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女性文学的身份政治

华美女性文学的身份政治
身份／认同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凸显了压制和反抗之间的张力。

华裔美籍女作家的作品里刻画了在地理迁徙、文化移植和杂交过程中，华裔所面临的性别身份／认同的潜在冲突和矛盾，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动态、开放的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观。

一、身份／认同理论与早期华美女作家的“身份”追求
对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启蒙时期，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黑格尔的主体身份认同紧随其后。

在《自然地理》中，康德曾强调地理环境对种族的影响：“人类最完美的典范是白种人。

黄种人、印第安人智商较低。

黑人智商更低。

部分美洲部落位于最底层。

”于是，欧洲文化优越论顺势而生。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特别是在北美，由于其殖民史和移民史，身份／认同也包含了“性别”、“种族”、“阶级”的含义，远远超出哲学讨论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政治和权力的标志。

身份政治有着强烈的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变革西方主流社会意识的重要工具。

有着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三剑客之称的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O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等西方少数族裔知识分子，以其边缘的身份，向西方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发出了抵制的声音。

赛义德认为：西方文学中大量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充当了文化霸权的工具和附庸，使东方在西方的文本中被神秘化、女性化和边缘化。

霍米·巴巴通过凸现混杂状态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杂交性(hybridity)或第三空间，探讨颠覆殖民话语、削弱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话语的可能性。

斯皮瓦克则致力于揭示第三世界女性被压迫的命运，以此建构文学批评的框架。

她认为：殖民主义与男性霸权的双重宰制，导致女性沦为边缘的边缘。

文学、文化批评应关注性别、种族、阶级等社会正义问题，明确政治伦理选择，突出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和异质性，弥补白人主流女性主义理论所缺乏的整体性，反对知识话语对弱势群体的“认知暴力”。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致力于解构主体的性别身份／认同。

她认为：“文化规范在我们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使性成为性，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表演性的，由于建构主体性别的文化规范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主体其实无法获得稳定的性别身份。

”她的观点颠覆了既有的对性、性别和性欲的认识，目的在于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和消除性别歧视，她的研究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性别研究范畴。

这种对“身份”的追求在西方少数族裔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华美女性文学：早期华美女性文学就开始了对身份／认同问题的追寻之路，新一代华裔女作家更是自觉地肩负起重建族裔、性别、文化身份的重任，显示出华美女作家积极融入宏大历史叙事的崇高理想和宽阔胸怀。

华美女性文学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英混血姊妹——艾迪
丝·茂德·伊顿和温妮弗莱顿·茂德·伊顿(她们的母亲为上海人)。

姐姐艾迪丝·茂德·伊顿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水仙花”为笔名，彰显自己的华裔身份／认同，不仅如此，当时美洲大陆主流文学风气以介绍异国情调、上层社会的生活为主，并不关心普通劳动者，但水仙花的作品却充满深情地讲述底层人、特别是金山客的故事。

她的短篇小说《嫁给中国佬的白人妇女》虚构了一个种族混合的家庭。

女主人公自人米尼处于劳动人民阶层，她的白人丈夫詹姆斯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米尼不堪忍受，最后与救她于苦难之中的华人刘康希(Liu Kanghi)相爱并结合，幸福地生活在被白人看作污浊之地的唐人街。

后来，刘康希因倡导华人改革陈规陋习，遭华人暗杀。

故事既揭示白人男性的暴力倾向，也一改华裔男性烟鬼、懦夫、骗子、杀人者或狡猾的恶棍形象，作品中的华裔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今天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与当时华裔的边缘身份一样，她对美国文学的贡献被当时的主流文学所遮蔽。

后人对这位孤独的战士却有极高的赞誉，水仙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自我，这不能不说是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美国文学取得的又一成就。

1943年，美国废除了自1882年以来的所有排华法令。

华裔一度成为“模范少数民族”。

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讲述了一个华裔女性与中国父权文化斗争，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

书中还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唐人街的中国文化，表达了女主人公对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憧憬。

