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礼金行为的刑法规制

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出于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考 虑，赠与合同的立法建构中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即采取各种措施偏向赠与一方。
法律的这一价值判断折射到现实的人情交往 中，会在“送礼者”和“收礼者”之间形成一种适当回 报的天然义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义务可能是 等价值的礼金或物品，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由 于背后代表的是公权力，有可能使得这种义务发展 成为情权钱三者交易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当“送礼 者”与“收礼者”具有上下级关系或者是职权、职务 上的制约关系时，“送礼”很难不被人认为是一种长 期情感投资，成为引爆腐败犯罪的“导火索”。
【刑事法学论坛】
收受礼金行为的刑法规制
茅 莹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可能意味着接受长期情感投资，进而演化为受贿罪。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 和司法实践的紧迫需要要求对此进行刑法规制。然而非法收受礼金与正常人情往来难以界定，“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构成要件成为入刑的现实障碍。通过分析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比较收受礼金行为与受贿行为，宜取消“为他人谋 取利益”，转而升格为加重处罚情节加以规制。
〔关键词〕 收受礼金；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罪 〔中图分类号〕ＤＦ６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５０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６－０４
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一 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有喜 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 抬棺材，是 生 活 上 的 互 助 机 构。［１］这 种 扎 根 于 传 统 社会结构的 “互 助 ”观 念 使 得 礼 尚 往 来 成 为 我 国 人 情往来的传统习俗。当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圈子的中 心势力，送礼收礼就不再仅为情感沟通，而可能演化 成为“情感投资”。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 定收受贿赂的行为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礼 金进而可能异化成为腐败犯罪的避风港，使得这一 危害社会的行为游离于法律的空白地带。为了平衡 保护国民情感和遏制以礼代贿的腐败现象，需对收 受礼金这一掺杂着权力、利益以及人情的行为应否 受到刑法规制进行理性分析。
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惩治力度，标本 兼治、注重事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政策和 战略，［５］在腐败犯罪立法中实施零容忍刑事政策被 重新审视。轻微的腐败现象往往会积累成重大腐 败，“破窗理 论 ”启 示 我 们，如 果 不 对 收 受 礼 金 这 种 “灰色腐败”加以规制，那么这种无序的现象就会向 社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号，表明人们可以容忍这种 “潜规则”，进而麻痹“收礼者”的神经，刺激国家工 作人员滑向受贿犯罪的深渊。因此，有必要贯彻零 容忍的刑事政策，对收受礼金这种轻微腐败采取强 有力的控制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１７ 作者简介：茅 莹（１９９５－），女，浙江台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７６
第 ３１卷 第 ３期
茅 莹：收受礼金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贪腐犯 罪 的 刑 事 政 策 “厉 而 不 严 ”的 特 性 日 渐 显现，即整体犯罪圈在扩大，但具体个罪的犯罪圈在 缩小，［４］对腐败犯罪的治理造成了阻碍。
（三）重视司法实践的紧迫需求 立法的空白造成了司法的尴尬，司法实践对于 收受礼金行 为 入 刑 具 有 紧 迫 需 求。根 据 我 国 《刑 法》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成立的必要 条件，而对于 收 受 礼 金 的 行 为 而 言，“送 礼 ”持 续 的 时间往往较长，当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时，可能还未发 生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因此，实践中一些被指控为 受贿罪的犯罪嫌疑人就以自己收受财物的行为属于 正常的“人情往来”辩解脱罪。办案人员为获取“为 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只能依据 ２００３年最高法下 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 济 犯 罪 案 件 工 作 座 谈 会 纪 要》，试图证明行为人收受礼金时曾经做过“承诺”， 但想以“口供”打开侦查的口子可谓难上加难。［６］ 对于那些以收受礼金之名进行的权钱交易，由 于缺乏具体 证 据，实 践 中 多 数 最 终 只 是 依 据 《中 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规 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即使上升到刑事犯罪层面充 其量只能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最高刑罚与受贿罪的死刑或终身监 禁无法相提 并 论，两 相 对 比 之 下，“收 礼 者 ”面 对 连 年收受礼金所能积累的巨额财产的诱惑，就会选择 铤而走险，也难怪在三令五申强调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情况下，仍有大量官员无视党纪法规，顶风作案。 二、收受礼金行为入刑的现实障碍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限定范围 过窄 “送礼者”对国家工作人员奉送礼金进行的“情 感投资”，虽然披上了 “人情往来”的伪装，但对于 “收礼者”而言，其对于“送礼者行为与
（二）审视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 回顾受贿罪的刑事立法，可以从中窥探出我国 刑事政策的演变。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行为人只要 实施了受贿行为即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没有设 置其他条件限制，注重事后预防。１９９７年《刑法》修 订时设置贪污贿赂犯罪专章，增加了数个罪名，但在 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增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以及数额标准。这一规定将“受贿犯罪”与 “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加以区分，目的在于限 缩受贿罪的打击范围，防止法律过多地干涉道德的 范畴，［３］符合当 时 我 国 贯 彻 的 “惩 罚 少 数 以 教 育 挽 救多数”的 刑 事 政 策。 随 后 几 个 刑 法 修 正 案 出 台，
２０１８年 ９月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Ｓｅｐ．，２０１８ 第 ３１卷 第 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３
一、收受礼金行为入刑的考量因素 （一）警惕“赠与合同”的潜在危险 礼金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为了表示敬意或 庆贺所 馈 赠 的 现 金 或 者 财 物。 从 这 一 点 上 说，“送 礼”这一行为可看作是“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签 订了无偿的“赠与合同”，是“送礼者”单向的、不求 回报的自愿行为。但正如蒙田所言，赠予的本质包 含野心和特权，受赠的本质则包含顺从。在这一法 律关系中，“送礼者”无对价而支付利益，“收礼者” 不负担任何对等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２］双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