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殖民地的产物

俄罗斯人在中国
哈尔滨——殖民地的产物
在1997年出版的杂志《远东问题》第四章期刊上，马克卓夫发表了一篇名为《遗留下来的人们（近一百年的哈尔滨）》的文章。

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城市哈尔滨是以“中东铁路”中心的身份出现的，它是俄罗斯工程师和中国工人在1898-1903年期间共同建造完成的。

这条铁路穿越了中国境内，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海参崴相连接，从那时起，俄罗斯人开始移居到中国东北，在这片区域，满洲里是外国人最为熟悉的地方之一。

二十世纪前十年中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俄罗斯70000名新移民，其中包括了中东铁路的公职人员以及沙俄帝国部队。

马克卓夫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个移民过程属不属于“殖民主义”；中东铁路对中国东北的发展起着什么样的影响；相比较于日本在1931-1945年期间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人来到满洲里是十分友好的，根本不能称他们为殖民者”。

文章作者指出，个别的一些“伪历史学家”吹嘘俄罗斯当时是在进行“殖民运动”，而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撑他们的观点。

人所共知，在1918年之前，中东铁路的行政机关，甚至包括俄罗斯警察局、法院、部队，一直坐落于哈尔滨。

在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之后，大量的难民逃亡到远东、哈尔滨，俄罗斯人口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达到了十万人。

因此，讨论哈尔滨的“殖民主义”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了解在1918年之前，哈尔滨管理权是什么时候转移到中国人手中的。

1896年5月22日在莫斯科签署了秘密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同意创建中俄银行，以经营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

合同第四条明确指出：铁路合营不能作为俄罗斯占领中国领土的借口，更不能以此对中国皇帝的至高权力造成威胁。

除此以外，合同第五条指出：和平时期俄罗斯有权利在此区域运输和驻扎军队，以便服务交通运输工作。

根据随后（第96页）两国政府之间更具体的协议，俄罗斯有权承租中东铁路双向线路附近小范围的土地，并可在此区域获得建造铁路必不可少的物资。

十九世纪中叶，在俄罗斯还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中国东北之前，其它西方大国已通过自己强大的武力打开了这个封闭已久国度的大门。

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相继强迫中国政府开放城市的港口，并同意他们拥有租赁权。

后来，俄罗斯跟中国政府也签订了一些合同，获得了在香港和天津的租赁权。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这一战败彻底给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柔弱。

俄罗斯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已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因而想通过在满洲里增加武装力量配置的方式来加强对远东地区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并夺取太平洋沿岸的阿尔图尔不冻港。

为此，俄罗斯强迫中国签署了创建中东铁路银行的合同，合同从1898年6月开始生效，除此之外，中东铁路公司还获准修建中东铁路通往阿尔图尔港的南部支线。

事实上，在中东铁路背后的是整个俄罗斯帝国，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哈尔滨俄罗斯的法律会生效，在哈尔滨有俄罗斯法院、俄罗斯铁路警卫队和警察局。

总而言之，哈尔滨当时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俄罗斯城市，俄罗斯在哈尔滨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殖民主义”。

哈尔滨坐落在松花江沿岸，是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通过它的水路坐轮船能够到达哈巴罗夫斯克。

1898年之前，哈尔滨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小农村，直到俄罗斯人决定把中东铁路公司安定在哈尔滨，这座城市才逐渐发展起来。

修筑中东铁路期间，哈尔滨已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俄罗斯工程师、商人以及各种其它职业的俄罗斯人。

刚开始，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圈里，彼此没有太多的交集。

在俄罗斯人居住的区域，修建了东正教教堂、欧式建筑，街道名称和商店招牌都是用俄语书写的，还为中东铁路员工子女修建了学校。

应该怎样理解和感受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生活状态呢？这个问题可以根据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回忆而找到答案。

女诗人兼记者尤斯京娜的父亲克鲁森斯特恩·彼得涅斯（1903-1983）曾是沙俄军队的军官，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在哈尔滨服役，尤斯京娜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

