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东天山段的三座古城

丝绸之路东天山段的三座古城
作者：田海峰
来源：《大众考古》2021年第01期
东天山南麓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和北麓的北庭故城，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经略西域的历史见证，在维护中西交通畅通和促进东西文明交融中发挥着重要功用。

作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项目中的遗产点，三座古城在2014年6月15日卡塔尔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又名“雅尔和图”，城址位于今天吐鲁番市西10千米亚尔乡亚尔果勒村雅尔乃孜沟河床之间的一处柳叶形台地上。

交河故城因地势得名，西汉时期曾是车师国政权的治所，《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

”如今虽已不见车师故迹，但故城台地周缘沟谷中的河水仍旧绕城奔流不息。

西汉经略西域以降，交河故城所在的东天山南麓逐渐成为西汉王朝抵御匈奴犯边、巩固西域统治的战略前沿。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将领赵破奴一举攻破姑师国。

汉宣帝时期，车师国分裂，交河城成为车师前国治地。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日逐王降汉，车师前国归属西汉管辖。

魏晋时，北凉灭车师前国，控制了交河城。

随后，柔然扶植阚伯周为高昌王，交河城归属高昌国管辖。

李唐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以后，尤其是在灭高昌伊始，为巩固在东天山的统治，特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唐代诗人李欣留下“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优美诗句。

9世纪中叶以后，交河城隶属高昌回鹘政权，至13世纪末受战火影响以及战略位置的下降而渐遭废弃。

交河故城在历史上是重要军政机构的选址地，首先得益于其自身的天然防御优势，以整块台地为依托修筑城池，周缘绕河，三面临崖，台地崖壁高近30米，整体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其次，交河故城采用了“减地留墙”的独特建筑方式，即在原有台地生土面直接下挖筑城，交河故城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形制保存较为完好的生土建筑遗址。

城内主体干道两旁皆是既高又厚的墙体，所有建筑皆不面向街道开设窗和门，尤其是在街巷的狭窄处，墙修筑得更高。

可见交河故城内部建筑的部署也是以军事防御为首要考量的。

第三，交河故城本身地处西域交通要道，以唐代经略西域时期为例，自交河故城向北可经乌骨道、他地道，穿越东天山抵达北麓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北庭故城），向西北可经白水涧道至轮台（今乌鲁木齐至昌吉一带），向西南可经银山道至焉耆（今焉耆县）进入塔里木地区，向东可直抵西州治地高昌城。

交河故城重要的交通要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底蕴厚重的交河故城虽历经了千年沧桑，但大部分建筑形制和遗迹得以保存，成为我们探索其前生后世的重要线索。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河故城就引起诸多西方探险家的注意。

较为代表性的人物有俄国人奥登堡，他于1906—1907年抵达吐鲁番，对交河故城进行了调查和挖掘。

随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此考察，盗取了大量珍贵文物。

1928年，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对交河故城进行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对故城的建筑布局、方式以及沿用年代进行了初步推断，并在故城内发掘出土“毛诗简兮”“尚书大禹谟”“佛书善见律音义”“佛书音义”“为开元皇帝祈福文”等古籍写本残片。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考古文博事业迅猛发展，文物部门对交河故城进行了相对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局部遗迹的发掘，取得了一手测绘资料，为之后故城形制布局的相关研究夯实了基础。

随后孟凡人、李肖等先生相对系统地对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专业研究，基本理清了故城的形制布局。

交河故城所在臺地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南北长约1.65千米，东西最宽约0.3千米，台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城址建筑区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

总体而观，交河故城有南、东两处城门，其中南城门为正门，也是今天游览观光故城的入口，东城门在台地崖壁接近中间的位置。

两条南北向交通干道和一条东西向交通干道将故城分为衙署和居住区、寺院区及北部墓葬区。

我们由南城门进入，过瞭望塔，主干道由此分为两条支干道，分别穿过东边的官署遗址、西边的居住区，再向北可进入寺院区，正中位置依次为中心大塔和大寺院遗址，大寺院遗址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分别置佛寺一座，再由东北佛寺向前可抵达塔林遗址，塔林中央为一规模较大的金刚塔，以此为中心四缘各分布25座为一组的小佛塔。

