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吏故事他还嫉贪如仇，在《孝肃包公奏议》中，有一篇《乞不用赃吏疏》。其中，第一句便是：

中国古代廉吏故事
“俭养德，廉生威；贪丧德，墨败官。

”中国古代为官追求“以廉为本”。

今撷取中国古代二十名清官廉吏的事迹，以彰扬其政风政绩，与诸君共勉。

一、晏婴奉国尚节俭
晏婴（？～前500年），字仲，谥平，后世称晏平仲，尊称晏子，春秋时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

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之相，执政五十年，在从政中，晏婴重民爱民，是春秋时著名的民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和外交家，被誉为一代名相。

他正直勇敢，聪明机智，凭其睿智善辩，多次向贪图享乐、昏庸残暴的齐国君主犯颜直谏，劝谏齐君修德宽政，薄敛减赋。

晏婴还是我国先秦时期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

他虽官势显赫，却厉行节俭，在史书中，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

他一直乐居低矮潮湿的房子，每餐不吃两样肉菜，妻妾不穿绸缎锦帛，一件裘皮大衣穿了三十年，出门老马破车。

齐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

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

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

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

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
因此，司马迁在其传记中，也发感慨：“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执鞭，所忻慕焉！”意思是说，如果晏婴还活着，哪怕让我司马迁去为他执鞭驾车，我也心甘情愿！
晏子的言行政绩，构成一个丰满充实的清官形象，他的个人品质，一直为后世历代循吏、良臣所推祟效仿。

二、乐喜以不贪为宝
乐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宋国贵族，曾长期担任相国之职。

据史载，他为政清廉，生活俭约，非常注重个人道德行为的修养，在宋国乃至各诸侯国都享有崇高威望。

宋国有一个人得到了一块硕大而又明洁的美玉，形状如玉人，是块稀世之宝。

他特地赶到都城（今河南商丘市）献给乐喜。

但乐喜坚决不接受这份礼物。

献玉的人恳切地说：“我已拿给玉工鉴别过了，玉工说这块玉是稀世之宝，所以我才敢来献给大人。

”乐喜听了后说：“我相信这是一块宝玉，但是我不能领受你的深情厚意。

”献玉的人听了子罕的话很纳闷，他不解地间：“大人为什么不能接受这块玉呢?”子罕回答道：“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献与我，皆丧宝也。

不若人有其宝。

”即是说：“我认为不贪财货的美德是人生之宝，你认为这块玉是宝，我们两人对什么是宝的看法不一样。

如果你把玉献给我，你就失去了珍宝；而我接受了你的玉，我就失去了不贪财的美德。

这样一来，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各白的珍宝，倒不如各人都保有自己的宝物。

”
乐喜“不贪为宝”，可谓妇孺皆知。

三、杨震却金论“四知”
杨震（？～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

他博学多才，对《四书》、《五经》造诣尤深，被人誉为“关西孔子”。

历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司徒，直至宰相。

史书上说他“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本”，在当时极有名望。

杨震为官，一向秉公立正，清廉自持，从不接受私人馈赠，更不干任何损公肥私的事。

早在杨震担任荆州刺史时，他曾发现当地一位名叫王密的茂才人才难得，便举荐他当了官。

后来，王密担任了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县县令。

这时，杨震正好改任东莱太守。

当他赴任路经昌邑时，王密极为热情，不但亲赴郊外迎接这位老恩师，还精心为他安排膳宿，并到他下榻的驿馆去请安、叙旧。

时至夜深人静，王密见四周无人，突然取出十斤黄金，毕恭毕敬地说：“恩师难得光临，特备小礼相赠，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见状，连连摆手拒绝，并严肃地表示：“以前，是因为我了解你的才干才荐你担当重任的，而你这么办，倒是太不了解我了！”王密顿感尴尬，但仍力争，还小声地说：“反正是黑天，又无外人知道。

”杨震听罢，大为恼火，遂训斥道：“你送金子给我，外人怎能不知？即使无人知道，也是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不知？以为无人知道，就宽容自己，这是万万要不得的！”王密一听，羞愧难言，只好挟起金子，谢罪而去。

