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古今图书集成_与方志

总第77期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1期Ser ies77Journal of inner Mo ng olia T eachers Colleg e fo r the Natio nalities Issue1.　1999
《古今图书集成》与方志
裴　芹　李智海
大量引录方志文字,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一个鲜明特色。

大量引录方志文字,一方面丰富了《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提高了它的文献价值,一方面对古代方志进行了一次内容分类总汇,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方志文献资料,反映了清初编修地方志的盛况,对今天方志编纂与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古今图书集成》引录方志文字数量之巨大,种册之繁多,在古代类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据笔者不十分精确的统计,其引录的方志近两千种,有一统志、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山志、水志、乡土志、方物志、人物志以及图经、乘、记等等;其中的志还有古本、故本、旧本、旧志、新志、续志等不同版本。

《古今图书集成》所有的典和绝大多数部里,都有征引自方志的材料。

其中《舆地汇编》的《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比较集中,所占篇幅比重也更大。

从篇幅上看,《方舆汇编》2144卷,占全书一万卷的21.44%,亦即五分之一还多。

其中《职方典》基本上是由方志文献材料构成的,只是在艺文、纪事、杂录、外编项目中引有一部分非方志文献。

《职方典》在《古今图书集成》三十二典中篇幅最大,有1544卷,占全书的15.44%,是典平均篇卷的五倍。

《坤舆典》、《山川典》、《边裔典》中的方志材料比重也很大,例如《山川典・河部》,征引的方志达100多种。

《理学汇编・经籍典》的“地志部”、“山经部”集中引录了方志编修历史资料、方志书目、清初通志、府志的序言以及修志人物、遗事等等。

上述情况,足可见出方志对《古今图书集成》重要作用,大量引录方志文字才使得它形成巨大躯体,居于今存古代类书之冠。

大量引录方志材料,还提高了《古今图书集成》的文献价值。

《集成》所引方志以清初编修的居多。

因此,它对清史研究更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认为,它对于清史研究的意义,一是提供一部分清史资料,……一是因为它汇集历代有关资料,阅之可见到前代的情况,便于作纵贯的研究。

”冯先生例举了《职方典》676卷苏州府部《嘉定县志》中“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讼,其风大半起于田土”一则记载,且说“是很难得的”。

方志多是官修的,往往对当政者多歌功颂德之词,难免有褒美失实的文字。

但因为较其它文献距离实际近,因而有较大的真实性。

《古今图书集成》保存了一些今已佚失的方志文字,是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的。

《古今图书集成》编成于康熙朝,印成于雍正四年,距今已有两个半世纪了,随着光阴的流逝洗涤,《古今图书集成》征引的方志中,有的现在已看不到了,征引在《集成》的方字,就愈显得宝贵。

笔者在查检中发现,《集成》征引过的方志,如《保州府志》、《思恩府志》、《氵郭县志》、《建昌五卫总志》、《松潘卫志》、《大渡河千户所志》、《叠溪守御千户所志》、《天全六番志》、《石柱宣抗司志》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都未著录,极大可能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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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古今图书集成》研究的一部分。

已经不存人世了。

征引到《古今图书集成》里的文字,不仅有力地证明它们曾经出世流传,而且还可据此去推想它们的原貌。

《古今图书集成》征引的方志材料,有的还具有引发或启迪我们思考作进一步探究的作用。

“地志部”收录了《重修顺天府志20卷》本的直隶巡道吴莱的序文。

《方志综录》、《联合目录》著录有辑自《永乐大典》的抄本、万历21年的6卷本、康熙二十四年的8卷本,均未有20卷本,也不显吴莱的姓名。

是《图书集成》征引有误,还是20卷本失传,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地志部”还收录有佘云祚《重修广东广州府志60卷》的序文。

查《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有54卷本,题曰《新修广州府志》,康熙12年抄本。

仅北京图书馆有收藏,且缺1—3、5、6、25、35、36、54卷。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与《综录》相同。

我想“广州府部”引录的《广州府志》与“地志部”收录的序文应该是同一部书,那么,“广州府部”里的《广州府志》文字,就是《重修广东广州府60卷》本的文字了。

现在的方志目录与论著,都认为我国最早的《台湾府志》是蒋毓英纂修的10卷本,蒋系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首任台湾知府。

《集成》“地志部”收录了《皇清新修台湾府志　卷》(该部目录著录为《台湾郡志》)的“知台湾府臣陈火廷章序”。

乾隆朝范咸修的《台湾府志》中的职官表,依次标列台湾知府的姓名,没有陈火廷章。

其中有位陈王宾,他先后任台湾县令、台厦道,后升为偏沅巡抚、福建巡抚兼浙江总督。

陈王宾《清史稿》中有传,广东海康人,字眉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存目》中著录有他的《清瑞集八卷》,言“字文焕,一字眉川”。