《华女阿五》成为美国政府极力推崇的少数民族作品典范。

批评者则认为：这仍然是白人的“种族歧视之爱”，事实上，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少数族裔依然难入主流文化圈。

水仙花和黄玉雪的作品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无论是水仙花的反抗还是黄玉雪的顺应，由于时代的局限，都没能反映出少数族裔的性别身份认同观的独特性，直到民权运动后，华裔女性文学才真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新一代华美女作家的身份／认同策略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将各种处于边缘的政治力量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西方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机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多元文化认同，使新一代华裔女作家不断尝试新的文本表达方式，回应来自族裔内部的批评，并建构起美籍华裔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观，这也使美国文学向多元、多音、多族裔开放。

(一)冲突与趋同：白人文化和中国文化
1976年，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书《女勇士》。

全书由五个关于女人的短篇故事组成，控诉了中国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残害。

她对华裔男性特征的描绘迎合了白人主流社会的想象，要么是压迫女性的暴君；要么是不负责任的胆小鬼，是华裔女性追求独立和进步的障碍。

谭恩美凭借《喜福会》一举成名。

作者以四对华裔母女错综复杂的关系来烘托寻求解放的母亲与女儿们的矛盾冲突。

年少的女儿们对美国文化强烈认同，对
中国文化却抱有偏见。

母亲们成立的精神家园——喜福会，被女儿们贬为中国人的陋习，被认为是落后的印第安人的某种仪式。

直到她们嫁给白人丈夫，并与之朝夕相处后，女儿们才痛苦地发现自己与生俱来、无法回避的华裔属性。

《女勇士》和《喜福会》努力呈现出中西文化的冲突，但冲突结果多半是对白人文化的认同。

故事的主角身在美国，“心怀”中国，她们想象的中国是落后、神秘的，目的在于烘托美国的自由和进步，并将移民建构为某种形式的“进步”，她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或者是满足美国主流读者的文化优越感及对神秘中国的一种想象，女作家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多少带有东方主义的倾向。

如，汤亭亭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也兼顾父辈的中国血统，她们的观点遭到了到华裔内部人士的批评。

(二)移植与再生：中国经典文化和美籍华裔文化
移植和改写中国经典文化，是汤亭亭再现少数族裔困境、寻找新的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的策略。

《女勇士》的主人公之一是花木兰，但不再是中国经典故事中那个忠于父权、男权和皇权的花木兰，相反，她是一个具有女权意识的新形象。

她幻想自己以女儿身替父从军，像女英雄穆桂英那样统率千军万马，肩负国家、民族和家庭的重托。

当然，“结婚和生孩子只能使她更加强壮。

干女人该千的活，然后再干点别的。

这些别的活也会成为女人的活。

”主人公之二是“我”的母亲英兰，她也极具杂和特征。

她接受过正规的西式医科教育，却是个“打鬼英雄”，很有点西方巫师的能耐，甚至被作者看作母系传承的象征：“叫着自己祖先的名字，是女性美丽的名字……不再追随古老的足迹。

”古老祖先的足迹已被女性的美丽名字所取代，即男性祖先被女性祖先取代，母系传承跃然纸上。

以女性喻先祖，迎合丁东方主义，也再现了少数族裔被女性化、处于边缘的困境。

汤亭亭的第二本书《中国佬》(China Men)一反《女勇士》的母系架构，描述的是为建设美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华裔祖父辈惨遭族裔和性别歧视的历史。

原以“GoldMountain Heroes”命名，后经出版社建议改为ChinaMen。

China Men为Chinamen的变形文字，Chinamen中译名为“支那人”，其中饱含白人对华人的蔑视。

China Men是对既往语言暴力的解构，其目的是为华裔父辈正名，重写美国发展史。

开篇故事《论发现》将《镜花缘》中的林之洋改编为北美的唐敖，“唐”取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唐朝，意指中国人。