杨震的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们置办一些家产，但杨震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家产，而给他们留下一个清官后代的好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吗！杨震的几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也都清廉自守，刚正无私，并由此而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历朝史家也公认杨震为一代清官。

四、胡质父子皆清廉
胡质、胡威父子，是魏晋时期很有名的廉洁之士。

胡质（？～250年），字文德，三国时期魏国淮南郡寿春县（今安徽寿县）人。

少年时就出了名。

曹操召为顿丘县今，后任常山太守，东芜太守，升为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州、徐州诸军事。

胡质性情操沉笃实，内心高洁，不以权谋私，他任过职的地方，人们都怀念他。

他去世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只有皇帝赏赐的衣服和一只小书箱。

陈寿
在其《三国志》中，称他“以忠清著称”。

据史载：胡质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

后来，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追赐“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

胡质的儿子胡威，字伯虎。

他少年时期就有远大的志向，以节操洁白自励。

在胡质任荆州刺史时，胡威从京城洛阳家中去探望，因为家贫，无车马僮仆，便自己赶着小毛驴一人上路，每到一地客店后，就自己牵驴放牧，拾柴做饭。

吃完饭，又随旅客们上路。

到荆州见到父亲后，在郡衙的马棚里住了十多天。

起程时，胡质给他一匹绢做为路费。

胡成知道父亲一向清廉，见到这样好的丝织品，疑惑不解，便跪起身问道：“大人清白，不知从哪里得到这匹绢的？”胡质回答说：“这匹绢是从我的俸禄中节省下来的，给你做路上的费用。

”胡威这才接受下来，辞别父亲上路。

晋武帝在胡威进京述职时召见他，赞美他父亲为官清廉，并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请廉?”胡威回答说：“臣不如家父。

”晋武帝又问：“从哪里说明不如？”胡威说道：“家父做事清廉恐怕别人知道，臣清廉却恐怕别人不知道，这就是臣不如家父的地方，臣比家父差远了。

”
五、吴隐之酌贪泉而不贪
吴隐之从小有清操之名，为温所赏识，拜奉朝请、尚书郎，后入为中书侍郎、御史中丞，迁左军将军。

吴隐之是一位十分清廉的官吏。

虽官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披絮，勤若同于贫庶。

当初他在担任卫将军主簿时，因家境贫寒，连女儿出嫁陪送的钱都没有，只好让婢女将狗卖掉换回几个钱给女儿作陪送。

后来吴隐之任广州刺史，广州城北二十里有个叫石门的地方，附近有股泉水，终年清澈见底，香气四溢。

过去，不少到广州做官的人路过此地时，都贪于泉水的香气而喝得腹满肚胀，一到广州城便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大发不义之财。

这些贪官污吏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都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这股泉水，说是不论多么清正廉洁的人，只要喝了这里的泉水，都会变得贪婪无比，产生无穷的欲望。

因此人们都把这股泉水叫做“贪泉”。

凡是正直的人路过此地
时都望而生畏，绕道而行。

吴隐之南下到达石门时，看到美丽富庶的南国风光，若有所思地对他的亲人说：“当人们看不到可以实现的欲望时，心里不乱。

为什么人们一来岭南做官就会丧失廉洁的品质呢？这里面的道理我已经领悟了。

”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

诚使夷齐饮，终当不变心。

”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

认为贪与不贪全在人为，与这荒野泉水根本没有关系。

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

吴隐之虽饮贪泉而不贪，仍然保持清廉的品行。

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

六、第五伦廉正无私
第五伦，字伯鱼，东汉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早年曾当过乡啬夫和京兆尹的主簿，后来举孝廉，被光武帝刘秀先后任命为扶夷（今湖北武岗）县令、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太守、蜀都太守。

章帝即位后，调入中央任司空，成为“三公”之一。

第五伦生性正直，同情百姓。

无论在哪儿做官，都以为民解忧为己任。

他一身正气，凡事秉公而行，从不曲意逢迎。

汉章帝时，外戚当权，不少仕宦之人犹如墙头草，随风摇来摆去，毫无个人主见，第五伦却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一身清白。