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满洲里驻扎着俄罗斯军队——阿穆尔边疆区保卫队，以及俄罗斯宪兵与警察。

根据事先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俄罗斯有权通过这些武装力量保护中东铁路与中东铁路公司长达99年的在华权益。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合同并没有规定驻扎在满洲里的军队不可以随意走动，因此，满洲里实际已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在满洲里有俄罗斯法院，俄罗斯学校，医院、剧院、报社，换句话说，我们就是那里的主人。

”不得不说，俄罗斯从没有在任何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中获得中国领土的统治权，相反，在与中东铁路公司相关的合同条款中，中国政府甚至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中东铁路。

（第97页）沙俄皇家部队上校尼古拉·拜科夫（1872-1958）于二十世纪初在哈尔滨服役，曾是在华最受俄罗斯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他是这样回忆俄罗斯财政部长维特在访谈中关于俄罗斯修建中东铁路的真实目的的：“1902年末中东铁路竣工，1903年年初就应该投入使用，它的创建者——财政部部长、首相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公爵，表示想察看他的成果。

到达满洲里车站后，维特公爵作了发言，他强调道，沙皇派他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察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边缘地带，更重要的是检验人们是否对太平洋沿岸有牢固、不可动摇的决心。

”“维特从哈尔滨出发到阿尔图尔港口和大连，大连按照他的规划建设成了一个像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唯一的不冻港——阿尔图尔那样的港口。

”拜科夫谈到居住在满洲里的俄罗斯居民的最主要目标时，说道：“所有在满洲里的俄罗斯居民的追求都很自然地得到了发展，最终定居在这里，他们在这里投资、学习、劳作，使满洲里具有俄罗斯面貌。

居住在满洲里的居民甚至被称作”满洲里人”，而这个地区的人们被称作”黄皮肤的俄罗斯人””。

哈尔滨不仅在这位沙俄军官眼中是殖民地，在大部分人的眼中，它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殖民地。

尽管哈尔滨不在俄罗斯境内，列宁却在1917年10月21号以工农政府的名义从圣彼得堡给工人和士兵代表发来电报，命令他们夺取城市政权。

根据这个命令，苏维埃代表留金组织了武装起义，但这次起义由于中东铁路的总将领霍尔瓦特请求中国政府出兵镇压而失败了。

借用以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都是友好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而来。

哈尔滨只是作为俄罗斯在中国东北殖民化的一个根据地。

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东铁路客观上为中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这个边疆之地繁荣昌盛起来。

但这并不是在中国东北修建这条铁路带来的唯一结果，也不可能只有这样一个积极成果，很多消极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1898年，外国资本家不同程度的侵蚀着中国经济，外国军队进入中国进行镇压运动，基督教入驻中国对中国人进行洗脑，作为回应，中国北方出现了专门对抗外国人的“义和拳”团体。

中国东北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一些当土匪的俄罗斯人在那里被中国人称作“红胡子”和强盗。

“红胡子”在中国东北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他们威胁的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保持中立的中国居民。

俄罗斯在中国东北迅速加强的影响力与同样想在此区域增强影响力的日本发生了摩擦。

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之后，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

战争终于在1904年中国的领土上爆发，持续到1905年，毫无疑问，战争给中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甚至还没有感受到中东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第98页）
由此可见，中东铁路这一具有争议的历史角色，在中国东北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头几年对中国居民的影响上，它所带来的绝不可能只有积极的、向上的影响。

中国人重新掌权哈尔滨之后，越捞越多的俄罗斯难民，曾经的白俄士兵、军官逃亡到哈尔滨，那时，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地位已今非昔比，中国东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逃亡到哈尔滨的很多俄罗斯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住在难民区，在某些区域，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住
在一起，中国商人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把自己的商品销售给俄罗斯居民，从那时起，出现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混合组建的家庭。

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也不能说明不再存在“俄罗斯人蔑视满洲里当地居民的情况”。

