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红十字会如何救助战场伤病员

抗战期间红十字会如何救助战场伤病员当我们沿着泥泞的路径向小镇走去，两侧地面横躺竖卧着一长溜伤兵。

有数百人缠裹着肮脏、血污的绷带，有些人已经失去知觉。

数以千计的伤兵死在路途中。

创口现已恶化的轻伤员，在等待着运过河去，再上火车东行或西行。

他们身边没有医生、护士或者其他护理人员。

当我们从这些痛苦的垂死的伤员中间走过的时候，我对同行的伙伴说：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应该是有关伤员的处境的。

1938年1月，汉口英租界，到处都是行进中的部队，通向码头的街道充满来自沦陷区的难民。

此时，北平到汉口的铁路仍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下，并且能畅通地与陇海路连接。

汉口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要地。

在交通路荣康瓷器店的二楼，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见到刚刚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

林博士的朋友们称他为波比。

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略微带点苏格兰口音。

通过他低沉、柔和的话语声，我听得出一种令人警觉的金石之音。

我几乎立即就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所谓人间痛苦。

出生在新加坡的林可胜，八岁时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学习。

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刚刚医科大学毕业的林可胜被分配到战场上的军医院担任外科助理，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和训练工作。

1924年回国之后，他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最年轻的生理系教授。

正是因为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林可胜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立即被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相中，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战乱不断。

然而，缺乏战地医疗服务的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

在中国500万的军队中，只有不到1000名合格的医生。

而护理人员又大多是由于体质太弱才从部队里淘汰出来的。

他们的医学知识仅限于几个星期的换药培训。

同大多数的军医一样，他们不知道感染的原因和防治的方法，甚至从没见过医用夹板。

前线的士兵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怕死，只怕伤”。

由于缺乏专业的战地医护人员，战场上，士兵一旦负伤，最大的希望便是由他们的同伴背下战场。

大部分重伤员，在到达伤兵收容站的路途上就已经死亡。

更多的情况是，一场战役之后，大量的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听天由命。

全国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铁路、公路，河道等交通线还比较畅通，受伤的士兵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被送到上海和南京的伤兵医院进行治疗。

如今两座城市相继沦陷，大部分交通要道也被日军控制。

【采访刘士永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它（日本军队）就是占领经济、政治中心，那很显然就是都市。

都市里面有很大的特性，就是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大型的伤病医院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打一场现代战争，都市里面的医疗资源全部被敌方占领了，士兵还在外面战场上的时候怎么办？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救护组织，此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成为伤兵救护的主要力量。

为适应战局变化，林可胜主张放弃在大城市设置伤兵医院的做法，把现有的救护总队队员分成若干个流动的医疗队，分散到各个军队的前线医院展开救护工作。

此时，徐州会战刚刚打响。

按照林可胜的估计，要在全国各个战区组建完整的战地救护体系至少需要300个以上的前线医院。

而每个医院需要容纳500至1000个床位。

各种医疗物资尚且不论，单是医护人员的数量就得上万。

南京沦陷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只有大约700名工作人员抵达汉口。

从沦陷区撤出的救护车，也只剩下17辆。

如今，在三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有数百万的受伤士兵。

而数以千计的职业医生却留在后方城市和沦陷区，开办私人诊所或在教会医院里任职。

我很高兴得知你愿意来我总部工作，但我只能给你低微的薪金，大约每月法币250元，仅够维持生活费用，而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
在汉口的日子里，林可胜用大量的时间开始给自己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写信件，发电报，用言语和行动激励年轻的医护人员，希望他们能够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投入到医疗救护的队伍里来。

1938年，河北定县，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年轻医生陈志潜正在这里的农村进行公共卫生的实验。

战争使定县卫生实验区被迫中断。

我如此秘密地离开北京，以至于医学院和北京市第一卫生所的职员均未知晓我有离京的意图。

在十分迂回曲折的旅行中，一位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为我弄到一张途径天津和上海的许可证，因而我沿此路线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机去参加林可胜的工作。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悄悄离开他们出生的城市，从日本人统治下的北方和沿海地区，向着长江的上游前进。

在炮火声中，他们穿越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和无路的山谷，希望用手术刀挽回更多同胞的生命。

穿越前线的经历深深地触动着史沫特莱。

这位《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也加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中。

她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1938年1月30日，一个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人医疗小组抵达汉口。

48岁的白求恩是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他们到达的当天就见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长林可胜。

经过协商，这支特殊的医疗队将被送往晋察冀边区实施医护救援。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部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三省边界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经过三个月的漫长跋涉，白求恩和同伴们终于到达晋察冀边区，前线的医疗状况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所有人腿上都有被耽误的旧伤，大部分人只能接受截肢手术。

