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子女融合困境与建议——基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与城市居民接纳态度之间的偏差

城市农民工子女融合困境与建议——基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与城市居民接纳态度之间的偏差
王酝秋
【摘要】基于对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南京市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
及其家庭、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就读情况、日常生活的市民
化程度和身份认同等层面展开调查分析,重点考察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与城市居
民接纳度之间的偏差和不对等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有效促进城市农民工子女的顺利融合.
【期刊名称】《安徽农业科学》
【年(卷),期】2016(000)011
【总页数】3页(P233-235)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城市居民;融合;接纳;态度偏差
【作者】王酝秋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S-9
作为一个日趋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及其市民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一般是指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经历身份认知、
心理认同、文化适应等变化的动态过程或状态。

由于城市融合实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情况与城市居民接纳态度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不对等，而这些偏差和不对等显然是制约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的主要难点。

因此，了解这些偏差存在的原因，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对促进城市农民工子女顺利融合的路径建立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社会和谐为目标。

社会融合有多种调查方法，该文遵循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的方法，基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南京市3地的农民工子女的融合意愿和
城市居民对该群体的接纳态度为实证调查展开研究，通过实地走访，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样本，形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群体融入问题较为全面的认识。

调查分为两部分进行：①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情况调查，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为调查对象；②城镇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态度调查。

调查采用自填问卷法，调查对象为10～15周岁在城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和苏锡宁3地的城市居民。

农民工子女问卷230份，收回230份，剔除无效问卷10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220份，有效回收率为95.7%；城市居民问卷360份，获得有效问卷358份，有效回收率为99.4%。

调查主要通过享有公共资源、对歧视的感受和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3个方面，
来了解农民工子女融合意愿和城市居民接纳意愿之间存在的偏差和不对等，并分析原因。

随着农民工舆论形象的改变，城市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是乐于分享的。

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共享态度，农民工子女的参与率却较低。

原因可能为：农民工子女的家庭住所、学校都处于比较偏僻的城郊，基础设施并不完备；同时，农民工家长工作较忙，陪伴子女外出到城市公共场所的机会较少。

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农民工子女随父母来到城市，流动性较强，需要经常变换学
习和生活环境，也经常要往返于城乡之间。

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导致他们无法产生归属感，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居住、迟早要回到农村，这种被城市及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困境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困难，绝大部分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2]。

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选择公立学校不仅需要承担更多的
经济费用，而且和城里小孩一起上课，会因为自身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而受到同龄人的歧视，产生自卑心理，长此以往，这种被边缘化的心理会刺激产生冷漠孤僻、消极堕落、不思进取，甚至仇视社会的负面情绪[3]。

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子女都就
读于专门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极少有和城里小孩接触、一起学习生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隔离[4]。

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民工子女缺乏安全感，对父母依赖较多，对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没有信心，不够健全、保守封闭的人格和低下的文化水平，导致其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适应现代城市生活。

农民工子女群体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

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进而形成进取型认同和防御型认同，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弱势群体在声望和名誉上都不如强势群体时，他们会采取模仿强势群体的手段，如模仿城市小孩做派等行为，即进取型认同；而防御性认同则表现在其界定自己身份时否认自己是城市人，而是外地人[5]。

社会隔离机制的存在导致双向的心理排斥和刻板印象。

农民工的居住场所通常在城市郊区或较为破落的“城中村”，农民工子女大部分也都集中就读于农民工子女学校。

两个社会群体居住隔离程度越高，相互之间的交流就越少，不信任和冲突就越多，城市空间的隔离更是固化了贫富阶层，阻碍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沟通和流动[6]。

虽然城市居民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享受同城待遇的意愿强烈，但是事实上，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交往较少，了解不多，印象不深，并不清楚农民工子女的真实生活状况。

因此，和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相互隔绝、缺乏双向的社会交往导致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子女间缺乏相互了解，是两者态度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

在对一些公共资源的态度上，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子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调查表明：在对待同样的公共场所时，即使城市居民的共享意愿比较强烈，但由于家庭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子女真正使用的程度却不高。

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共场所的频率相对较低，特别是有一定准入条件的场所如少年宫、科技馆等。

在感知歧视态度上，77.4%的城市居民认为歧视现象是存在的，但只有近40.0%的农民工子女认为如此。

而这些偏差的存在，导致了农民工子女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身份认同模糊的问题，在城市生活较短年限的孩子倾向有较低的认同感，在城市生活较久的农民工子女在身份认同上也呈现出模棱两可甚至拒绝城市身份的倾向。

从心理归属感这一深层内心活动而言，农民工子女对流入地的归属感不强，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把城市当成是临时聚居地而非是“家”，把自己在城市的身份当作“过客”。

整体上呈现出城市居民乐于接纳而农民工子女融入意愿较低的现象，且彼此信任度有限，社会交往程度不高。

在城市融合这个双向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而难以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社会资源，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所主导的一系列社会排斥制度将其局限于特定体制和框架内，使其难以认同自己的身份。

虽然城市居民日益意识到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重大贡献，正在不断改善着对农民工子女的态度，但是由于两大群体居住环境差异较大、距离较远，双方的交往程度仍然较低。

因此，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的过程仍然需要各方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