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墨学

梁启超与墨学
导读：启超是近代首先尝试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

其学术成就
是多方面的，既有《墨子》文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

在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只是其学术成就之一。

他的墨学研究范围广泛，但其中有着共同的
特征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他自己称之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整理、研究墨家思想学说。

梁启超
认为，近代西方通行的学科中，中国只有史学。

他痛陈“旧史学”种种弊端，并产生两个
严重后果，“其一是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是因袭而不能创作”。

因此，他提出以近
代西方社会科学为参照而建构的“新史学”，指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
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新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来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
因果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他认为，“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
公理”发展的。

“新史学”还认为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
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但总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
来超过现在，愈变愈进步。

梁启超的“新史学”还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和英雄史观;
同时重视学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鼓吹“学术势力左右世界”。

在墨学研究中，他以“新史学”为其理论指导，这首先表现在他摒弃了儒家在学术上
的正统观念，把墨子同孔子、老子并成为中国古代的“三圣”。

对墨家学说也给予较多的
褒扬和肯定。

而梁启超之前，墨学研究者都未能够跳出儒家正统观念的藩篱。

梁启超摒弃
了对墨学的歧视，甚至把墨学放在除儒家之外的其它各家更高的地位。

其次，把墨家学说
纳入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之中，条分缕析，从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思想、政治
主张等方面予以考察，使墨家学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而区别于以前墨学研究的支离
破碎。

尽管这种研究还不深入，且有许多附会的地方。

但毕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同时，他还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考察墨家学说的产生，这虽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但在当时
却使人们耳目一新。

梁启超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学者影响甚巨。

第二，把“所研究之事物”与“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相结合，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

这实际上仍是他的“新史学”特征。

他认为，“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
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

”[xxi]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充分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范，使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实际上，这也是梁启超学
术研究的总特征。

在《墨经校释》中，他把自己所掌握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渗
透进去，在《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等著作中，更把墨家学说比附于近代西方政治
学说。

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笔端常带感情”，借墨学阐发自己的思想，有时不免牵强，失
之粗浅。

然而，他并非专门的学者，而是集思想宣传和学术研究于一身的宣传家，他“为
我国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xxii]。

因此，求“理想与实用一致”，表现了鲜明的
实践特色。

还需要指出，梁启超说的“苟无哲学之理想，必不能为良史”并不是说他在墨学研究
中注意发掘墨家的哲学思想。

事实上，梁启超没有能够充分发掘墨家思想学说中的哲学思想。

这是他墨学研究的不足之一。

第三，比较研究是梁启超墨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他认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而观察之。

”因此，他在墨学研究中注重古今
中西比较。

他不仅把孔、老、墨三家学说加以比较，认为“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
近唯物，孔子则其折衷也。

言夫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为，孔子则其折衷也”。

而且，他把墨家思想学说同古希腊思想、基督教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甚
至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以求“见其具”，“知己之所长”。

比如，他以为“墨家既以天
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而极敬虔以事之，因此创为一种宗教，其性质与基督教最
相适近”[xxv]。

他还把墨家的实利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比较;把墨家的社会起源说与
霍布斯、洛克、卢梭的民约论相比较。

诸如此类，在它的墨学研究中实在不少。

梁启超的比较研究，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形式的比较，而且许多地方穿凿附会，缺少
本质上、学理上的沟通，但也又不乏常人的研究深度。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比较研究
为其后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并为他们所借鉴。

这是他比较研究的真正
贡献所在。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等人，下启胡适。

如果说孙诒让是用传统学术方法研究
墨学的集大成者，并标志传统学术方法研究墨学的终结的话，那么，梁启超则是用近代社
会科学体系来规范墨学的开创者。

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学养以及当时的学术环境等因素，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把握不可避免地有所局限。

他没有能够把西方的社会科学体系化为学
术研究的方法并运用于墨学研究，对墨学作理性的省察。

因而，他未能完成墨学研究方法
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

其未竟的任务由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胡适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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