他认为：应防止外戚骄奢擅权，危及朝政，明确提出：“对外戚可封侯以富之”，但不能“职事以任之”。

第五伦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优厚，但他从来不骄不奢，不淫不逸，生活十分节俭。

在他担任太守时，常常自己动手割草喂马，妻子亲自下厨房烧火做饭。

每领到俸粮，除留下自己一家食用之需，全部赠送或以最低价格卖给百姓中较为贫困的人。

升为司空后，他依然“不修威仪”。

除上朝时乘着一辆瘦马拉的旧车
外，平时穿布衣，吃糙米，徒步而行。

第五伦一心奉公，尽守节操，上书论说政事从不违心阿附。

他天性质朴憨厚，没有文采雕饰，任职以贞洁清白著称，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代的贡禹。

七、苏琼悬瓜拒馈赠
苏琼，字珍之，北朝时期长乐郡武强（今河北武强县）人。

历仕东魏、北齐、北周，先后当过荆州刺史府的长流参军、并州刑狱参军、南清河郡太守、行台左丞和大理寺卿等，是我国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清官之一。

做官后，苏琼一直勤奋理政，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

为时不久，便在刺史府内外颇有名气。

《北齐书》上说：“琼清慎，不发私书”。

意思是，他一向清廉谨慎，对那些托他办私事的请托信，他连拆都不拆。

至于请客送礼，更是一概不沾边。

破例的只有一次，就是他曾收下了别人送来的两个瓜。

那是在他担任南清河郡太守之初，南清河郡的赵颍刚退休回家不久。

赵颍曾做过乐陵郡太守，退休时已经80岁了。

五月初，他得到了两个新成熟的甜瓜，亲自拿去送苏琼。

苏琼一再谢而不收，但赵颍倚老卖老，非要他收下不可。

苏琼无奈，只好将瓜留了下来。

然而，他没有吃，而是把它吊在了大厅的房梁上面。

没过几天，人们听说苏太守接受了赵老先生赠送的瓜，竟以为他爱吃新鲜水果，便一个个“竞送新果”。

到了大厅，一看赵老先生送的瓜还高高悬在大厅之上，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也就“相顾而去”。

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人敢给他赠送任何东西。

八、姚崇清白遗子孙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孟津）人。

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兼兵部尚书。

为稳定武周政权、开创“开元盛世”起了重要关键作用，人们称之为“救世宰相”。

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也说：“唐世宰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意思是，在唐朝360多名宰相中，房玄龄、杜如晦和姚崇、宋璟是最出色的。

姚崇为官清正廉洁，他曾作过五篇短文，分别为《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和《冰壶诫》。

他在其《执称诫》中，提出“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执镜诫》中，告诫官吏要“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己”；他如此言，也如此行，而且率先垂范，为人师表。

他虽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

姚崇去世时，社会上盛行厚葬之风。

他对此极为反感，特留下遗嘱：他死后，不准崇佛敬道，不要抄经写像，不准为他厚葬。

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

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

唐玄宗得知姚崇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下令为他撰写碑文，并赞誉道：“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
九、张嘉贞不立田园
张嘉贞（666－729），字嘉贞，蒲州猗氏人。

武则天时期就曾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之职，玄宗时期，又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宰相）、中书令，后又任幽州刺史、台州刺史、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等要职，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

他才干过人，处事干练，为政严肃，颇有政绩。

可就是这样一个久居要职的人，却不肯购置田园。

他在定州做刺史时，亲属中有人好心地劝他利用在职之便，添置一些田园，为子孙后代留些资产，张嘉贞严肃地说：“我本不才，能享受到朝廷官员的荣光，甚至担任过国家宰相的职务，已甚感惭愧。

象我这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在有生之年，难道还会缺吃少穿吗？倘若为官不清，遭到上上下下的谴责咒骂，即使富有万顷田园，又有什么用处呢？近些年来，我看到朝中许多官员广占良田，大修园林，可等他们去世之后，却被自己的不肖子孙当作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本钱，可见购置田园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

