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世说新语_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收稿日期:　2008-10-26
基金项目:　本文是贺州学院科研项目“《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文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08ky08作者简介:　蒲日材(1972～),男,广西岑溪人,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蒲日材
(贺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贺州　542800)
摘　要: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

“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世说新语;才;价值观;魏晋风度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8233(2009)01-0123-04一、《世说新语》品评人物时
的重“才”倾向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品评魏晋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志人小说,它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

据笔者的统计,全书出现“才”字、以“才”字来品评人物的共有85条之多。

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魏晋不同的历史时期,“才”的内涵各有所不同。

在汉末魏晋之际,天下三分,时局动荡,出于现实的需要,此时人们所重之才多为治国用兵之术,
《识鉴》2云:
曹公问裴潜曰:“卿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以为治。

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
裴潜对刘备的看法,无论是居中原的乱人还是守
边险的霸主,都是着眼于其政治才能,与乔玄对曹操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的评价是一样的意思。

这
种政务能力,笔者把它称为“治才”,这是在汉末魏初
形成的一种新的人才价值观。

因为在这之前的人物
品评,人们注重的往往是人物的“德行”,是“依据儒家
所宣扬的道德来衡量的”。

[1](P290)
《政事》门叙述的大
多是一个人的政务才能。

“治才”注重的是对社会、对
政治的实际参预能力,是带有功利性的。

曹丕即位后,以九品中正制替代了汉末的“月旦评”,于是人物品评原来带有的严肃的政治性色彩大
大减弱了。

后来司马氏集团在与曹魏集团的争权斗争中大肆戮杀异己,使得士人普遍失去了政治热情,
平日皆言及玄远,语不及政,于是善清谈就逐渐成为了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

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格魅力,不在乎他的“德行”如何,“治才”如何,而是他是否能清谈。

《文学》17云: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

“为人薄行”的郭象,却是人们倾慕的对象,因为他有“俊才”。

参照其他条目可知“俊才”之内涵。

《赏誉》
26云:“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

”当时清谈的领袖王
衍说“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文学》32)。

《文学》19记载他与裴遐清谈时“才甚丰瞻,(遐)始数交未快。

”可见郭象之“俊才”指的是他谈玄时所体现出来
的口才学识。

这学识口才笔者称为“辩才”。

在举世崇
尚清谈的魏晋时代,“辩才”是评价一个人的关键所在,
是一个人是否享有崇高声誉的主要因素。

《世说新语》
津津乐道地记载了一些名士们的辩论轶事: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

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

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

宾主遂至莫忘食。

殷乃语孙曰:“卿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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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No.1
百色学院学报
J OU RNAL OF BAISE UN IV ERS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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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文学》31)
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

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

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

尔昔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文学》20)
孙盛和殷浩都是清谈名家,在这场不分上下的辩论大战中,饭食四次“冷而复暖”,无论是宾客还是主人都被这精彩的场面吸引住了,以至于“至莫忘食”,最后是在孙、殷二人恼羞成怒的对骂中结束。

而本来就体弱的卫玠因为与谢鲲的“达旦微言”而一病不起,直至后来英年早逝,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清谈的魅力。

可见“辩才”对于一个人人格魅力生成的重要性,它已远远超越了“治才”成为了品藻人物的主要标准。

魏晋之际政治黑暗,人们谈玄本是出于政治避祸的现实需要,此时的“辩才”是具有实用的政治目的的;另一方面,谈玄内容虽是以老庄哲学为主与政治无关,然而谈玄需要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出色的口才,在一定程度上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才能。

因此“辩才”也还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

《文学》53云张凭就借“清言”折服刘惔,而后被推荐、任命为太常博士。

然而,随着司马氏篡权成功建立晋朝,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斗争的局面消失了,“痛苦的背景没有了,光明的向往取消了”[2](P180),晋朝的清谈“成了名士们高贵生活的点缀”[3](P38)。

清谈本来就注重言辞音调的美妙,此时更是往这方面发展:因论《逍遥游》。

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

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文学》36)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从咸称善。

(《文学》55)
毫无疑问,这里的“才藻”是指清谈时行如流水的才思、美丽精妙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音调。

到了东晋,清谈时更加注重的已经不是谁在义理上能站得住脚,而是其辩论语言是否新奇华美,辩论口才与风度是否能够折服别人:
支道林、许掾诸人在会稽王斋头。

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

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文学》40)
辩论的内容已不重要了,甚至是辩论的结果也已不重要了,众人“但共嗟咏二家之美”,注重的是在辩论时所体现出来的风度美。

审美取向取代了实用价值,这时的“辩才”已具有了审美意义。

政治黑暗促成了谈玄之风,谈玄之风气又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更让人们感受到个性价值在人格塑造中的重要性,于是从正始开始人们为了更突出自己的人格魅力,一方面除了追求文才学
识、清谈之术外,一方面更加注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子敬素好琴。