台地的北端为墓葬区，多属唐西州时期遗存。

悠久的历史变迁、天然所赋的防御优势、独具审美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交河故城在丝绸之路古道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1993年，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了故城保护与修缮研究项目。

2014年，交河故城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交河故城在传承历史、佐证历史、阐释历史以及弘扬丝绸之路文明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东约40千米的二堡乡火焰山南麓，西距交河故城约50千米。

高昌得名由来已久，史载“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西汉末至魏晋初，中央政府于此设屯戍机构—戊己校尉，史称“高昌壁”。

晋咸和二年（327年）至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为高昌郡时期。

之后为高昌国时期，先后经历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和麴氏等五姓主政，期间皆以高昌城为王国治所。

唐王朝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攻灭麴氏高昌王国，遂设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其中西州与高昌县同治高昌城。

随着唐王朝在东天山统治的稳定，又将安西都护府自交河城移至高昌城。

之后，唐王朝在安西四镇的经略每遭挫折之时，均将安西都护府治所回迁至高昌城。

9世纪晚期，回鹘政权占据吐鲁番盆地，以高昌城为都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因回鹘亦都护家族长期执政，高昌城又得名“亦都护城”。

入元以后，回鹘亦都护王被迫东迁至今甘肃永昌一带，兴盛千余年的高昌城由此逐渐衰落。

1383年，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对高昌发动战争，高昌城严重毁损。

至明代高昌城彻底荒废，《明史·火州传》载：“火州又名哈拉，在吐鲁番东三十里。

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疆尤其是天山南的环塔里木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备受西方关注。

以英、俄、德、日为代表的列强诸国纷纷派遣考察队进入中国新疆的环塔里木地区，这些探险家打着考古探险的幌子，在进行测绘地理交通、刺探军事情报的同时，对诸多古迹也进行了疯狂肆意的盗掘。

高昌故城即是被破坏的遗址中较为典型的一处。

相比交河故城，西方探险家对高昌故城的调查与盗掘活动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

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植物学家艾尔伯特·雷格首先报道了高昌故城，并草绘了故城位置
图。

数年后，俄国旅行家格鲁姆·格兹麦洛再次探访并向外界报道了高昌故城及附近古迹的概况。

1909—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重点对高昌故城及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进行调查发掘，对遗址概况进行了勘测和拍摄。

1902—1914年，德国先后组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对吐鲁番地区进行了4次探险考察，其中3次均涉及对高昌故城的考察发掘。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领头，他对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科学测绘，并对故城及附近的佛教和摩尼教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大批壁画、泥塑及古代写本。

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考察由勒柯克主持，他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迹，震动考古学界一时的“摩尼画像”即为勒柯克在高昌故城西北角发现的。

此外，他在高昌故城可汗堡还发掘了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和“主客长史阴氏造寺碑”，2处佛塔基址也出土了一批佛经手稿，他的助手巴图斯还发现了稀有的景教文献。

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依旧由格伦威德尔主持，他再次对高昌故城内寺院遗址进行了挖掘。

斯坦因曾4次进入环塔里木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涉及高昌故城。

1907年，斯坦因首次抵达高昌故城进行考察。

1914年，他再次抵达吐鲁番，对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进行了简单绘制，同时挖掘了内城东南角寺院遗址、外城墙东北佛寺遗址以及内城东城墙外寺院遗址，出土许多小片粟特文文书、汉文文书以及回鹘写本。

1928年，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队员，对高昌故城进行了考古调查。

他在《吐鲁番考古记》中写到：“高昌城位于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落之间，当地人又称故城为‘伊底库特赛里’或‘达克阿奴斯城’，后者以吐峪沟‘麻扎之传说’而得名。

相传，在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之前，有六个罗马人来到此地，其中一名为达克阿奴斯的人最先筑此城，故得此名。