他们普遍出现贫血、营养不良和脱水症状，都面临死于败血症的危险。

这些病人必须尽快动手术，但手术风险很大。

到达之后，白求恩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除了急诊手术，他平均每天站在手术台上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

从汉口带去的药品很快就用个精光，他开始尝试用当地的白酒制作手术用的麻醉剂。

很多时候，白求恩不得不在没有防腐剂，消毒器，甚至没有橡皮手套的情况下实施外科手术。

1938年3月的一天，英国记者贝特兰正沿着香港的太平山边走边打听，说要找干德道11号的“林太太”。

见过面之后，贝特兰才知道自己眼前的这位“林太太”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

她身材优雅，衣着朴素，整洁的直发从宽宽的前额上梳向后面，动人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难以想象的明亮的眼睛。

受周恩来的委托，贝特兰此次特意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够在香港为全国的抗日战争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以支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艰难支撑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

两个多月之后，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寓所的小客厅里宣告成立。

保盟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战地提供救济和援助，特别是为中共在敌后的游击区提供医药物资的支援。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先是安庆失守，接着九江也岌岌可危。

这场浩大的战役涉及多个战区，横跨四个省的地域，参与这场战役的中国士兵约百万人。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新成立的37个医疗队，开始沿着交通线组织救护工作。

林可胜常常往返于各个战区之间，了解医疗队的工作情况。

每一条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到头的担架和步行的伤兵。

为了解决伤兵后送的问题，中国军队开始要求运送弹药和给养的卡车，在从前线返回后方基地的路途上，必须沿路捎带伤员。

可是在前线，汽油极为珍贵。

许多运送军需物资的汽车仍然拒绝搭载伤员。

林可胜和同事们开始将现有的救护车进行改装，直到可以容纳20名伤员。

他们还将海外华人的捐助的大卡车也改装成救护车，最多的时候能够装载84名伤兵。

每天我都看见覆盖着厚厚灰尘的红十字卡车和救护车在医院里卸下血肉模糊的伤员，听司机们说，日本飞机沿公路扫射和轰炸红十字会的车辆，终于再没有一个伤员愿意上车了。

【采访刘士永】
一个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车子，其实在欧洲战场上面哪怕是二战都是一样，红十字越鲜明越好，避免敌军误击，敌人看见它的时候不会去打它，互相信任。

这个事情在中国战场上面恐怕刚好相反，越鲜明的红十字会标志正是远远打上来的靶子，林可胜的救护总队的救护车，事实上损失得非常厉害，因为它太鲜明。

到最后，我们看到救护车的标志，红十字就小小的，跟一般的军用卡车一样，一样要隐蔽自己。

1938年7月底，九江失守。

日军开始进攻德安。

中国军队在德安县城的外围布防。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一打就是七天。

战区275所部队医院，一共223000张床位。

显然，只有少数医院才拥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

医务人员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一个合格的护士不久便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医生的地位。

长沙北门外的广雅中学，由国民政府卫生署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正式开课。

与普通的医学院不同，这里是战地医疗救护的速成班。

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这些人许多简单的操作程序，希望他们在更换纱布时能尽量做得好些，减少差错。

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迁到湖南长沙。

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只需要通过为期三个月的集训，就可以掌握战场救护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为了满足前线需要，训练班还专门开设野战救护担架的课程。

在长沙的培训学校，我看到这些年轻人进行模拟性战场急救。

一伙人装成伤员，另一伙人为他们包扎，或上夹板，然后用担架将他们撤出假设的战场。

1938年8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的第一批学生结束培训。

他们被直接送往战场。

此时，林可胜已经开始将分散在各个战区的医疗队向前线推进，从前线医院到兵站医院。

疟疾正在部队里肆虐。

战壕里，疟疾发作的时候，整团整团的士兵倒下。

亲临战场督战的白崇禧也患上疟疾。

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

白崇禧所提到的奎宁，在当时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奎宁的主要成分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生长的金鸡纳树。

在当时中国的战场上，所有的奎宁都依赖进口。

1938年的夏天，由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成立就遇到难题。

他们需要在香港市场上寻找足够多的奎宁，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把药品送往内地的前线。

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中立态度，使得海外华人捐助的资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这里。

城市里的大街小巷遍布各国的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

而这其中，美国医药援华会是海外资金最重要的来源。

【采访John Watt（美国医药援华会副主席）】：
最初募集资金的时候，人们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拿着锡铁罐进行募集。

他们中有人遭遇了亲纳粹和亲墨索里尼的的意大利人、德国人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做起来一点也不容易的原因。

