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进退和兴衰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事件：走向共和

说明：
这是一篇写于08年的文章，东亚政坛动荡加剧，而笔者回顾历史而述之于希望。

09年9月16日鸠山由纪夫当选第93代日本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理念，鸠山由纪夫构想的核心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的脱亚入欧返回亚洲，企图摆脱第二次世界后作为战败国受制于美国的悲惨境地。

但是，难乎其难，美国不会放弃其战争红利。

在欧盟尚且无法摆脱美国的干扰和欺诈的时候，东亚共同体只能是纸上谈兵，其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论把东亚人的梦化为泡影。

基于此类思考，2011年笔者有文【从危机中看到契机】，主张中国转向东部维持，西部发展的形态。

2018年，欧美阵营大乱，东亚共同体乃至西太平洋经济圈有了新的希望，但是历史经验是，这不是一个摆脱美国的过程，而是促使美国作为一个平等伙伴参与其中的过程，应该说，中国与日本认知其实是不相同的。

于是再说“走向共和”的命题。

壶公评论2019/3/10
命题：中国的进退和兴衰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事件(之三) 走向共和
一、关于“中、西共和”的话题
走向共和是一个深刻的话题，溯源追义，笔者面对悠远的中国文化，面对着纷呈的当今世界。

走向共和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大禹治水把华夏和东夷各民族融合为一体；为了摧毁野蛮无耻的滿清统治，中、西方人走在一起；当然我们完全相信，人类将共同走在一个保障共生共存的旗帜之下――它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共融。

法国人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中提出两个鲜明的命题：
其一、“打倒暴君”；
其二、中、西共和。

佩雷菲特是以二个“1793年”来叙述这二个观点的：
1、第一个1793年。

他满腔热情地写到：
“对法国人来说是个多么具有法兰西意义的年份！简直可以说历史在其他地方都停止了它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毁灭性的能量与创造性的能量都凝聚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上。

法国开始向欧洲开战，并非为了扩大一个省份，而是为了‘打倒暴君’”。

2、另一个1793年。

他不无懊恼地写到：
“远东和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793年，而要早得多。

但是1793年是长期对抗的意想不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停止对此承担后果”。

“打倒暴君”是十八到二十世纪人类生活的基调，佩雷菲特因为其它两个大国对法国大革命的漠视感到遗憾，他写到：
“英国人眼见成千上万惊恐不安的流亡者源源而来，尽管对法国发生的事迷惑不解，但多少还是置身事外”；
“在中国，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第58年的统治。

他对国民公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无所知。

当消息最终传至北京时，除了像一则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无用新闻外，还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佩雷菲特感慨：法国的大革命，“同世界上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里的平静气氛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呀！——在同一年，这两个强国以无事的方式将造就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从表面上看，联合王国和中国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于“中、西共和”的话题，佩雷菲特似乎更为兴趣，他的一些观点在以文化和道德为指向的西方学者中是很有代表性。

他这样描述“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国家”：
“当时，英国是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尽管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由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工业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大陆欧洲则还处于摸索阶段”；
“在乾隆皇帝漫长而辉煌的统治时期，中国本土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它的领土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恩泽扩展到安南、交趾支那、暹罗、缅甸、尼泊尔、西藏……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对同一个政权表示顺从。

”
但是“在这两个人类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之间，直到那时仅有少量的贸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
从人类共和的角度，佩雷菲特发表这样的评论：
“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

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佩雷菲特发出强烈的评论：
“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

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

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

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

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

”
于是佩雷菲特对于二百年前的托马斯－斯当东颇有微词，因为他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以至于人类两大文明的对立至今不息。

他指责托马斯－斯当东是一个错过了重要机会的“带有倾向性的旁观者”。

作为法国人的佩雷菲特，对于中、西共和的理解并非偶然。

至少从启蒙时代开始，法国人就对中国文化怀就有很深刻的认同。

人类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曾经把发生于战国时期晋国的“搜孤救孤”的故事以名为《赵氏孤儿》的戏剧方式向欧洲社会宣示德与义的存在性，也就是在宣扬人性善。

这一观点无疑是对充斥于整个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人性恶论的宣战。

人性善是承认人权和建立共和制最基本的关于人性的判断。

尽管伏尔泰的观点为另一个法国人孟德斯鸠所否定，后者从与其共事的中国留学生黄加略(1679-1716，福建莆田人），那里了解到，期间统治中国的滿清政权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强盗团伙，于是产生了与托马斯－斯当东相似的看法。

可以看出，佩雷菲特尽管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也许还自以为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他确实不了解中国，或者说他对中国人的命运的关注如隔靴搔痒。