城址存有一片残墙、土堆。

故城周长约十里，城址的总体结构保存尚且完整，所存大宗建筑多集中于子城内的西北部，多是寺庙遗迹，呈穹窿形，土坯砌筑，所存建筑上残留有涂泥粉和彩绘。

”
新中国成立后，高昌故城的考古调查与保护逐渐得到重视。

基于高昌故城一百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我们目前对高昌故城基本的形制布局有了相对较为详细的了解。

现存故城有
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结构，城市功能分区明显，如官署区、商业区和佛教寺院区等均集中分布于故城不同处。

外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周长约5.44千米，南城墙长约1.42千米，北城墙长约1.32千米，西城墙长约1.37千米，东城墙长约1.32千米。

外城墙基厚约12米，夯土砌筑，夯层厚8—12厘米不等。

外城城墙具有显著的军事防御构造特点，筑有角楼和马面。

此外，考古工作者于2005年在西城门外发现瓮城遗迹，在外城墙外发现护城河、壕溝等遗迹。

闫文儒先生20世纪60年代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相对科学的考古调查，他基于实地考察研究认为，高昌故城的布局近似于唐代长安城，宫城位于故城北部，故城共有城门9座，其中南城墙开3门，其余城墙各开2门，外城东南部存在2处手工业作坊。

后据郑炳林先生考证，不仅高昌故城的整体形制布局受到中原皇城的影响，城门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汉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

吐鲁番阿斯塔纳171号文书《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往青阳门等处上现文书》中出现的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武城门和横城门，分别对应的是东垣南门、东垣北门、西垣南门、西垣北门、北门、北垣西门和南垣门之一。

外城内佛寺分布面积较大，宋代王延德曾记载高昌回鹘时期尚有唐寺50余处。

如今保存相对较好的仅东南小佛寺和西南大佛寺遗迹。

东南小佛寺仅可见修复后的佛塔建筑，整体形制呈现为圆形拱顶与方形塔身的混合构筑。

西南大佛寺遗迹由殿堂、经堂和僧房3部分组成。

主殿中心柱正壁原存坐佛像一尊，现仅见佛龛残迹。

佛龛周围分布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千佛雕像。

大佛寺区的其他建筑多为纵券顶及穹窿顶结构，具有典型的高昌回鹘艺术风格。

有关高昌故城手工业作坊遗迹，孟凡人先生认为在唐西州时期，高昌城的工匠和作坊有所增多，唐代文书记载的缝匠、苇匠、木匠、皮匠、画匠、油匠、杀猪匠、铁匠、铜匠、泥匠、弓师以及城作等，还有造纸作坊、酒坊和匠店等，均集中于高昌城内。

同时，市的规模亦有所扩大，出现了按照商品种类经营的行，如果子行、菜子行、米面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衣行及杂货行等。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千米，东西宽约0.8千米。

内城城墙仅存西城墙和南城墙遗迹，建筑结构为夯筑。

内城西城墙北端有城门，门内见一条长约40米、宽约2.5米的狭长通道。

有学者认为内城的始建年代要比外城早，修筑年代应不晚于4世纪初，且应是前凉和北凉时期高昌官署所在。

内城曾有沮渠安周的住所，而后捐为佛寺（陈凌，《丝绸之路的古城》）。

宫城位于故城最北部，即现在的可汗堡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0.2千米，南北宽约0.3千米。

阎文儒先生认为宫城可能修筑于回鹘高昌中晚期，晚于外城和内城。

宫城内现存遗迹较少，中间位置有一高约15米的塔式建筑，其东侧和北侧均为房屋基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疆尤其是天山南的环塔里木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备受西方关注。

以英、俄、德、日为代表的列强诸国纷纷派遣考察队进入中国新疆的环塔里木地区，这些探险家打着考古探险的幌子，在进行测绘地理交通、刺探军事情报的同时，对诸多古迹也进行了疯狂肆意的盗掘。

高昌故城即是被破坏的遗址中较为典型的一处。

相比交河故城，西方探险家对高昌故城的调查与盗掘活动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

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植物学家艾尔伯特·雷格首先报道了高昌故城，并草绘了故城位置图。