”张嘉贞的这番话，听到的人无不感叹不已，佩服之至。

张嘉贞只有一个儿子，也没靠张嘉贞谋得官位，还是在张嘉贞死后十多年，才有人向唐玄宗为他打抱不平，说玄宗登基以来，所有宰相的子孙都在朝廷为官，只有张嘉贞例外。

唐玄宗也没想到。

他立即命人召见其子，赐名廷赏，并拜为左内率兵曹参军。

“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的真实写照。

然而张嘉贞既不为唯一的儿子谋取职位，又不为其购置产业，实堪赞叹！
十、刘晏理财不爱财
刘晏（715～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

据说，他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诗善文，被誉为神童。

先后做过夏县（今山西夏县）令、温县（今河南温县）令、彭原太守、陇州刺史、华州刺史、河南尹。

肃宗即位后，任度支盐铁铸钱使等，开始负责财经工作。

至代宗时，他曾一度担任宰相，分理天下财赋。

德宗登极之初，刘晏又开始统管全国财赋。

刘晏担任理财官长达20多年。

其间，一向“以爱民为先”，勤政廉政，除弊兴利，政绩卓著，被公认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财家。

刘晏待人宽，对己严，品质高尚。

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为人强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决之，不使留宿”。

当天公事当天
处理完毕，从不积压过夜。

刘晏在理财的用人时，他所任用都是“新进锐敏”、的“士人”（知识分子）。

刘晏认为，士人有一定的学识，又爱惜自己的名节，较能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

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忠君爱民之举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诬告他蓄谋作乱，致使他最终蒙冤而死。

奸佞们基于他多年掌握朝廷经济大权，都猜测他家内有财无数，竭力主张抄他的家。

但抄查的结果是：“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反而证明他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十一、铁面无私包龙图
在中国历代清官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最富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当属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

历官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监察御史、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等官。

包拯一向认为：当官就应当做忠臣。

他的忠臣标准是：“上以裨国是，下以恤民瘼，中以塞国蠹。

”自他为官之日起，便一直照此行事。

包拯任开封府尹时，下令撤销了“牌司”，大开正门，允许百姓直接到他面前投递状纸，有理无钱也能申冤雪恨。

从此，旧开封府那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扫除一空，从此，京城开始流传起这么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意思是，穷苦小民打官司没钱没人给通关节也不怕，自有铁面无私的活阎王包公为你做主；而那些高官富豪尽管有钱有人通关节，却通不到包大人那儿。

他还嫉贪如仇，在《孝肃包公奏议》中，有一篇《乞不用赃吏疏》。

其中，第一句便是：“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请皇上对贪官污吏加以严惩。

而他自己，一旦发现同僚中犯有贪污罪，也总是翻脸不认。

包拯的嫉贪如仇震惊朝廷内外，百姓无不高呼他为“包青天”，而贪官污吏却在私下痛骂他是“包黑子”。

皇祐年间（1049～1054年），包拯曾出任庐州知府。

庐州是他的家乡。

其亲戚朋友一听说他来主政，无不笑逐颜开，纷纷前去拜结。

但他却提前立了个规矩：所有熟人来访，一律谢绝，概不接见；处之公事，绳之以法。

他更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

他虽然为官数十年，俸禄又相当可观，但吃的仍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布衣芒鞋，家用器皿也全是竹木陶瓷所制，和当官之初并无两样。

对其家人，包拯也要求甚严。

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即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贪污受贿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

否则，便不是我的后代！”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刚正峭直，体恤百姓的疾苦，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成为一代廉洁清官的典范。

他的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家喻户晓的“包青天”。

十二、司马光清俭自守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县）涑水乡人。

据说，司马光6岁读书时就非常刻苦。

晚上睡觉以圆木为枕，称为“警忱”，只要木枕一滚动，他就能从熟睡中醒来，接着起床苦读，因而少年时代便名扬乡里。

流传着“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司马光先后任礼部判官、华州判官、苏州判官、大理寺丞等职。