他并不能如同他的同胞孟德斯鸠那样认识到满清政权的强盗性质――野蛮而且无耻。

佩雷菲特的观点与进入中国的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一些决策有相似之处，也就缺乏了拿破仑践踏封建、“打倒暴君”的气魄与成就，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如果1900年的八国联军能够如同后来的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直向西安，枭老妖妇慈禧之首以示天下，于人类的贡献莫大矣――此后天下还有以封建为能者吗？此后人间还有以野蛮凌驾文明的人吗？
不灭妖孽，谈何共和。

佩雷菲特处于自相矛盾中，读《停滞的帝国》，主要的还是读其史料。

壶公评论写于08－02
二、中国的共和传统
中国文化指的是始于“三代之英”而终于“明”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共和文化。

所谓共和文化，指的是天下一家，既是多民族共和，也是皇权与仕权共治。

它区别于满清的部落统治，正如顾炎武在“亡天下”论中所作的评论。

正是因为野蛮的满清部落统治离我们太近了，以残酷的屠杀为背景的政治迫使中国文化和人性严重扭曲，尽管近代中国人为改变这一状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一恶劣的影响至今犹存，为中国政治增加了隐含的变数。

幸运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和谐为特征的共和文化正在逐渐复苏――现代中国人能否有益于自己，有益于人类，在思想上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走出大清子民的心态，重返自己的民族文化。

中国的共和文化源自原始社会，龙图腾的出现是各民族共和的象征。

图腾表达了最原始的文化，直接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正是因为面对大自然的困惑，古人希望出现超人，于是把祖先描绘成具有野兽一样强壮勇猛和人一样聪明智慧的组合物。

例如伏羲蛇身人首，神农人身牛首，太皡部的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各有其龙以为图腾，而鲜卑族以鹿为图腾，突厥人以狼为图腾，越人以鸟、蛇为图腾等等，大多数部族都把自己的希望幻化为自己的图腾，或者寻求保佑，或者为自己祈福。

当各个民族走向融合的时候，他们的图腾也融成一体了：龙――鹿角、蛇身，以鸟飞腾，如马、牛、虎、狼的奔跃。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组合，它不仅仅有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而且有一个激昂的碰撞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地球上山崩地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的气候大变化的时期。

对应灾变，人类的各个区域和民族又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西方的有些聪明人预为筹谋，建造了诺亚方舟，救了全家，包括鸡犬――当然只有自己一家，所以西方文化始终以个人利益为轴心；
而东方的中国人却正好经历尧、舜、禹的时代，头领们带领民众勘察流域，挖渠疏水，不仅仅拯救了自己，同时洪水所至，拯救所至，竟然从西部的黄土高原一直救助到大海边上，于是华夏和东夷各族融合成一个共生共存的大民族。

文化是人与大自然交流中的产物，在中华文化产生的时代，水患对社会形成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它固然威胁了中国人的生存，却也促使中国人坚定地走向融合，实现共和。

在稍后的殷商时代，尧、舜、禹的共和精神也得到发扬光大。

相对于发源于陕西高原的华夏族群，殷商即是东夷了。

殷人是成汤、盘庚的子孙，《尚书－盘庚篇》中我们可以大略明白这一族群的来龙去脉。

盘庚是商代的开国君主成汤的十世孙，也是商王中最后一个迁都的国君。

据《竹书纪年》记载自亳（bó）迁于北蒙的这一个部落曰殷。

亳即今河南商丘，殷为地名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

这个迀涉过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尚书－盘庚篇》记载殷商之都在三百年间搬迁了五次，主要的是为避免水灾，这一时期仍然是水患频发，显然这种迀涉正是民族融合的过程。

为生存而迀涉是中华民族的特性，现代人为韩国人或日本人妄称中华而诧异，这是因为不了解历史的縁故，其实韩国人或日本人就是中华民族迀涉出的一群，他们认同孔子为族人是合理的，因为孔子确实是殷人之后。

例如，历史学家钱穆在驳胡适之《说儒》一文中很明确地说：孔子殷人。

另一个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鲁为殷遗民之国，其根据是《左传》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

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萧氏，
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

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

”孔子既然是殷人，也就是属于东夷族，当然与韩、日人群沾亲带故。

治水是善政，互助是融合，中国是一个多灾变的地域，于是以善为德、融合四方。

这种文化不仅仅表现于治水，也表现于其它灾害。

例如：
帝舜三十五年(约公元前2222年)，位于北纬34.9°、东经110.4°的山西永济蒲州，日月无光，山河震动。

这次地震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具有破坏性的地震，1995年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将其编号为第一的强震。

其时，舜建都蒲坂，即今山西永济蒲州；其统治所及古冀州含陕西黄河以东至河南黄河以北的区域。

从后来的一些记载看，地震的区域并不只是舜都。

《墨子－非攻》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

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

”；《太平御览》记：“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

”以此看，在三苗生存的区域，地震特别严重。

三苗的先民就是“九黎”，是传说中的三大部落联盟集团之一，蚩尤是这一部落联盟集团的首领。

孔安国的《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九黎君号蚩尤”；《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都证明蚩尤是九黎之君。