(《伤逝》16)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

(《栖逸》1)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

(《任诞》17)
这里的“才”和治国用兵的“治才”不同,和个人价值的“辩才”也不同,它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它是非功利的。

追求个人在琴棋书画等方面的专长,和治国用兵并无什么必然联系,一个人在琴棋书画等方面有特长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治才”。

所以这里的“才”是具有审美性质的,它纯是指“艺术之才”,简称为“艺才”。

在魏晋时,在人物品评“治才”退居次要地位后,人们对“艺才”的追求和“辩才”是同时发展的,有一则故事说明了在晋代人们对“艺术之才”的重视: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

”公曰:“外人论殊不尔。

”王曰:“外人那得知?”(《品藻》75)
“从外人论殊不尔”看,王子敬的书法(包括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引起了名重当时的谢安的注意,而且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在魏晋,人们对艺术才能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书法、画画、音乐、舞蹈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魏晋士人几乎都以艺事见称于世,且都是一些多才多艺之人: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

(《巧艺》8)
《晋书.戴逵传》云:“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绝妙,时人莫不惊叹。

”为此,《世说新语》专门设有“艺才”门———《巧艺》。

《巧艺》门里记载的全是魏晋士人的爱好特长。

人们对于这种自身的才艺追求报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谢太傅:“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巧艺7》)
本条注云:“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

”《文学》98注又曰:“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

”正是因为在“艺才”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才导致顾恺之忽略了生活上的细节逻辑,其日常生活上的“痴”,正说明了他对艺术热爱之深。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的重“才”倾向,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而内涵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分别偏重于“治才”、
“辩才”、
“艺才”,虽然说这种不同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界截然分开(它们往往是互相交叉参杂,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其变异的轨迹还是大致可寻:即由带有社会功利性的政治才能(“治才”)向半非功利性的口才学识(“辩才”)转向,最终过渡到非功利性的爱好专长(“艺才”)上。

《世说新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异的魏晋士人人才价值观最终促进了人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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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学甚至是中国美学的形成,那就是魏晋风度。

二、魏晋士人的人才价值观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也称魏晋风流)是六朝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发源于魏晋士人对人格美的评赏。

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偏爱有加,从各个方面用最优美的词语对它进行阐述。

冯友兰认为,构成真风流的条件是“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4](P323);宗白华云,“晋人之美,美在神韵。

神韵可以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外物的自由精神”[5](P185);李泽厚说,《世说新语》“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6](P85);王能宪也说,“作为一种人格美意义上的风流,一般来说,乃是特指魏晋士人那种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7](P113);有的学者干脆从《辞海》里风度的定义出发,把魏晋风度的具体内容理解为“言谈之美简、雅、趣;举止之美美、神、自然;态度之美宽容、理解、沉着冷静”三个方面[8]。

每个人的论述都不尽相同,冯友兰、宗白华纯是从人的内在品质方面论述,王能宪与之相比多了一条外在的“脱俗的言行”,李泽厚比王能宪又多了一条外在的“漂亮的风貌”。

但综合起来看,这些分析不外乎是着重在这两个方面:美姿容,好神情。

他们都没有提到上文所谈的“才”!
魏晋风度的形成发源于魏晋士人对人格美的评赏,从《世说新语》我们知道,魏晋士人在品评人物时是特别的重“才”。

因此,笔者个人觉得,在考察“魏晋风度”的构成时,如果忽略了“才”这一要素,多少显得有点不尽如人意。

魏晋风度是一个美学名词,而如前文所述,“才”———特别是“辩才”、“艺才”也具有很多审美意韵,甚至是纯审美意韵。

因此,“才”在魏晋风度的形成中也应有着重要作用,它也是魏晋风度构成的重要要素。

在《世说新语》中,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的“辩才”,倾心醉心于他们的“艺才”,并非尽是出于求名心理,也不全是将其视为名士身份的一种点缀,而是这些才华所体现出来的意趣与他们所追求的高雅洒脱、气韵风神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雅量》2云: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

索琴弹之,奏《广陵散》。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

文王亦寻悔焉。

对音乐的热爱是魏晋士人普遍的特点,上至豪门贵族,下至民间艺人,“妙解音乐”者甚多。

或弹琴鼓瑟,或击鼓吹笙,或轻歌漫舞,或著书立论。

是否知音解律成为名士的首要条件,“夫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曹植《与吴质书》)。

嵇康就是这么一个极负盛名的音乐家,他“少好音声,长而玩之”(《琴赋》序);通晓乐器,尤精琴艺,其奏《广陵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仅如此,他还围绕音乐的社会功能与自身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写有著名的《声无哀乐论》。

与以前儒家所谓的乐教不同,他对音乐的喜爱、欣赏、追求不是出于什么政治伦理道德,而是把音乐与玄学所追求的绝对自由联系起来,认为音乐本身之中深深地隐藏或蕴含着一种人所特有的并引以为荣的最珍贵的东西,人们在音乐中可以体悟玄学的空灵飘渺,在音乐的净化下可以达到一种人格美风度美。

