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的文章理论

于慎行的文章理论
摘要: 于慎行是晚明文坛具有一定影响的重要作家,其文章理论能够不为门户宗派的藩篱所囿,自成一家言,在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于慎行是一位曾受“七子”影响的过来人,与复古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因而得以入室操戈,对七子派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展开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他目击晚明文坛流弊,主张正文体,而以宗经和务学为其疗治之方,已隐开明清之际汲古返经的文论主张的先绪。

他论文以虚,标举“神会”,主张“文以神化”。

关键词:于慎行;反复古;宗经;务学;文以神化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谥文定,东阿(今山东平阴县境内)人,万历朝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

《明史》本传称:“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

”〔1〕(卷二百十七《于慎行传》,P5739)于慎行不仅以诗歌驰誉诗坛,而且文章卓然名家,时推大手笔,在其生前已有“天
下文章在指南”、〔2〕(卷五《寄寿于秩宗年伯》)“一代文章推北斗”〔3〕(卷六《寄寿于宗伯谷峰六十四首》之一)的美誉。

慎行殁后,其挚友、时任东阁大
学士的叶向高序其《谷城山馆全集》,盛赞:“发为文辞,皆舂容宏丽,深至委婉,于情事曲折无所不尽,而于气格、词理、意象、色泽无所不工。

……自非命世宗工,人巧天工,合流骈出,何以有此?於乎休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

”〔4〕(卷
八《〈谷城山馆全集〉序》)其后,董其昌、钱谦益、张岱、黄宗羲、全祖望诸
人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

于氏在隆庆初年至万历中期,度过了其辉煌的创作生涯,并形成了系统丰富的文章理论。

这一时期,“后七子”渐逝,公安方起而竟陵未兴,文坛新旧交替,风起云涌,各家文论主张至为纷繁复杂。

于慎行作为一代名家,其文章理论能够不为门户宗派的藩篱所囿,自张旗帜,成一家言,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深入探讨。

一、对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反思和总结
于慎行出生后两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复古主义文学流派即开始勃然兴起。

他们与“前七子”声应气求,标榜“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主张大历以后书勿读,甚至公然以模拟代替创作,笼罩文坛四十余年,一时天下文士趋之若鹜,鲜有人敢于立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于慎行度过了其早期创作生涯。

到他晚年,“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已只剩余波流衍,衰态毕露,于慎行目睹其盛衰,对其展开批判,成为当时少数最早对“ 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流弊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的人物之一。

其中关于诗歌的言论,尤其是两篇著名的乐府和五古小序,向来被视为于氏反文学复古的代表性言论而广为人所称道, 在我国诗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钱谦益至谓其“箴历下之膏肓,对病而发药”,〔5 〕(丁集中《于阁学
慎行》,P548)已成千古定论。

而实则于慎行的论文部分,虽少为人所重视,也多
有可观之处,清人顾炎武、金埴、黄恩彤、周天爵等均有所援引。

于慎行目光如炬,洞达古今文章之流变,对“七子”复古派的依傍影响、拟议不化、厚古薄今的拟古原则和方法都进行了批评,指明其“形腴神索,表泽中枯”的症结所在,认为文之雅俗固不在复古与否,这就撼动了复古派所由立论的基础,诚可谓是对疾针砭。

但是,对于于慎行,我们毕竟不能单纯地以王、李一派的反对者视之。

他与李攀龙为乡人, 当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四十年(1561),负笈济南时,李攀龙正隐居于白雪楼,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与于氏恩师朱衡交好。

于慎行似乎不曾有过亲炙其教的机会,但他最亲密的少年同窗于达真,据慎行自己说,却有幸“从其邑李沧溟先生游,先生于当世士少所许可, 独进子冲(指于达真)与语,若将以不朽托之”,〔5〕
(卷二十《明故亚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完璞于公墓志铭》)几乎成了李
攀龙文统的继承人。

存世文献虽未见有慎行与王世贞直接交往的记载,但双方都互存善意和尊敬。

至于“后七子”外围的重要成员中,如“ 广五子”中的李先芳、吴维岳,“续五子”中的赵用贤,“末五子”中的李维桢、魏允中, 以及“四十子”中的周天球、魏允贞、邢侗、吴稼诸人都与他交谊深厚。