的确有很多人以这样的方式为援华会募集资金，他们一边吃晚餐一边募集。

保卫中国同盟积极联络在香港的各个救济团体，要求大家联合起来从生产国爪哇统一订购奎宁，以获得最低的折扣，最终200万片奎宁得以及时送往武汉会战的前线。

1938年10月，不断上涨的江面，最终使得日本战舰顺利通过。

它们发射着猛烈的炮火溯江而上，驶向汉口，为日军的地面部队开辟道路。

武汉城里，工人们正在拆卸机器，难民们纷纷奔向码头。

医疗队还在坚持。

他们要等到伤员全部撤离后才可以离开。

1938年10月25日夜晚，长沙伤兵医院，林可胜和同事们仍在紧张的工作中。

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广播：
汉口今天陷落。

日本军舰停泊江面。

意大利公使鹤立码头迎候，第一批海军军官登陆时，他走上前去亲切握手，祝贺他们的胜利……
这个声音说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消失。

林博士附身伏在收音机上，背着我，一动不动。

一阵长时间的静默，我几乎可以听到宇宙的脉搏。

林博士慢慢站直身子，说道：“我们会打下去的，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崩溃。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

为了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前进的步伐，中国军队开始对长江沿岸的公路加以破坏。

士兵们接到命令，将路基完全挖平，并在上面耕种农作物，使原有的公路与农田没有区别。

中国军队的“纵深防御”战术在迟滞日军进攻速度的同时，也给己方的医疗救护工作带巨大的困难。

在此之前，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战线后方约15公里的地方展开服务，卡车和救护车能够直接开赴前线运送伤员，一名重伤员可以在伤后八小时内得到有效治疗，而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在无路地带，伤兵的后送不得不依靠徒手和担架抬运。

伤员后送的时间被大大延长。

从湖南前线运送伤兵到后方医院需要5到10天，江西前线需要10到15天。

救护队开始在各个战区组织成千的担架夫和挑夫，因为一切都得依靠人力。

他们不仅要运送伤员，还要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

夜晚的维多利亚港湾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的中国帆船悄悄越过海面，将海外援助物资运送至广东沿岸一些隐蔽的港口，。

1938年10月，广州陷落之后，连接广州与武汉的铁路随即被日军牢牢掌控。

尽管香港码头一带的待运物资堆积如山，国内的抗战前线却时时面临物资匮乏。

宋庆龄和同事们正在寻找新的运输线路。

由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拍摄的这段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各种援助物资从香港一路运送到内地的过程。

这些物资先是经海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之后，再由专门的卡车队一路接运到内地。

作为记者，雷伊•斯科特跟随运送物资的车队沿着新的运输路线，一路向北，经过广西柳州和南宁。

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他还见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队长林可胜。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林可胜唯一的活动影像。

画面中，他看到运送医疗物资的车队到来，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不仅与这位美国记者相谈甚欢，还主动与运送物资的车队人员合影留念。

1939年的春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搬到位于大后方西南的贵阳。

此时的贵阳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等后方各省的交通枢纽。

从香港到岸的医疗物资，经过越南海防和缅甸一路转运到这里，之后再分批运送到大后方各地。

为了防止日本飞机的轰炸，救护总队有意将地点选在贵阳城东南的图云关。

在茂密的树林掩护下，队员们开始亲手搭建最基础的设施。

他们用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墙板。

从办公室、材料仓库、汽车库、修理厂到职工宿舍，公共食堂和集会礼堂。

到1939年的冬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已经从最初的十几间茅草房不断扩建成能容下三千人的红十字医疗中心。

此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逐步将单纯的医疗队改建成为具有医疗、护理，防疫和急救综合功能的医务队。

前方医院以及医疗队的规模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军队里，临时医院的规模从500张床位缩小到50张，每个医疗队也精简到六个人。

经过缩减的医疗队开始从兵站医院推进到距离前线只有不到10公里的野战医院。

与此同时，在香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医药用品标准化管理正在悄然进行。

来自海外的医疗物资抵达港口后，将立即被送往中国红十字会在香港的仓库。

每个货箱都被重新打开，进行再次分检。

经过包装后的医疗物资，用编号标示药品的种类，如C1代表内科药品，D3代表手术材料.
为了减少卫生器材的零乱现象，林可胜亲自设计医疗设备和物资的尺寸。

标准箱内物资都已经为战场急用做好准备。

例如，辅料已经做好纱布块和棉花签。

林可胜和他的同事们还制备了数以吨计经过消毒的急救敷料包，每包还专门配置一粒吗啡制剂。

为了保证医疗物资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装运的木箱都要统一漆成接近泥土的灰色。

每箱药品不超过60斤，以每人挑两箱计算，不超过120斤，便于人力运输。

数以百吨的物资就是如此，沿着复杂的公路和河道，依靠骡背，牛车和人力，经过泥泞的乡间小道，进入战火中的中国。

这是白求恩来到中国以后第一次近距离接近战场。

手术室搭建在距离发动袭击的公路以西12公里的地方。

第一个伤员于下午5点15分抵达。

白求恩得知路上只用了7个小时，感到很欣慰。

手术开始后不久，他们只能借助两盏马灯和手电照明。

手术室里只有剪刀发出的咔咔声和白求恩短促的指令。

他迅速，简洁，大胆的手术风格尤其适合战地救护。

他和其他五位医生轮流值班，40个小时内，一共为71名战士做了手术。

战斗结束后，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报告中写道：“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只有让医生接近战场，才可以大大降低伤亡率。