从而音乐由道德人伦的载体转化为玄学自然本体的“道”,自身具有了审美娱乐个性。

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嵇康在临刑东市面对屠刀时,仍然从容不迫、
“神气不变”地索琴而弹,让倾注了一生情愫的《广陵散》再次奏响,在琴声中寄托对生命、对自由的热爱,用鲜血浇灌凄艳的艺术之花。

于是,短暂的生命得到了超越变成了无限,琴德与人心浑然一体,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音乐赋予了嵇康生命之美,临刑前的这琴声,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审美的生命境界,使他一生的风度达到了最高峰。

可以这样说,嵇康的“琴艺”是他风度构成的重要因素。

乐艺如此,“辩才”更是如此。

在举世崇尚清谈的时代,能否清谈是一个人进入名士行列的条件,而高超的清谈才能则既是让人倾慕的原因,也是风度形成之所在。

《文学》6云:
何宴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

王弼未弱冠,往见之。

宴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

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王弼以一未弱冠的少年,让时人奉为“谈宗”的何晏和一坐之人折服,足见王弼“辩才”之出色。

这也是王弼为时人所重的原因之一,其早死更是让各派人士为之嗟叹①。

而清谈大师王濛、刘惔则是被时人称为“风流之宗”,《晋书.王濛》云:“时人以(刘)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

”风流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风度。

王濛、刘惔之所以能成为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出色的“辩才”。

以刘惔为例,《品藻》37云: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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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日材/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①本条刘注引《弼别传》:“弼之卒也,晋景帝嗟叹之累日,曰:‘天丧予!’其为高识悼惜如此”。

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

”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刘惔非常自信自己是清谈中的“第一流”人物,事实上他也无愧于这一称誉,当时的许多清谈名家都不是他的对手: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

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

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文学》33)
殷中军即殷浩,也是清谈高手,可在刘惔面前,只能“小屈”,辩不过刘惔。

以至于在他被孙盛驳败时,简文帝竟要请刘惔来当救兵: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

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

”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

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

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

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

(《文学》56)
刘惔不愧是清谈领袖,仅用“二百许语”便把让殷浩理屈的孙盛击败。

从“辞难简切”等词看,刘惔是用最简练的言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的思想,没有什么危言核论,不是什么盛气凌人,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谈吐的风度之美。

一坐“抚掌而笑,称美良久”,不仅是为刘惔击败了孙盛的结果而喝彩,也是为刘惔在辩论中所体现出来的风度而喝彩。

这是刘惔成为“风流之宗”的根本原因,如果刘惔没有“辩才”,就不会如此为人们所称慕。

不过刘惔把孙盛击败,主要是从“义理”辩驳对方,“孙理遂屈”说明这一点。

其实在当时,不仅可以“以理致胜”,而且还可以“以辞致胜”,并且这种胜利更为时人所称道,因为它更体现个人的风度之美。

《文学》55云: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

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于是四坐各言怀毕。

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

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
在王家的这次集会清谈,内容是谈老庄思想。

支道林让众人称善主要是因为语言上的“精丽奇拔”。

而谢安能让“四坐莫不厌心”,除了“才峰秀逸”,即语言上的言辞优美,还因为他的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作了“万余语”,思路清晰,叙致有理,即谈吐上有流畅之美,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意气凝托,萧然自得”,这是在清谈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的神情气度,这和清谈的老庄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清谈中表现出来的潇洒自然的风度之美。

从这点来说,谢安胜过了支道林,所以支道林说“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如前所述,这种不重义理探讨本身而重玄谈的言辞美、音韵美、风度美,在东晋已成为风气。

《文学》38云: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

时诸人士及林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

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绝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

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

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许询与王修辩论,无论是用“己理”还是“王理”,都把王修辩得大败,胜利后找支道林评价时却遭到了责骂,原因是许是带着“忿意”来论理的,并且“苦相折挫”,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一种清谈的风度之美。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清谈时重要的是“表现士人高雅情趣、高雅风度,”[9](P164)进而可见“辩才”也是风度构成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从《世说新语》品评人物时的人才价值观看,笔者认为,魏晋风度作为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美学风范,其构成除了传统学者所主张的“有姿容,好神情”,还应该加上一条:“才藻”,套用冯友兰先生的句子是: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姿容,必有深情,须有才藻。

参考文献: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55.
[2]王瑶.文人与酒[A].中古文学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8.
[3]王瑶.清谈与玄学[A].中古文学史论[C].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
[4]冯友兰.论风流[A].冯友兰选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4.
[5]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美学散步[C].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7]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8]王同书.端凝飘逸,潇洒自然———《世说》风度[J].蒲松龄
研究,2004,(4).
[9]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M].安徽: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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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