于慎行不仅推崇李梦阳、边贡等“前七子”重要人物,对王世贞、李先芳、吴维岳、李维桢等当世诸子的诗文创作也多所推许。

而对于李攀龙这位曾经引领一代文风的乡前辈,于慎行尤其怀有深深的敬意,每每标举其为文坛典型,而不吝给予高度的评价,如推许其“为世
宗盟”,〔5 〕(卷十七《明故乡贡进士少虚先生赵公墓志铭》)称赞其诗文为“大雅音”。

〔7 〕(卷四《寿李北山先生八十》)于氏早期的诗文作品中,留下了学习李攀龙的深刻印记。

四库馆臣取于氏晚年之论,以为“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8〕(卷一百七十二,P1512)未免有失偏颇。

于慎行诚然是无法自外于他所处的时代,复古与反复古的文学思想,相为纠缠斗争,贯穿了他一生长长的创作生涯。

他为至交朱维京的《朱光禄集》作序,即因此而慨叹:“艺文之绪亦难言矣。

”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轻的于慎行代官方发声,即宣言“复古”:“文之以华奇为工者,学不明也,其道在尊经而复古。

”〔5〕(卷四十
一《甲戌会试程策第三问》)中期以后,于氏已渐渐冲破七子派复古的牢笼,但
是就在作于万历中期的《〈朱光禄集〉叙》中,对于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他也并非简单地一概抹杀,而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肯定:“近代一二宗工,倡为复古,大振先秦西京之业,岂不斐然?”在晚年为知己冯琦所作的《〈宗伯冯先生文集〉叙》中,他说:“近世名家辈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谈,笔不得下,至土苴赵宋之言,目为卑浅。

而眉山氏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

’鄙人少而操缦,亦谓为然,
久而思之,不也。

”〔5〕(卷十二《〈宗伯冯先生文集〉叙》)可见于氏从“七子”复古派的旧营垒中突围出来,重新审视前代文学遗产的复杂的思想嬗变过程。

不过于慎行到底眼光卓绝,在其早期之作《己卯江西程策第二问》中,对于历代文学遗产, 实已能有相当剀切通达的持平之论:
文之与时高下,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五帝之事,若有若无;三王之事,若存若亡。

论者犹谓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变,商周丽而雅。

又或称虞夏之书浑浑,商书灏灏,周书噩噩,盖取诸六籍,而万世文艺之渊源肇焉。

春秋、战国之文,继六籍而作,而其理不及也。

然而攻奇饰说,本原百物,极窈窕闳肆之谈,使后世工文者,虽出入万变而未可得易,斯已奇矣。

两汉之文,窃春秋、战国之意用之,而又不及也。

然而椎雕为朴,反华为质,善叙事理,能得人情,言之精者可以不朽,斯已伟矣。

晋、宋、
六朝,窃汉之词用之,而又不及也。

然而善铸古人之言,以耀光鬻采、霞驳云谲,
如登赤城之峤,炫目动心,丽而不淫者矣。

唐人窃六朝之体用之,而又不及也。

然而沈浸郁,贯穿百家,其词平易尔雅,不为琦辩,虽风骨靡而不振,其韫富矣。

自韩
愈氏至于宋,变唐人之体而去其辞,而又不及也。

然而探赜钩深,咀NC431道
要,刊落华藻而归之本根,虽有芜陋,然其渊源正矣。

〔5〕(卷四十二《己卯江西程
策第二问》)
此篇策问视野宏阔,纵论千古文章,足见在于氏心中,文学代胜,各有千秋,不必偏废。

由此种观点,进而推导出反复古的文学主张,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唯其与复古派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于慎行的入室操戈,才显得格外有力,而且如宋佩韦先
生所说:“说话婉转,又不自以为是,其风度尤为人所难及。

”〔9〕(P757)叶向高
序《谷城山馆全集》云: “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则沉雄规之秦汉,流畅出入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之选为多。

若概其生平,则少年之作以宏富为宗,故近六朝;中岁以后,以骨力为主,故参东西京;至于晚节,则陶洗铅华,自生姿态,又若在昌黎、眉山之
间。

”〔3〕(卷八《〈谷城山馆全集〉序》)叶序清楚地说明了于慎行一生文章
创作的道路,他转益多师,视野最宽,取径最广, 而才力又足以称之。

事实上,于慎行不仅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曾受‘七子’影响的一位过来人” ,〔10〕(《〈宋诗
选注〉序》)他也以“四六擅名”,〔11〕(卷十《四六》,P270)到晚年,又对唐
宋文章表示出偏爱。

