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

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身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

陈独秀就是不守规矩文人的典型，离经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质。

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

我们无法要求文人中规中矩，真要那样的话，他们的见解就会流于平庸和世俗。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孙郁在书中不时地对民国文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发现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陈独秀的深刻与单纯一览无余，而鲁迅却冷峻气寒，让人难以读透。

前者呼应时代，后者负载沉重的历史，于是在巨变面前，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度。

民国文人处在文化冲突与时代转折地带，难以有真正的平和。

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

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

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

充盈于当今学界的，有太多的势利小人和哗众取宠之士。

即使是爱，也难觅林徽因、石评梅那样的奇女子了。

民国文人的内心的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

侠气说到底是在困境和压抑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冲动。

狂放自傲、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其实只是民国文人的个案，更多的文人在时代的尴尬和痛苦中沉寂了下去。

今天人们对“怪杰”们的轶闻津津乐道，而忽视了对其内心苦楚的体察。

陈平原说:“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颂，是一大遗憾。

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

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

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

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

”此言确实有道理。

民国文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堆婚外恋、师生情、聚散离合之类的谈资，这些“小道消息”被各种写作者大加渲染，成为一道口味独特的文化消费品，反映着我们传媒时代的无聊与贫乏。

民国文人虽然私人生活五花八门，但都无不在学问事业中安身立命，在心灵的跋涉中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早逝文人吴方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研究民国人物心态最好的学者。

他以朱自清为个案，这样评价那一代文人:“‘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

在‘磋磨’中做着，努力着……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

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
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

”（吴方:《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在时代夹缝里生存的民国文人，大都能够坚守其独立立场，在种种藩篱之中，捍卫并享受着精神的自由。

像陈寅恪、梁漱溟等人将这种精神自由一直坚持到“反右”和“文革”，成为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者。

其实，也正是这些敢说硬话的“老顽固”的存在，才延续了民国文人的遗风。

民国文人的治学是刻苦严谨的，没有今天这么多“学术腐败”丑闻。

当年，职称评定等学术评价体系远不像现在这么细密，民国文人大都保持了与政府不合作或远距离的态度，所谓“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

这恰恰印证了“学在民间”的真谛。

民国文人是中国历史上功名思想最淡的一群人，历史切断了他们求仕宦的道路，使他们“翻然折节攻诗书”（黄侃语）。

民国文人在艰难时世中所创造的学术辉煌，让当下的知识分子汗颜。

西南联大在颠簸流离中出现了那么多大师和坚实的学术成果，可谓群星灿烂。

民国文人的学术功底、治学境界、文章功夫都是今人难以相比的。

民国文人最像是文人，民国教授堪称真正的教授。

在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他们为后世的文人树立了道德文章的楷模。

他们在社会演进中，体现出思想者的努力；在人生的坎坷颠沛中，显示出个体的精神力量。

“新学无以救国，旧学无能解身”（孙郁:《在民国》第202页），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中，他们饱受失败之痛和挫折之伤，但是，他们依然保持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本色，充当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

民国文人确实不同于魏晋那帮子文人，今天我们谈及后者，多从审美价值和文化景观上考量，而民国文人却是一代风气的开创者，思想觉醒、伦理觉悟和做人自觉，把他们推到了我们所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和道德高度。

尽管思想改造的任务并未完成，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先知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反思历史、怀念前辈，是为了更好地承继“五四”传统，传递文化薪火，而不应当仅仅当成一种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