数年后，俄国旅行家格鲁姆·格兹麦洛再次探访并向外界报道了高昌故城及附近古迹的概况。

1909—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重点对高昌故城及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进行调查发掘，对遗址概况进行了勘测和拍摄。

1902—1914年，德国先后组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对吐鲁番地区进行了4次探险考察，其中3次均涉及对高昌故城的考察发掘。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领头，他对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科学测绘，并对故城及附近的佛教和摩尼教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大批壁画、泥塑及古代写本。

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考察由勒柯克主持，他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迹，震动考古学界一时的“摩尼画像”即为勒柯克在高昌故城西北角发现的。

此外，他在高昌故城可汗堡还发掘了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和“主客长史阴氏造寺碑”，2处佛塔基址也出土了一批佛经手稿，他的助手巴图斯还发现了稀有的景教文献。

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依旧由格伦威德尔主持，他再次对高昌故城内寺院遗址进行了挖掘。

斯坦因曾4次进入环塔里木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涉及高昌故城。

1907年，斯坦因首次抵达高昌故城进行考察。

1914年，他再次抵达吐鲁番，对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进行了简单绘制，同时挖掘了内城东南角寺院遗址、外城墙东北佛寺遗址以及内城东城墙外寺院遗址，出土许多小片粟特文文书、汉文文书以及回鹘写本。

1928年，黃文弼先生作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队员，对高昌故城进行了考古调查。

他在《吐鲁番考古记》中写到：“高昌城位于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落之间，当地人又称故城为‘伊底库特赛里’或‘达克阿奴斯城’，后者以吐峪沟‘麻扎之传说’而得名。

相传，在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之前，有六个罗马人来到此地，其中一名为达克阿奴斯的人最先筑此城，故得此名。

城址存有一片残墙、土堆。

故城周长约十里，城址的总体结构保存尚且完整，所存大宗建筑多集中于子城内的西北部，多是寺庙遗迹，呈穹窿形，土坯砌筑，所存建筑上残留有涂泥粉和彩绘。

”
新中国成立后，高昌故城的考古调查与保护逐渐得到重视。

基于高昌故城一百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我们目前对高昌故城基本的形制布局有了相对较为详细的了解。

现存故城有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结构，城市功能分区明显，如官署区、商业区和佛教寺院区等均集中分布于故城不同处。

外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周长约5.44千米，南城墙长约1.42千米，北城墙长约1.32千米，西城墙长约1.37千米，东城墙长约1.32千米。

外城墙基厚约12米，夯土砌筑，夯层厚8—12厘米不等。

外城城墙具有显著的军事防御构造特点，筑有角楼和马面。

此外，考古工作者于2005年在西城门外发现瓮城遗迹，在外城墙外发现护城河、壕沟等遗迹。

闫文儒先生20世纪60年代对高昌故城进行了相对科学的考古调查，他基于实地考察研究认为，高昌故城的布局近似于唐代长安城，宫城位于故城北部，故城共有城门9座，其中南城墙开3门，其余城墙各开2门，外城东南部存在2处手工业作坊。

后据郑炳林先生考证，不仅高昌故城的整体形制布局受到中原皇城的影响，城门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汉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

吐鲁番阿斯塔纳171号文书《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往青阳门等处上现文书》中出现的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武城门和横城门，分别对应的是东垣南门、东垣北门、西垣南门、西垣北门、北门、北垣西门和南垣门之一。