唯其如此,他的文论主张才能洞达古今,而不至于有一偏之见。

二、宗经和务学
于慎行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孜孜求为有用之学,期在经世致用,因此,他既非纯粹的理学家,也非纯粹的古文家。

他所理解的“文”多是包涵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性的文和非文学性的文,如说: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

夫诏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夫建白题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纳也……夫纂述纪录之文,史局所以传信也……符牒檄命之文,诸司所以喻官守
也……〔6〕( 卷八,P84～85)
在第一则中,文学性的文仅仅附属于“著作之文”;而在第二则中,强调文的实用性、事功性,更无文学性的文的立足之地。

于慎行的所谓“文”,仍是杂文学的观念。

虽然在有些时候,于慎行也会强调“辨体”的重要性,而给予文学性的文以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在更多的场合,从内容出发,他显然偏重强调文的实用性、事功性,甚至将其上升到“关乎政体”、立言不朽的高度,认为“文章、政业,皆本诸心术,
不可歧而二也”,〔5〕(卷十《〈应天乡试录〉叙》)而主张正文体。

于慎行主事礼部多年,对欧阳修借主持科举改革嘉文风大加赞许,认为“今之文体,弊亦极矣”,改革文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需要朝廷政治力的介入,而主事大臣应有“力任其责,身当众怨”的能力和勇气来加以执行。

〔12〕(卷十一,P417)
隆庆、万历年间的文体变化,是古今文章的一段变迁。

传统古文的创作至此已举步维艰,迈入低潮,而小品散文的兴盛则成为其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丹葩耀林,相形之下, 已无法产生一代新文章的传统古文更是黯然失色。

明清时期比较正统的文人都不免屡屡致慨于此,于慎行身当其时,目击文坛现状,亦颇不概于心,在《谷山笔麈》中表述了明确的看法:“文体之弊,大端有四,曰谲而不平,曰驳而不粹,曰巧而不浑,曰华而不实。

此皆生于不足,非有余也。

”针对上述四种文体弊端,于慎行开出了疗治之方:“夫文者,取裁于学,根极于理。

不足于学,则务剽剥以为富,纂组以为奇,而谲与驳之弊生。

不足以理,则以索隐为钩深,谈虚为致远,而华与巧之弊生,卒之有而及,无俯而就,有鼓之而出,无按之而应,心力尽于此
矣。

世方慕为瑰玮之声,卓绝之调,何哉?”〔6〕(卷八,P85 )他所强调的“取裁于学,根极于理”,其实就是宗经和务学的主张。

1.宗经
于慎行在为同年挚友沈懋孝《长水先生文抄》所作序言中,借沈氏之口,对孟子殁后,“韩愈、欧阳修、苏轼之徒宗之以为文;程颢、程颐、陆九渊之徒宗之以
为道。

此两大派者,迄今学士奉为正摹”〔13〕(《〈长水沈幼真先生文抄〉叙》)
的局面不能满意,但他也无意攀附古文家的“文统”和道学家的“道统”,而试图消弭两者之间的对立。

他的欲合文、道而为一的文学思想,乃是要达到所谓”宗孔孟兼左马”的目的,这就不能简单地视作是宋儒以来的“文道合一”论的老调重弹。

于氏对文章家的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固有不满,而他所说的“道”,却也并非像道学家所理解的那样狭隘。

他的宗经主张正是其欲合文、道而为一的文学思想的
合理延伸。

晚明时期,伴随着心学的滋生广流,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元活跃的新局面,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已遭到严重的挑战和修正,宗经的文学主张不绝如缕。

在以评经著名的孙之外, 于慎行也旗帜鲜明地主张宗经,如说:
故欲使经济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举,而欲使制举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经训而后可也。

〔6〕(卷八,P84)
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

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

原其弊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

故文至今日可谓极盛,可谓极弊矣。

川不可障则疏其源,华不可敛则培其根,亦反经而已矣。

诚令讲解经旨,非程、朱之训不陈,敷衍文辞,非六籍之语不用,此
培根疏源之方也。

〔6〕(卷八,P86)
于慎行洞察文风流变,批评当世之文之归极于清空,求助于子史、佛经及小说,而无救其日坏之弊。

他认为只有宗经才是培根疏源之方,而有可能使经济、著作、制举之文一出于正。

他注意到他的时代正是文风转变的关键时期,其批评指涉当时蓬勃兴起的小品文字,反映出个人的文章嗜好,是其文章观的保守部分。

但于氏敏锐地预见到宗经主张对当时文风的反拨,这一点却为明清之际的文风转向所证实。

这种文论观点仍是以儒家传统为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正统文人的观点。

于慎行出身孔孟故里,自己正是典型的齐鲁之儒,而一生期在实学经世,对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都不能满意,转而回首原始儒学,追踪孔、孟,以为取资对象。

