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摘要：对于史传与小说的不同，金圣叹指出区别在于”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本文着重从”文”与”事”两方面来阐述史传与小说的不同。

关键词：以文运事; 因文生事;史传与小说
金圣叹对于史传与小说的不同，曾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其云：”《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金圣叹从《史记》和《水浒传》的比较中，得出了史传”以文运事”和小说”因文生事”的不同，明确地区别了史传与小说的界限，揭示了史传与小说的不同特点。

首先有必要弄清”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这两个概念。

叶朗先生认为：”历史著作是着眼于’事’（历史上的事实），’文’是服务于记’事’的，这叫’以文运事’。

小说则不同。

小说是着眼于’文’（艺术形象）而’事’（故事情节）则是整体艺术形象的需要出来的，这叫’因文生事’，所谓’生’者，就是虚构、创造的意思。

”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够完整，不过已经指出了金圣叹评论史传与小说的区别，那就是史传的”事”是真实的，而小说的”事”是虚构的；史传写作要以”事”为基础，而小说的”事”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或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产生的。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中的”文”是一样的，是文本形式：指结构布局、人物
刻画、细节描写等。

”因文运事”就是以”事”为基础，对”事”进行加工整合而形成的”文”，而”因文生事”就是根据”文”的需要，而写出的”事”。

明代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

正史以纪事。

纪事者何？传信也。

遗史以搜逸。

搜逸者何？传奇也。

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

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
也就是说，袁于令认为正史就是”传信”的，必须遵循历史事实，要为忠臣孝子、圣贤明哲树碑立传，因而就要讲究真实性；而小说创作则是记载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这些遗闻逸事本身并不具备真实性，然而却能准确传达出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因而小说创作则应该讲”幻”。

因此，在”事”的真实与虚构上，史传与小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为例，《三国志》是史书，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三国演义》是小说，就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如”桃园三结义”一事，历史上并无此事，三人也没有结拜，只是情谊如兄弟，小说为了显示中三人关系密切，情谊深厚，特地虚构了”桃园三结义”。

史传与小说的不同，不仅在于”事”的真实与虚构，还在于”以文运事”，是在”事”的基础基础上，”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而”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任凭作者”削高补低”。

也就是说史传与小说的写法是不同
的，史传主要是在对历史材料判断材料真假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合，在加工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结构布局、人物塑造，在具体行文中还要仔细分析人物所处的历史状况，揣摩人物的心里，同时注意语言的使用。

而小说则没有材料真实性的束缚，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以及语言和各种技法的使用，都有作者来决定。

因此，”以文运事”的”算计”过程与”因文生事”的”削高补低”是不同的，虽然都不能离开写作主体有目的的加工，但是加工的过程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首先在结构布局上有所不同。

按照金圣叹的理解，”史”是在”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的史实的基础上”算计”出来的。

人物的不同、事件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传记的写作结构也就不同。

传记文学的结构应该是复杂多变的，好的传记结构，不仅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能够突现传主的形象特点。

萧何辅助刘邦建立汉王朝，一生的事迹是非常多的，但是为了突出萧何的特点，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只写了他的四件大事，即初入咸阳时的收秦律令图书，楚汉相争时的推荐韩信为大将和全心全意镇抚关中，以及临死之前推举曹参以自代，其他事情全部省略。

这样就把萧何一生最重要且最能表现一个人特点的事情通过这些事表现出来。

史传是写人的，无论结构怎么变化，总是脱不了写人为主题，但小说的结构就不一样，相对史传而言，结构是多种多样的。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往西天取经的故事，这就决定了《西游记》的结构不能以写人为主线，而是以写事为主线，首先是讲主角孙悟
空的由来，然后讲取经缘起，再接着讲西天取经。

这三大部分既是有机联系的艺术整体，又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一部分也由各有起讫相对独立的若干小故事组成。

大闹三界是序幕，取经缘起是过渡，西天取经是主体。

其中《西游记》的主要结构就是唐僧遇险--排难--再遇险--再排难的线性结构。

而《金瓶梅》的结构是网状放射状结构，以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作为小说描写的中心，由此来安排人物、布置情节。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史传与小说是不同的。

史传是先有人物的总体形象，然后再在材料的基础上创造出于历史相符的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如《史记》中的项羽性格多面性的描写。

他一方面智勇双全，无坚不摧，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

同时，仁者之心和残暴之心也集于他一身。

另外，他坦荡淳朴，以诚待人。

但是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

而小说则不是，小说是先有人物形象，然后再去根据所设定的人物形象进行情节设计，或者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也随之发生变化。

历史上的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

”作为刘备的反面人物，为使曹操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三国演义》写了不少曹操的急、暴、谲，诸如：故杀吕伯奢，兴兵报父仇，借头压军心，许田迎众贺，假手杀祢衡，肢解吉太医，族灭董国舅，勒杀董贵妃，
横槊刺刘馥，许都纵火案，忌恨杀杨修，多疑杀华佗，以及为称魏公、魏王而杀荀攸、荀攸、崔琰、伏皇后、伏完、穆顺、赵俨等。

而这些性格特点都在《三国演义》中，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都加以放大，因此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为塑造形象而塑造相对应的人物。

最后是小说的细节描写与史传的细节描述也不同。

姚苎田说：”古文摹写人处，往往大处不写，写一二小事，转觉神情欲活，此颊上三毫法也，不必谓实有是事。

”一般说来，传记文学所写的都是比较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只有通过细节描写，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写出来。

这种以细节传神的方法，在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史记》中已有非常广泛的使用。

在《史记》中，凡是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其中肯定都有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

刘邦是司马迁笔下写得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因此《史记》中有关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最多。

例如当刘邦从汉中杀到洛阳的时候，文章写道：”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

”这”汉王闻之，袒而大哭”八个字，把刘邦那种随机应变，见景生”情”的本领表现得十分恰当。

综上所述，”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明确道出了史传与小说的不同，在写作史传的过程中，不仅要受材料真实性的限制，还受写作方式的限制，而小说虽然是从史传发展而来，但是与史传是不同的，并没有许多限制，写作起来相对自由。

参考文献：
[1]〔清〕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0回。

[4] 《史记菁华录》卷1，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