由此判断陈火廷章与陈王宾系两个人。

陈火廷章的序文中云:“若遐荒渤溟之区,匪惟稗乘弗录,即泛槎周览犹如望洋,又安能登诸负版哉?”这些字句表明陈火廷章所知,他之前尚没有台湾府志。

陈氏序文末尾云:“火廷章滨海鲰生,欣逢盛治,愿扶杖而观德化,谨搦管而书见闻,稍为辑略诠次,以裨采风考览,非敢为文献足征,抑亦绘素之端云尔,谨列其目如左。

”由这一段文字分析,陈火廷章“书见闻”而成的书,或许还要早于蒋毓英的《台湾府志》,或者是《集成》的误引。

我国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成果辉煌,且逐渐形成了以官修为主的格局。

隋代炀帝大业中,普诏天下,要求全国各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成为我国历史上国家明令修志的开端。

唐朝则进一步规定全国各州每三、五年一造图经,上报给朝廷。

宋代,图经渐次改称为志。

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内容都有很大发展,方志的纂修达于成熟时期。

元代,方志发展陷入逆转之境,修志之举较为冷落,但也产生了价值很高的总志之作——《大元一统志》。

方志纂修到明代出现兴盛局面。

明太祖朱元璋上台不久,便倡修志书。

他的后继者于此也相当重视,不断下诏号召。

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下达了《纂修志书凡例》,明文规定了志书类目的名称、内容、如何编写等事项。

明代历朝皇帝的重视,使得明代方志的数量、品类均超越往古。

清代方志的编修更加发达,可谓是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

这可能是方志发展的大趋势所致,亦即方志纂修传统的巨大影响。

另外,清代满族以关外异族入主中国,为更好地实行其统治,更加迫切了解掌握各地情况,修方志则是一项重要措施。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廷都曾诏令修志,其中康熙、乾隆两朝方志成果更为辉煌。

“据不完全统计:……康熙、乾隆时期分别修过1372和1100种。

”(见朱士嘉《清代地方志史料价值》)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进奏,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用。

康熙皇帝采纳了卫的建议,诏令各地设局修志,上集翰林院,且责成学正检查志书的质量。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下令限三个月完成。

康熙二十四年(1685)再次敕令各地纂修府州县志。

康熙帝还将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做为样板颁行全国。

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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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不仅通令所属府、州、县编修方志,同时还颁发了修志牌照,提出凡例二十三条,对时代断限、材料取舍、文字详略、史实考订、叙事先后,以及地图绘制,都作了详细规定。

在康熙皇帝的倡导敕令下,方志编修取得显著成果。

在清代各朝中康熙朝所修方志数量最多。

而征引到《图书集成》中的自然不是康熙朝所修方志的全部,因为它编成于康熙朝末年,它将近编成时和编成之后形成的方志自然是不可能征引进去的。

“地志部”引录的“皇清敕修”、“重修”、“新修”的通志、府志序言(序略) 134篇。

征引的清代的方志一千三百七十多种,与当时实修的方志可能稍有出入,但所差甚少,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清初方志的一次总汇与检阅。

《古今图书集成》对方志的汇总与检阅可以《职方典》为例来说明。

“职方”典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是其中的一篇,讲职方氏的职掌,叙述九州的区域和境内的山镇、泽薮、川浸、物产、男女、畜种和谷类,进而说到九服的远近、分封和巡狩。

《图书集成》的《职方典》汇集的是清朝初年政府直接统治地区的有关资料,更确切地说是康熙朝各行政区域的有关资料。

据《职方典・总部・汇考》中的一条按语讲:“我皇清万年,大一统之业,定鼎京师,而以盛京为留都,改明之南京为江南,设布政司,湖广、陕西亦设布政司二:天下凡布政司十有七、府一百六十有二、州二百三十有六,县一千一百七十有三,东极于海,西极于昆仑,南则海外台湾,皆列郡县,北则四十八家蒙古皆备外藩,猗欤盛哉!我皇清功德之隆,幅员之广,洵超千古矣!”《职方典》基本上以府(或相当于府的州)为部的,而又有所变通。

典设总部,各省也设总部,计有京畿、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京畿包括京师和直隶(即畿辅)。

对一部分边远地区的卫、宣抚司、长官司、守御所、土司也设为部。

部下设项目。

《职方典》的项目有两个明显特点。

其一是典总部的汇考“变志表之体,依编年之例,特从我皇清创业开基以及声教四讫”;其二是汇考项目十分庞大,且分出许多子项目,一般有:建置考、疆域考、星野考、山川考、水利考、城池考、关梁考、封建考、公署考、学校考、户口考、田赋(赋役)考、兵制考、物产考、风俗考、驿递考、祠(坛)庙考、寺观考、古迹考、陵墓考、漕运考、海运考、河防考、盐政考,以及××人(少数民族)考,每考子项目下标明引录出处。