俄罗斯人蔑视中国东北当地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波移民浪潮之前。

尤斯京娜·克鲁森斯特恩仍是个小女孩时就认为所有中国人的存在“为我们生活得更好提供了极大程度的帮助……中国人总是说”去吧！”（滚开），这一点俄罗斯却做不到。

”而尼古拉·拜科夫是这样描述早期建设中东铁路时的艰苦岁月的，他写道：“每当下雨的时候，地面就变成肮脏、难以通行的泥泞沼泽地，不管是装满货物的四轮车还是轻便的马车都会陷入其中。

为了穿越大片沼泽地，欧洲人经常会跑来求助一副高高在上的中国人。

”俄罗斯女诗人伊丽莎白·拉恰斯卡像其他侨民一样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还找到了居住地，她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这些姓张的、姓李的、姓宋的中国人卖给我们的茶叶就像经过欧洲人精美的包装，专门放在办公室桌子上的装饰品一样；他们还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掏出一支像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柴，给刚从兜里漫不经心掏出烟，用细皮嫩肉的手叼着准备抽烟的主人把烟点上；要租房子给我们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迟到；快到吃早餐的时候，他们手上的大篮子里装着新鲜可口还冒着热气的大列巴，大列巴还会用雪白的毛巾包着；只需要几戈比，他们就会熟练的帮你把裙子、西服洗的干干净净，晾干后再用熨斗熨得平平整整的交给你……他们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人员……谁能够说他们不是热情好客的人儿呢？”中东铁路车站管理员的儿子瓦西里·乌萨诺夫从小就在中国东北长大，1922年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了大学文凭，很多年后，面对“在中国有阶级差别吗？能不能感觉到俄罗斯人比中国人地位更高？”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是明确的作了肯定回答。

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为干活儿而生的，仅此而已。

”很明显，这四个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印象并不是偶然现象。

但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初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不是个小数目，他们不仅深深爱着这个他们生活了很多年的国家，而且还研究她的文化和历史。

特别是那些俄罗斯汉学家，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就来到中国东北，研究学习汉语，然后在中国文化课上教学生们学习汉语。

他们组建了“俄罗斯东方学家协会”，哈尔滨杂志还刊登了他们的成果“亚洲之声”和“满洲里”之声，他们编写了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把中国文学翻译成俄文。

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什库尔基恩（1868-1942）是其中的一名汉学家，他曾在吉林省的中国军事院校教书。

有一些俄罗斯人是在十月革命后来到中国的，这一代年轻人把中国当作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很喜欢中国。

其中可以算是（第99页）哈尔滨诗人的瓦列里亚·别烈力申（1913-1992），他曾在哈尔滨从事诗歌翻译工作，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已经有许多他的学生在那里生活。

别烈力申不是一到哈尔滨就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直到他搬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以后，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化。

在北京和哈尔滨生活、工作期间，别烈力申没有来得及整理他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很多年过去，当他回到俄罗斯以后，才完成了诗歌“离骚”和中国的古典哲学“道德经”的翻译工作。

尽管很多俄罗斯“满洲里人”对中国文化都很感兴趣，但这完全不能代表两国人民彼此都很了解。

事实上，虽然他们生活在，可是他们之间仍然很陌生。

1920年，中国著名记者、散文家瞿秋白从南方经过哈尔滨去俄罗斯旅游，随后在《饥饿之地的旅行》一书中描述了这趟旅行的感受。

书中他描述了与生活在哈尔滨的一个俄罗斯家庭相识，以及和主人翁交谈的内容：“他们给我讲了许多俄罗斯文化，我希望他们也能了解了解中国文化，毕竟他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他们却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哈尔滨生活也算是在中国生活吗？俄罗斯侨民在这里全部交流都是用俄语，我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了解中国文化，普遍说来，我们最多也只是在商业学校里学习了一点中国历史罢了。

””1908年之前，哈尔滨的俄罗斯商业学校是唯一一所能够教授汉语的学校。

这种情况在年轻一代的俄罗斯侨民身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哈尔滨的著名女诗人娜塔莉
娅·列斯尼科娃在1988年写道：“不得不承认，真的很遗憾，我们几乎所有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都错过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我们完全生活在俄罗斯的圈子中，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传统与文化而生活。