治平四年（1067年），升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最后官至宰相。

司马光为政，同情百姓疾苦，主张“怀民以仁”。

他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

他又向皇帝提出了选拔和提升对象必备的三个条件：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

显然，前两条指的是“德”，后一条说的是“才”。

“德”、“才”相比，以“德”为先。

要求为官清正廉洁，自己率先垂范，始终勤政廉政，两袖清风，决不为自己及亲友谋取任何私益。

为避免此类人“拉关系”、“走后门”，他干脆在自己的客厅内贴了告示。

其中写道：凡来者若发现我本人有什么过失，想给予批评和规劝，请用信件交给我的书僮转我，我一定仔细阅读，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为升官、发财、谋肥缺，或打算减轻罪名、处罚，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我可以和朝廷及中书省众官员公议后告知；若属一般来访，请在晤谈中休提以上事宜。

司马光为官清廉，任官40年，只是在洛阳有薄田三顷。

他的夫人去世时，无以为葬，只得卖田以充置棺槨。

这就是人们一直传颂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其家人也要求甚严，尤其在节俭方面。

他说：
贪得无厌的人，当了官必然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不做官，在乡里也会偷盗行窃，作奸犯科。

司马光的子侄们牢记他的谆谆教育，经常照此而自警、自查、自省，确保了“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

十三、于谦清白留人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流传了600多年、几乎世人皆知的《石灰吟》，便是名朝“救时宰相”于谦所作。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23岁时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后又奉命巡按江西。

然后，被破格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两省。

正统十三年（1448），被召还朝中，快成为大明江山的中流砥柱。

于谦是清廉的官吏，他厌恶那种贿赂求进的作法。

早在于谦任山西、河南巡抚期间，他每次进京办事或述职，都不带任何礼物。

有些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不巴结权贵，当然是对的；但也不要太刻板。

地方官进京带点土特产送送人，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您，从河南、山西带些线香、蘑菇和包头用的小手帕之类，也可以。

”于谦却总是扬起两只宽大的袍袖，风趣地说：“我带的是两袖清风啊！”还就此写了一首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阎闾说短长！”
于谦在朝9年，一心为国操劳。

特别是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厥功伟矣”，却“口不言功”，功归下级。

景泰八年（1457），宦官发动了扶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的“夺门之变”。

将于谦等逮捕入狱，并上疏立斩于谦。

英宗颇为犹豫，左思右想，还是下旨将于谦处死并弃尸街头，还抄了他的家。

时过半年多，接任兵部尚书的石亨党羽陈汝言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

英宗当着众臣的面厉声责问：“于谦在景泰帝时受重用，死时并无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何会有如此之多？”不久，边境受到外敌入侵，英宗忧形于色。

有人进谏道：“倘若于谦还在，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于谦是我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

两袖清风，正是于谦清廉和高尚品质的最好写照。

十四、况钟三任苏州府
况钟（1381～1442年），字伯律，江西靖安人。

他自幼酷爱读书，却因家贫而没能进取功名，长大后也只是在县里谋了个“书吏”的差使。

后被推荐给了吏部。

明宣德五年（1430），况钟被举荐为苏州知府。

况钟在赴任之前，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迩而不可不察者，吏也；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

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

”
况钟就任苏州知府时，由于苏州繁华富庶常常有太监前来骚扰，他勇于抵制歪风。

况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

他捐出自己的一部分俸银，重建了府学明伦堂、斋廊和学舍等建筑。

正统六年（1441年），况钟任满，理当升迁，但所属1州7县的民众仍舍不得让他离开，2万多人一起求见巡按御史，向他转交了8万多人的联名请愿书，乞求况钟连任苏州知府。

有位老农还编了一首歌：“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

皇帝被苏州民众的真诚所感动，特赐他为正三品俸禄，仍然治理苏州府的政事。

况钟连任三任苏州知府，于正统七年（1442年）12月死于苏州任上。

噩耗传出，苏州官民哭声遍野，百姓罢市以示哀悼。

出殡时，送丧的沿路、沿江络绎不绝。

苏州和所属七县都建立了祠堂，画像祭祀；后人根据况钟的所作所为，编出《十五贯》、《胭脂》等等，歌颂他为政清廉，体恤百姓，大智大勇，善于断案，“民奉之若神”。

史书评价说：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及”。

意思是，在他之前、之后担任苏州知府者，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