外城内佛寺分布面积较大，宋代王延德曾记载高昌回鹘时期尚有唐寺50余处。

如今保存相对较好的仅东南小佛寺和西南大佛寺遗迹。

东南小佛寺仅可见修复后的佛塔建筑，整体形制呈现为圆形拱顶与方形塔身的混合构筑。

西南大佛寺遗迹由殿堂、经堂和僧房3部分组成。

主殿中心柱正壁原存坐佛像一尊，现仅见佛龛残迹。

佛龛周围分布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千佛雕像。

大佛寺区的其他建筑多为纵券顶及穹窿顶结构，具有典型的高昌回鹘艺术风格。

有关高昌故城手工业作坊遗迹，孟凡人先生认为在唐西州时期，高昌城的工匠和作坊有所增多，唐代文书记载的缝匠、苇匠、木匠、皮匠、画匠、油匠、杀猪匠、铁匠、铜匠、泥匠、弓师以及城作等，还有造纸作坊、酒坊和匠店等，均集中于高昌城内。

同时，市的规模亦有所扩大，出现了按照商品种类经营的行，如果子行、菜子行、米面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衣行及杂货行等。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千米，东西宽约0.8千米。

内城城墙仅存西城墙和南城墙遗迹，建筑结构为夯筑。

内城西城墙北端有城门，门内见一条长约40米、宽约2.5米的狭长通道。

有学者认为内城的始建年代要比外城早，修筑年代应不晚于4世纪初，且应是前凉和北凉时期高昌官署所在。

内城曾有沮渠安周的住所，而后捐为佛寺（陈凌，《丝绸之路的古城》）。

宫城位于故城最北部，即现在的可汗堡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0.2千米，南北宽约0.3千米。

阎文儒先生认为宫城可能修筑于回鹘高昌中晚期，晚于外城和内城。

宫城内现存遗迹较少，中间位置有一高约15米的塔式建筑，其东侧和北侧均为房屋基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疆尤其是天山南的环塔里木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备受西方关注。

以英、俄、德、日为代表的列强诸国纷纷派遣考察队进入中国新疆的环塔里木地区，这些探险家打着考古探险的幌子，在进行测绘地理交通、刺探军事情报的同时，对诸多古迹也进行了疯狂肆意的盗掘。

高昌故城即是被破坏的遗址中较为典型的一处。

相比交河故城，西方探险家对高昌故城的调查与盗掘活动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

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植物学家艾尔伯特·雷格首先报道了高昌故城，并草绘了故城位置图。

数年后，俄国旅行家格鲁姆·格兹麦洛再次探访并向外界报道了高昌故城及附近古迹的概况。

1909—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重点对高昌故城及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进行调查发掘，对遗址概况进行了勘测和拍摄。

1902—1914年，德国先后组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对吐鲁番地区进行了4次探险考察，其中3次均涉及对高昌故城的考察发掘。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领头，他对故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科学测绘，并对故城及附近的佛教和摩尼教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大批壁画、泥塑及古代写本。

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考察由勒柯克主持，他在高昌故城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迹，震动考古学界一时的“摩尼画像”即为勒柯克在高昌故城西北角发现的。

此外，他在高昌故城可汗堡还发掘了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和“主客长史阴氏造寺碑”，2处佛塔基址也出土了一批佛经手稿，他的助手巴图斯还发现了稀有的景教文献。

第三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依旧由格伦威德尔主持，他再次对高昌故城内寺院遗址进行了挖掘。

斯坦因曾4次进入环塔里木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涉及高昌故城。

1907年，斯坦因首次抵达高昌故城进行考察。

1914年，他再次抵达吐鲁番，对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进行了简单绘制，同时挖掘了内城东南角寺院遗址、外城墙东北佛寺遗址以及内城东城墙外寺院遗址，出土许多小片粟特文文书、汉文文书以及回鹘写本。

1928年，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队员，对高昌故城进行了考古调查。

他在《吐鲁番考古记》中写到：“高昌城位于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落之间，当地人又称故城为‘伊底库特赛里’或‘达克阿奴斯城’，后者以吐峪沟‘麻扎之传说’而得名。

相传，在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之前，有六个罗马人来到此地，其中一名为达克阿奴斯的人最先筑此城，故得此名。

城址存有一片殘墙、土堆。

故城周长约十里，城址的总体结构保存尚且完整，所存大宗建筑多集中于子城内的西北部，多是寺庙遗迹，呈穹窿形，土坯砌筑，所存建筑上残留有涂泥粉和彩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