儿子，这位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伶仃洋上最大的鸦片趸船“伶仃号”的船长。

伍秉鉴看中罗伯特的身份和权力，罗伯特也看中了伍家的关系网和
财力，双方一拍即合。

伍家利用自己强大的社会网络和财力支持，进行鸦片走私，进行鸦片承销。

在鸦片走私异常猖獗的情况下，清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伍崇耀的四
哥伍受昌在1831年曾被粤督“责其包庇外人，包揽某宗违禁贸易”111839年，林
则徐到广东主持禁烟活动，严厉斥责了伍氏家族走私鸦片的行为，销毁了237.6
万斤鸦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不过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走私依然猖獗。

伍氏家族的当家人变成了伍崇耀，伍崇耀依然“勾结官府，串通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垄断贸易，而成巨富。

”12伍家早已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他们仍不
满足，持续地从事着罪恶的鸦片贸易，这不仅展示了伍家的贪婪无耻，也反映出
官府的腐败和社会的腐朽。

不过自伍崇耀在1863年病逝，伍家也就此衰落，伍
氏家族进行鸦片走私的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3）伍家鸦片走私中与林则徐的关系
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伍氏家族作为和鸦片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行商，必然少不了和林则徐打交道，伍氏也在官府和英国商人之间扮演了中间谈
判人的角色。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伍秉鉴父子为首的广东十三
行商人等列队欢迎。

而早在1月30日，伍家就提醒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鸦
片船驶离珠江口。

英国鸦片贩子最初并不愿意听从伍浩官的建议，但在浩官的诚
恳请求下，鸦片趸船从香港被移到大屿山南部。

3月18日，林则徐召见伍绍荣等
行商，发布《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当面责骂伍家参与鸦片走私一事，让其与鸦片贩子沟通，上交船上的鸦片，而且林则徐还宣称，若是没有按照期限
上交鸦片，便将行商中的两人就地正法。

伍秉鉴和伍崇耀为了应付林则徐的任务，承诺支付一定银两收缴鸦片，他们企图用交出的1037箱鸦片蒙混过关。

不过林
则徐识破了行商和外国鸦片贩子的把戏，最后，伍崇耀还是因为谈判不利被逮捕
入狱，伍秉鉴为儿子求情也丢了顶戴。

林则徐不久后将二人放出，在他的严厉手
段下，伍家只好再去同鸦片贩子协商，再收缴了20283箱鸦片。

在这个过程中，
伍家仍与外商搞了些小动作，私许烟价，利用中英文篡改甘结。

林则徐心中知道，行商们并不会真心禁烟，必然会阳奉阴违，但林则徐也清楚，自己想要开展禁烟
工作离不开广州十三行总商的帮助，私下也是与伍家打好了关系。

伍家也积极在
官府与洋商之间牵线搭桥，虽然这其中大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但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遏制了这段时期广州的鸦片走私。

（4）伍氏家族从事鸦片走私的后果
伍氏家族自起家就与鸦片贸易紧密相连，不过伍家因为十三行行商这一身份，获得的利益越多，意味着遭受朝廷的剥削越多，伍家在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捐
助军饷，鸦片战争赔款，赈灾救民，地方公益等地方的花费不下千万。

伍家不少人，比如说伍受昌，伍秉鉴，伍崇耀都因为走私鸦片被责骂惩戒。

伍家也因为走
私鸦片，被广大人民群众指责为汉奸。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沾染了罪恶与
鲜血的财富终究是不长久的，伍家也自食恶果，逐渐衰落下去了。

四、结论
伍氏家族参与鸦片走私不仅是伍家自身的贪婪这一个因素引起的，这其中还
有国内市场需求，外国资本主义输入，政府官员包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无论
如何，伍家从事过鸦片走私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

伍氏家族走私鸦片的过程
也与其家族发展过程类似，伍国莹自接手远来行这个鸦片贸易网络，便开始从事
鸦片走私，而伍氏家族走私鸦片的高峰期这是在伍秉鉴和伍崇耀掌权时期，自伍
崇耀死后，伍家衰落，其进行的鸦片走私也逐渐转向衰落。

伍氏家族在鸦片走私
过程中，也和各外商，其他行商以及林则徐的关系不断密切。

伍家走私鸦片一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罪恶。

在清末，鸦片走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对于伍氏参与这样一项罪恶
的行为，也要放在整个历史框架中去了解。

鸦片走私不仅是伍家一家所做的事，
其他行商也有参与，而且也不单是广州这一带，澳门和香港的走私同样很猖獗，
国内其他地区也有鸦片走私的情况。

鸦片走私虽然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密不可分，但究其根本还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官府腐败，社会腐朽，官商勾结，牟取暴利，非法走私等行为处处可见，正因如此，才使侵略者有机可趁，致使中国日益
衰落，山河破碎。

鸦片走私和广州十三行研究都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
探讨了十三行行商伍氏家族与鸦片走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清末社会的腐朽落后，不过还有很多其他人物或家族在鸦片贸易中的作用没有涉及，希望后来的学者可
以继续深入研究，不断完善资料和结论，为广东十三行及近代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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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4梁廷枏《夷氛记闻》，商务1937年，卷1，页10
5Hsin-pao Chang:Commissoner Lin,p.207
6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5期，页108
7《林则徐·公牍》，页162，171——172
8《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福州史学分会，1982年，页105
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256——257页表格的数字计算
10梁廷枏《夷氛记闻》，商务1937年，序，6页
1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3页
1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