总的情况看,引录通志、府志的为多,有单引通志、府志、县志、州志的,也有数种合载的,还有引录明代通志、《明一统志》的。

还有引录某通志、某府志而以其他方志补充的,其情况又有两种:一是在某条目下以按注形式补充:“按某某志如何如何”。

一是在引录的通志、府志文字之后再集中引录县志、州志的文字作补充,且另行标明××县志、××州志。

《图书集成》是以当时的方志为原始材料的。

因为种种缘故,那些方志规模不等,内容不齐,体例不一,要加以剪裁组织也很不容易。

地方志的编修各地相当不平衡,开发早历史长的地区,方志基础就好,相反边远落后地区,方志就差,种类少,水平低。

即使在文化发达、方志基础好的地区,也有缺略不全的现象,例如顺天府,明代的府志,清初已经缺略;真定府部由于“真定旧志残缺已甚”又“无新志”,“今只照通志摘出,殊多缺略”由于上述原因,《职方典》各府部的篇幅悬殊非常大,顺天府部、开封府部、西安府部、杭州府部篇幅都较大,顺天府部多达47卷,而有的府部竟不足一卷,有的府(卫、所)没有方志,或者虽有也十分粗略,只得从通志或其他相关方志、文献中引录有关该府的材料。

贵州省的贵阳府部、思州府部、思南府部、镇远府部、石阡府部、铜仁府部、安顺府部、都匀府部、平越府部、咸宁府部引录的都是通志里的材料。

广东黎人、岐人部本身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自然不会有相应的专门地方志,引录的材料涉及通志、《明外史》和十四、五种地方志。

《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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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集成・职方典》引录方志,详者详之,略者略之,具体地反映了清初既有方志的基本面貌,无疑是一次全面的检阅。

对以后的方志编修有很生动的督促指导作用。

《职方典》各部内,还征引有非方志文献材料,包括史书、总集、别集、碑文、笔记、小说等等,是对方志的重要补充,对以后修志有一定参考价值。

《集成・职方典》引录的文字经过一番选择、对比、审价,尽量求得内容齐全、文字简约。

《大名府部・田赋考》引录府志的文字后,又并录了《畿辅通志》的文字,其原因是:“府志系康熙十一年修。

通志所载较略,但通志系康熙二十一年修,十年相去应有不同,故并录通志于府志之后。

”同一事物,不同志书中记载可能不完全一样。

一般来说,通志、府志的编写水平较高,但涉及某一地方的事物,县志的记载又可能更加实际,遇有这种情况,《职方典》以按语的办法,予以说明。

例如,《汉中府・古迹考二》引录的文字是“《明一统志》、通志合载,”有一条目云“博望候张骞墓,在县西五里……”下有按语云:“通志二十三里,府志在县东二十三里,今从县志。

”以上这个例子说明,《古今图书集成》编辑《职方典》,不仅仅是对方志文字的简单剪接分类,而对所选录的文字作了相当的审查与考究,使之更加信实。

这种认真求实精神对编写方志,避免以讹传讹的现象是十分重要的。

康熙朝颁诏各地修方志,其直接目的是为编纂《大清一统志》作准备。

可能是因为三藩之乱等政治、军事原因,一些地方的方志未能按时编出,《大清一统志》难产。

雍正朝也曾下令修地方志,且进而编写《一统志》,也未完成。

《大清一统志》一直到乾隆八年(1743)才成书问世。

乾隆二十五年(1755年),因平定准葛尔部、府州县的分并改隶、职官的增减移驻,又诏令重修《大清一统志》,于四十九年(1784)刊行。

嘉庆时再一次重修,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

五百六十卷,“内容丰富,考订精详,是一本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志,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辞海》语)。

从清代编写一统志的历史看,康熙皇帝是其发轫者,而《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朝方志的总汇,其《职方典》可以说是清代一统志的受了孕的胚胎。

当然《古今图书集成》不是一统志,编者对此十分清楚,这在《凡例》中有明确的说明:“我国家幅员无外,今独立《职方》一典,亦一统志之规也。

然一统志中于沿革只记其代,山川只列其名,关隘、驿传只志其地,户口、财富只详其数,风俗节序只存其概。

今则于通志、府、州、县志所已有者,皆分为各考,详列于前。

而凡史传所载有关于地方利害者,悉按年代入于纪事,则灾变求禳之宜,山川、关隘防守之要,水利蓄泄、驿递增减之法,移风易俗,休养生息之方皆备马焉。

至于山川古迹,古今互异,或传讹附会,地方大事之是非得失,或各为意见,或各有辩证,则归于杂录,此则较一统志从详者也、若其职官、选举、姓名,各省已有专书,人物则各典已有列传,可不重及,此又较一统志从略者也。

”在《大清一统志》未出世前,它承担了一统志的作用,当一统志问世之后,它依然保存了一统志未能包括的重要资料,有一统志未能替代的价值。

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方面的文献。

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同时期便有所不同。

因而方志需要过一段时期,进行重修。

然而,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都有其继承延续性,记录过去情况的方志,便成为今日研究有关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今图书集成》引录的方志,多数还存世,一部分已经失传,无论那种情况,对今天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是一笔重要的方志遗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在撰写此文的同时,还编制了《古今图书集成方志书目辑录》,以为有志于研究、使用《古今图书集成》的同仁提供一点方便。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师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　白万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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