”俄罗斯圈子中人尽皆知的俄罗斯女诗人娜塔莉娅·伊琳娜（1914-1994）1920年来到中国，并在那里生活、学习，1947年在上海成为一名记者，1957年回到前苏联。

后来，伊琳娜在莫斯科出版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归来》，书中她描述了俄罗斯侨民在中国的生活。

在着手小说的第二部分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到中国，希望得到上海的学生在抗战期间，反抗日本侵略的学生运动的相关材料，上海曾是她生活过的地方。

伊琳娜在信中写道：“我知道，中国学生们来到农村和工厂，向人们讲解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停止内战，然后把所有力量集中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学生们到处散发传单，向人们宣传坚决抵制日本商品。

但与此相关的资料我还是知道的很少很少，为了更好的完成我的作品，我需要更多完整和具体的资料，劳烦你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伊琳娜知道的确实很有限，随后她在一些书和报刊中了解到了更多的资料。

根据她曾经在上海和哈尔滨的亲身生活经历，和她以独特视角所描述的上海生活，读者们对中国了解甚多。

《遗留下来的人们》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哈尔滨在对两大文明大国之间的文化与教育相互交流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除此之外，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艺术家与1920年到1940年期间俄罗斯的文学家们彼此做出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哈尔滨有一位出名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根据自己在哈尔滨的生活写了一本十分（第100页）有趣的书《商市街》，在小说里的一些事件中总共提到过两到三次俄罗斯人。

而其他在哈尔滨生活过（20世纪前半叶），甚至曾和俄罗斯人做过邻居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一次也没有提到俄罗斯人。

哈尔滨那些优秀的俄罗斯散文家的作品，也很少有中国人去读。

当时哈尔滨最出名的俄罗斯诗人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1889（92？）-1945）和最有才能的作家鲍里斯·尤利斯基，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俄罗斯侨民在中国东北的生活点滴，对于中国人的描写却少的可怜，即使有，也只是描述一些懒惰、愚蠢、奸诈、野蛮、残忍的中国人的事迹。

还有一些俄罗斯人是在中国家庭的教育中长大的，他们不会说俄语，对于这种人，俄罗斯作家们总是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他们是野蛮无知的人。

拜科夫的小说中，那些生活在森林里的中国人，与其说他们是“伟大文化”的代表，不如说他们简直是自然的化身。

可见，即使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在同一座城市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语言，也就断绝了文化相互交流的可能性。

哈尔滨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读者们有时会发现几个中国词语，最常见的有“房子”和“吃饭”。

这两个词语中的“吃饭”往往会使俄罗斯人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们认为“吃饭”是一个名词，就像俄语单词“еда”一样，而“吃饭了”则是动词。

中国人同样也借用
（喂得罗——水桶），“машина”了为数不多的俄语单词，如“хлеб”（大列巴——面包），“ведро”
（麻绳——机器）。

众所周知，很少有俄罗斯人懂汉语，而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交流的时候往往用的都是“我的！你的！听不懂！”这样的句子（中国人几乎没有机会到俄罗斯学校学习俄语，也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中国人，尤其是在1945年之前）。

多亏有“你的！我的！”这样的句子的出现，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才能勉强交流，但交流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

毫无疑问，许多老哈尔滨人都对哈尔滨还有中国保留着温馨和幸福的回忆。

从一方面来说，中国人没有忘记那些曾在他们的家园做了很多年客的人们，20世纪5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东北的俄罗斯人要么回到了前苏联，要么去了别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随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直到今天，大部分老哈尔滨人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本篇文章的作者也只是通过他们的一些回忆和访谈简略谈了一点。

据说，俄罗斯人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都被摧毁殆尽。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首先，大部分俄罗斯人的墓地在1959年由城市的中心迁到哈尔滨城边的一些荒山上，有一
些没有迁走的墓地，至今仍然在老地方，甚至是在公园里。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政府迁走的是那些登记过，并且在通知将要迁移墓地时能够跟死者的亲朋好友取得联系的墓地。