”
1939年的夏天，在湖南北部前线的无路区，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的林竟成开始带领他的医疗队渡过汨罗江前进到岳阳的第52军第195师野战医院。

部队的弟兄们初次看到戴歪帽子的医生和护士小姐，认为无限的新奇。

他们似乎发生疑问：“你们跟我们走吗？”当时我们在他们面前立下一个坚强的愿望，微笑地回答：“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的,你们到哪儿，我们也跟到哪儿去！”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林竟成和他的医疗队所在的岳阳及周边地区是日军的主攻方向。

因为初次跟着部队行军打仗，医疗队的队员们挑担子、推小车，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新的救护方式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战斗打响的时候，负伤的士兵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治疗，轻伤员在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可以立即重返战场。

【采访刘士永】：
救护总队的这种方式，非常的特别。

护士和医生是跟着军队走的。

它不是在后方的兵站医院，或者野战医院。

所以士兵是可以看得到护士在战场上穿梭，看得到这些医生在战场上面，甚至是救护车呼啸而过的镜头。

士兵觉得医护人员就在旁边那种安心的作用，要远比知道我如果受伤会被后送，要强大很多，眼见为凭嘛。

越来越多的医疗队开始接近火线。

在短暂而激烈的遭遇战中，医疗队常常直接处于日军炮火的射程之内。

很多时候，医生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噪声中实施复杂的外科手术。

甚至在炸弹落到医院四周的时刻，他们也不曾畏缩。

他们穿上白罩衣，戴上白帽子，走进手术室。

1939年的冬天，在长江下游的游击区，湿冷的天气困扰着医生和士兵。

记得那是冬天，伤兵的棉袄里藏满了虱子，大处尚好处理。

缝隙处只好用烙铁烫。

烫毕虱尸纷落，得用扫把扫，可见数量之多。

深入部队的医疗队渐渐发现，战壕里，伤兵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患病士兵的数量却比战争初期增加了三到四倍。

中国军队的卫生条件很差，战士们很少洗澡或更换衣服。

下级军官们不懂得在部队驻扎地附近设置厕所。

他们甚至觉得让士兵喝煮开的水都是浪费燃料。

军队里，不少士兵都感染上疥疮，而无处不在的虱子使得他们更容易患上回归热，斑疹和伤寒。

医疗队开始尝试将灭虱站设立在距离敌人五里地的前线，并且在战壕里为士兵们治疗疥疮。

在当时，由于经费紧缺，救护总队根本无法给部队配置专业的治疗设备。

我找了两个卫生稽查，改装53加仑的空汽油桶做成锅炉，烧热水，布置成一个简单的灭虱治疥站。

在56后方医院内，把较轻的伤病患者先行灭虱，洗澡，治疥。

在前线的部队里推行灭虱治疥，一开始并不顺利。

为了防止交叉传染，每一个士兵都得在灭虱站里，把衣服挂到木框架中，用铁锅里的蒸汽进行消毒。

他们沐浴之后，还得全身涂上一层治疗疥疮的硫磺液。

军官们认为灭虱治疥的过程太过繁琐，需要耗费大量的燃料和人力，而普通的士兵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很多人也拒绝予以合作。

工作开始时，由于灭虱器蒸汽温度不够，不能杀死虱子，伤员脱衣服洗澡后，换下的衣服不能取出，只好披着棉大衣等待。

为了不让他们着急，我们就组织唱歌，以活跃气氛。

队员们帮助伤员洗澡，歌声彼落此起，士气很高，通宵工作直到鸡鸣三唱。

1939年5月，正在贵阳的陈志潜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命令，要他前往家乡成都，开始一项特殊的医疗计划。

此时的成都刚刚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无数的受伤市民急需医疗救助。

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陈志潜惊奇地发现作为四川省省会的成都仍然没有任何政府主办的医院，而由教会办的少数医院和诊所远远不能满足病患的需要。

即使有充足的资金，要筹建和进行这样的项目也相当困难。

可是只给我3000元，相当于800到1000磅大米的价格去创办医疗援助项目。

就这么点钱，其它什么也没有，没有设备、没有房子和职员。

然而，毫无选择余地，我只有为受轰炸者尽我力之所能。

救治在轰炸中受伤的平民，几乎占据他全部的时间。

在成都的教会医院、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医科师生也加入到救护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