唐敖为寻找金山，误人北美女儿国，强迫成为女儿身，他的变化是内在的、本质的，“他的体内阴气上升，子宫也渐渐发育起来”。

性别身份的改变也带来了族裔(文化)身份的消解，“你只说寥寥几句，要么就沉默不言：没有故事，没有过去，没有中国。

除了长相是中国人，讲汉语，你没有其他中国人的特点。

”
作者以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的双重视角改写了中国经典传说，一方面揭示了父辈遭遇的族裔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迫害；另一方面也为父辈正名，彰显华裔父辈的坚毅和忍耐品格。

美国人对林肯品格“坚韧如女性”的赞美，华裔父辈亦如此，以此与中国经典文化中的男性阳刚区别开来。

不仅如此，文本的断裂／改写突显差异，创造出了不同于美国和中国的另一种族裔和性别认同观，这或者就是霍米，巴巴所说的混杂的第三种族裔和性别特征。

三、两难选择：性别身份建构和族裔身份建构
华裔女作家建构华裔独特身份认同观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族裔内部强大的批评声音。

由于性别认同的优先选择，她们的作品被认为是“对亚裔族性的背叛和对白人主流的迎合”。

汤亭亭改写的花木兰等中国神话被认为是“为灭绝中国文化而作”。

批评者表示：“反对为了扩大影响而取悦白人读者、白人主流评论界和出版界的白化倾向，抨击主流文学和文化对亚裔／华裔的刻板印象，维护华裔美国文学的正宗性和亚裔／华裔的族裔纯洁性”；或者认为：“这种女性主义的愤怒却掩盖了美国主流文化所灌输的强烈的种族自憎，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华裔美国女性的性别政治显得不得人心，成为华裔美国族裔政治的对立面。

”
汤亭亭等华裔女作家以极高的智慧，通过文本创作回应了上述批评。

汤亭亭的第三部小说《孙行者》(The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继续用戏仿的方式改写中国经典文本，呈现更为丰富的族裔和性别杂化身份政治。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孙行者，即男主角惠特曼·阿辛(Wittman Ah-sing)，第五代土生土长的华裔嬉皮士，是文化大杂烩的主体，他的名字就是东西文化的混杂。

他认定自己的曾曾祖父乘“努塔卡”号船来北美，它和“五月花”号船一样历史悠久。

他爱穿西部牛仔的皮靴，走路像日本武士，说话像黑人……族裔文化身份的全球化混杂和融合趋势跃然纸上。

阿辛的性别属性也极具颠覆性。

阿辛向来“对阳刚之美心有余虑”，作者进一步消解了所谓的华人男性英雄气质，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国演义》中的关公等中国经典文学形象具有的进攻性、好战、梁山好汉式的男性“阳刚暴力”特质，作品呈现的是性别身份的不稳定性特征，以此实现作者想要建立美籍华裔独特的身份认同观的理想：“我们真的需要想办法建立我们的社群，我们的社群和家庭分崩离析。

……这本书是为转化社群的努力。

”
新一代华美女作家任壁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aed Land)，则透过与华裔杜群完全没有联系的华女梦娜，展示了更为清晰的族裔流动性和混杂性，小梦娜一心想转变为犹太裔，长大后，她与犹太裔青年结婚，决定定居意大利，他们婚姻的结晶给人们带来很多想象。

族裔身份的转化似乎有点轻而易举，倘若要消除基于生理的性别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性别文化和性别歧视，则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试图将性别问题埋葬在族裔问题之中的观点，不过是将“父权文化”的规定性混淆于中国文化精髓之中，名义上捍卫民族文化，实则捍卫的是男权中心意识。

华裔女作家何去何从?斯皮瓦克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书中，她宣称父权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共犯同谋，加重了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状况。

因此，在反抗父权制的同时，也要反抗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这样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弥补白人女性主义的盲点。

与此同时，对不同性别和阶级的认可不但不会削弱西方少数族裔群体的力量，反而会大大丰富族裔文学的内涵，增强华／亚裔美国文学多元共生、色彩斑斓的独特魅力。

华裔女作家透过文本，展示了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面临的冲突、矛盾，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身份观，通过模糊族裔和性别的界限，颠覆既往的文化霸权，她们的作品为少数族裔和性别身份／认同展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未来。

在那里，新美国故事得以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