尽管都是近于神话传说式的记述，和西方的《荷马史诗》相似，都是属于必须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但也并非子虚乌有。

从远古而来的中华民族是由“九黎”、“华夏”和“东夷”三大族群逐渐形成的，蚩尤与炎黄二帝是“中华三祖”。

其中的炎黄二帝所属部族的融合，基本上是在治水中实现的；而蚩尤与炎黄二帝所属部族的融合则应该是在地震等灾变中实现的。

古文献记载：
《帝王世系》：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午之，有苗请服；《吕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在《荀子》中则表述为：干戈不用三苗服。

从地震发生的情况看，舜不仅仅没有对三苗动武，而且帮助抗灾了。

史载舜帝将部分三苗部落迁移到北方，使其与北方族群相融合，这里面显然含有为灾民安排生活出路的问题。

尧、舜、禹都是善政的主导者，也是以德融合八方的核心人物。

尤其是建立了德政理论的舜帝，他的十六字德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孔子评论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
关于舜的出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实例。

《孟子》以为舜出生于现代山东一带，属于东夷族；而尧为黄帝后裔，属于华夏族。

何光岳在其《舜裔源流》中提出：“舜帝正因入赘于黄帝、颛顼族的尧，为尧的女婿，所以舜的子孙便把尧、颛顼、黄帝当作祖宗来祭祀。

舜登临帝位，在任命的二十二位官员中，除皋陶、契、伯夷、夔、垂、益是舜帝同族的东夷族外，禹、后稷、龙等均为炎黄族。

中华民族能够以大一统的方式发展至今，以善为德、融合四方的文化指向是决定性的因素，对于中国人来说共和文化源远流长。

在讨论“大西线”的时候，笔者写到：
“大禹治水，奠定了中国以扶危济困为特色的和文化。

大禹为救灾足迹遍于九洲，亲和之影
响也遍及九洲。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禹定九洲，南抚三苗，东置吴越，逐有中华。

共和的文化是华夏和夷越各部落在治水救灾的劳动中共同创造创造的。

笔者注意到汉文字最基本的二字：
其一，华音同哗，是水之声，是和而不同之的抒发，另外华形花，是共同旺盛的形象；
其二，是和，和同呵，是劳动的号子，是共同努力，砥砺奋斗的心声。

”
因此笔者写出让朋友们认为很大胆的一个评论：
“历史再现有趣的现象，大禹是水利工程师，胡锦涛也是水利工程师。

中国因水而起，4千年后中国因水而兴。

上天眷顾中华，历史赋于中华民族以决定性的使命。

和谐中国从朔天水利工程开始。

”这段话的核心仍然是“拯灾救难，同舟共济”，如果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很容易得出上面的论点。

当笔者在思考“共和”命题的时候，中原和南方正在经历暴风雪的袭击，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的天气，严重影响受灾地区人们的生活秩序。

但是面对天灾，中国领导人身先士卒，而社会大众众志成城。

期间胡锦涛主席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温家宝总理前往一些受灾省份视察。

往日闹哄哄的网络充满互相关爱的友情，有人比较国外的救灾，喟然叹曰：“幸亏生为中国人。

”这一事实为笔者的“共和论”作了注解，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应该明白自己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

走向共和，中国人当仁不让
阅读林林总总的书籍，思考人类的变局，笔者常常想起一首大跃进时期的民歌《我来了》，其诗是：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首发表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对于现在的中老年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的。

读书知道，此诗作者是匡荣归老人。

题名为《我来也》的诗是1951年匡老参加修建湖南邵东天台山水库时所作的，原诗是：
问天，天上没有玉皇；
问地，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

要建设天上海洋人间天堂。

老一代人大多参加过修建水库的劳动，大跃进时代并不是现在的一些人谬称的浮夸的时代，那时候的人们实实在在地劳作，在荒芜百年的土地上重写中国人的希望。

停下手推车，回望高起的大坝，《我来也》的心情来了，这是油然而生的情愫。

《我来也》，是刚刚被解放的人们，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们的心声，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文化在石火碰撞中发出的火花。

今天我说《我来也》，较之当年的匡荣归老人是有更多的、实在的意义了。

对于历史而言，60年一挥间，从当年匡荣归老人所表达的是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至今日人民共和国面对的是真真实实的世界大变局，突然感到：60年，这是多么辉煌壮丽的60年。

这是人民的60
年，这是重塑中国文化的60年。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
人类经历了太多有苦难，人类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壶公评论写于08－02
三、西太平洋经济圈的雏形
西太平洋经济圈的雏形即东北亚共同体，东北亚共同体由中日韩三国组成，而东北亚共同体的核心组成是中日两国。