如今在哈尔滨荒山得已保留下来的墓地有超过1200个是东正教式的坟墓，与此相邻的则是735个欧式坟墓；其次，总的来说，墓地迁移与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太大的联系。

今天，俄罗斯墓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当然，一些墓主人的后人也会专门从俄罗斯赶来祭奠他们的亡魂。

俄罗斯诗人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曾这样描写“被遗忘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去往俄罗斯墓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游客/纪念品似的小词典在他们手中起伏/他们时而在上面写写，时而大声吟诵两句……”对于那些真正的拜访者，俄语小词典是用不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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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哈尔滨市中心著名的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一年（1966），就被“红卫兵”给拆除了。

这件事发生在疯狂的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尼古拉大教堂只是当时众多被摧毁的教堂之一。

哈尔滨政府没有忘记这些悲剧，那些得以保存下来的教会和大教堂，他们已贡献了很多心血在上面。

1990年莫斯科出版了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一本关于哈尔滨的诗歌散文集——《没有莫斯科，没有俄罗斯》。

在哈尔滨则出版了一本由超过400张彩色照片组成的《哈尔滨建筑艺术》图册，图册中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俄罗斯建筑家所设计修建的，俄罗斯人与这些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唤起了人们在俄罗斯的回忆。

这部图册的作者是建筑大学的常怀生教授。

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出版了一些有关哈尔滨的书，如米利霍夫的《遥远而又亲切的满洲里》，塔斯基诺伊的《名不见经传的哈尔滨》，同样，中国作家也出版了关于中国俄侨的著作。

1993年，吴文衔与张秀兰共同编著了《霍尔瓦特与中东铁路》一书，而在上海，汪之成所编著的《上海俄侨史》书中，用了不少的篇幅描述从哈尔滨迁居到上海的俄侨。

1996年，年轻的历史学家季承胡出版了《哈尔滨寻根记》，在这本书中提到了有关哈尔滨最早的相关文献。

“哈尔滨”这个词来自满语，它第一次被提到是在1864年，那时还是中国的清朝（1644-1911）。

“哈尔滨”的原意是“狭窄的小岛”，位于现代哈尔滨的江对岸。

著名诗人涅斯梅洛夫有一句诗句很出名：“在这里，建了一座俄罗斯城/它叫做哈尔滨。

”的确，哈尔滨看起来就是一座俄罗斯城市，俄罗斯人还曾想为它起一个更俄罗斯的名字，最终却只留下了关于它的美丽诗篇。

1997年几位作者在北京共同出版了《风雨浮萍——中国俄侨（1917-1945）》。

这本书以极其广阔的视野讲述了俄罗斯人在中国的生活，其中不再局限于中国东北地区和上海，还包括新疆和其他有俄侨居住的城市。

哈尔滨居住的人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这座城市的历史。

1991年，在哈尔滨“新晚报”上激烈地讨论着哈尔滨历史，这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

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和中东铁路相关联的俄罗斯人在早期的哈尔滨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黑龙江大学刁少华教授专门从事1925年之前的哈尔滨俄侨文学研究工作，他的文章曾在中国、西方、多伦多的《亚洲的俄罗斯人》等杂志上发表过。

最近几年在俄罗斯总共进行过两次中国俄侨文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第一次是1994年在伊万诺沃进行的答辩，第二次则是1996年在莫斯科。

论文的作者，是两位中国女生……
遗憾的是，曾经的哈尔滨俄罗斯人，有的现在在俄罗斯，有的在西方，他们好像对任何事都不太清楚。

首先，他们对中国发生过什么事丝毫提不起兴趣来；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既很少与中国历史学家交流，也很少与俄罗斯历史学家交流。

总而言之，相互分享信息资源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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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当初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是怎么想的，不管哈尔滨的俄罗斯行政管理机关有什么目的，现如今的哈尔滨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曾经的俄罗斯邻居。

哈尔滨人民记得，当时中国的大学生们是如何学习俄语的，战争结束以后，哈尔滨前苏联学院学习俄语的学生又突然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