中美关系是人类社会走向共和的基本要素，但是这一要素的现实化只能在西太平洋经济圈，于是我们密切关注中日关系。

回归，回归，东夷胡不归。

日本首相福田是在2007年12月27日访华的，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福田到了，就是‘福’到了。

”此言一出赢得一片掌声。

福田康夫把此次访华定义为“迎春之旅”，是在证明前首相安倍晋三“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融冰之旅”之后有了新的气象。

于是媒体纷纷喻之为中日关系“新蜜月期”。

（壶公评论）
无论是“福到了”还是“新蜜月期”，都为笔者认同。

尽管在直觉上总为倭寇杀人越货愤愤然，但是从自省的角度认识三百年的中国史，总以为医治这样的一个垂亡者，非平常药石可以应对的，不去腐剖恶，有一个血淋淋的过程，中国不可能更生。

这实在是包括孙中山、鲁迅等等一代留学日本的志士仁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等伟人的共识。

更何妨，东亚需要和平发展，以避免19世纪的故事重演；东亚走向融合，这是社会演变的必然。

无论心中如何愤愤然，难道能够重蹈故辙再燃战火？无论心中如何愤愤然，也无法抗衡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厢情愿，正如人大东亚研究中心黄大慧主任所言，“经历诸多波折的中日关系，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必须扎扎实实解决，发展前景不会一帆风顺。

”历史只是提供一种时机，东亚的合作只是从中国角度理解的、向人类社会倡导共和的初阶段，与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同举中华文化的旗帜是中国人面对变局应该有的理智选择。

我们无法否定的是展示于我们面前的事实。

一）否定旧秩序的日本人。

日本评论员明石和康发表文章《日益复杂的"无极"世界》（1）。

文章引证一些无可否定的事实和一些战略研究者的观点：
其一、石油问题：
文章引用国际能源机构发表的《世界能源预测》说，世界的能源需求到2 0 3 0年将比2005年增加55%。

文章把石油问题的发生归疚于中印的经济发展，借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是因为中东突然中断原油出口。

而现在的油价上涨，则源于发达国家能源需求量上涨，和急于脱贫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
并且预测：中印两国的需求将分别比2005年增加一倍，占全球能源需求量增加部分的45%。

其二、能源的政治意义：
明石和康认为：
“能源需求量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自然也会增加。

因此，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加入防止全球变暖的讨论”；
“随着世界资源和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加，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沙特等能源国的影响力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原油高价会使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更加不稳定。

伊拉克战争马上就满5年了，而伊拉克局势距离"稳定"还太遥远。

”；
“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巴以和平进程大踏步前进的可能性很低。

”
其三、俄罗斯的崛起：
普京今年5月与梅德韦杰夫的权力交接更接近于中国的模式。

明石和康认为：“这被西方认为是反民主行为，因此，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今后还会更加紧张。

”（壶公评论）
其实俄罗斯让西方难受并不是权力交接的方式，而普京主义的延续。

明石和康看到了：“‘普京的俄罗斯’已宣布停止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还强烈反对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研究单方面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如果俄罗斯再次配备瞄准欧洲各国的中程导弹，冷战之后经过长时间培养起来的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信赖关系将产生裂痕。

而如果普京继续掌权，这种强硬的对欧美政策就还将继续。

”
但是，一个巴掌是打不响的。

明石和康同样看到了：
“美国国防部本来计划将4.3万人的美国驻欧洲部队在今年底削减至2.4万，但国防部长盖茨却将此计划延期，很明显是为了防备俄罗斯的敌对动向。

”
其四、新兴的政治力量：
自西方启蒙时代始，东西方越来越走到一起了。

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延续近三百年的向东方和世界其它区域的侵略、掠夺和殖民逐渐转化为东方的崛起――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俄、印以及东亚和南亚的崛起。

明石和康认为：
“从对抗美国的意义上看，中俄的战略利益一致。

上海合作组织去年8月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中俄共同对美战略的一环。

去年1月中国成功进行了太空试验，同年10月又发射了首枚探月卫星，这些无一不传达出中国拒绝美国独霸太空的信息。

中国和印度崛起，让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东亚和南亚已成为比中东更为重要的区域。

”
明石和康对人类变局的认识还是清醒的，文章声称：
由于美国地位下降，无力维持单极秩序，而同时又缺乏其他出色的领导国，世界将进入不稳定的“无极化”时代。

国际权力结构将发生变化：中印崛起合亚洲影响力增加，油价上涨使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更加不稳定，俄罗斯态度依然强硬。

由于失去了权威的调停者，“无极世界”将更加危险。

明石和康，作为日本的评论员，反映的是日本社会的观点，这些观点中存在与世界经济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