因此于慎行的宗经主张,带有浓厚的地域和个人色彩,在他自己是终身服膺,绝非泛泛之谈。

其文章每每引经据典,立言有体,论有根据,中和节度,归于大雅,表现出一种从容典重之风。

邢侗谓“先生文章命世,浑厚不斫,居然谟典”,〔14〕(《〈东阿
于文定公年谱〉跋》)吕坤称赞“公起八代,还诸三坟。

鸣镝大雅,振铎斯文”,〔15〕(卷九《于文定公诔辞》)都的确道出了于氏文章宗经的风格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时期,师心的文学思潮日趋高涨,在此背景下,于慎行在强调以儒家经典为宗时,也重视主体心灵的自由活动。

在《〈济美堂集〉叙》中,他
明确指出:“文沿器象而志意管其枢机,理寄缥缃而性灵为之橐。

故必陶经诰,澡
瀹神心,荣悴不萦其怀,得失不缠于虑,然后酌理以富才,积学以储宝。

故能策不羁之轮,轶埃而远御,秉烛照之匠,阅意象而运斤,追琢其章,彬彬可述者也。

”〔5〕(卷
十《〈济美堂集〉叙》)所谓“陶经诰,澡瀹神心”,正表明宗经与主体心灵的自
由活动可以是密合无间的,而文章的艺术创作并不因宗经而丧失其主体性,相反会相得益彰。

于氏一身而兼名臣、学者、文学家的多重身份,在强调宗经的同时,
也预留了文学的位置,而不至于偏废,这是他通达高明之处。

2.务学
晚明学风向称空疏荒陋,但身处其中的于慎行却是少数代表学风转向的指标性人物之一。

史称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他的许多文章,带着浓浓的学术气息,而呈现学者之文的典型特色。

当他强调宗经的一面时,于氏对于为文阑入子史、佛经、小说之语大为不满,力求典正雅训,可是当他主张务学时,对于文章出入百家,上下千古,就显露了学者本色,表现出最大的兴趣。

因此,他虽偏好《史》、《汉》文字,却推崇《淮南子》能自成一家言,为汉代文章第一,以为“《淮南》论道术,其言有识,不可磨灭,上也;《史记》不号为文, 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次之;至于夸
丽求工,曲终奏雅,薄于技矣”。

〔6〕(卷八,P86)至于当代文坛人物的文章创作,
他则如此评价道:
先生(指于慎思)渔猎最博,议论最豪,然其为文,茹古涵今,自立机轴,气骨本
迁史,体裁出昌黎氏,雄浑渊博,苍然古色。

〔5〕(卷十二《〈庞眉生集〉叙》)
先生(指于慎言)才高而俊,学博而精,发为文辞,探源《国》、《左》,托体六朝。

〔5〕(卷十二《〈冲白斋存稿〉叙》)
(傅光宅)博闻强志,贯穿百家,落笔千言,词采流丽。

〔5〕(卷二十二《明故中宪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志铭》)
《太史公书》多所抵忤,即如《老子》一传,辞语自相矛盾。

既曰过关去,“不知其所终” ,又历数其子孙,至汉文帝时仕者名字,其世系谱谍,一一可指。

子孙既可考如此,又以为太史儋,而“莫知其然否”,则所谓子孙者,儋耶?聃也?〔12〕(卷
一,P8)
《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

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义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
其迂乎?〔12〕(卷二,P17)
于氏先进的文章理论和大胆的怀疑精神使他在《史记》这两个聚讼不息的问题上卓有所见, 道人所未道,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即援引其对《屈原列传》的批评。

这是于氏远比拘于“ 文章义法”的文论家高明的地方。

这样,于慎行虽然也高举宗经和务学的旗帜,但在具体行文时,并不拘拘于寻常笔墨间,而能时时于从容典重之外,出之以奇崛之气,神而化之,使人忘其为高文典册,其代表性的散文多能做到这一点。

如其名作《〈太保殷文庄公文集〉叙》,清人徐文驹所编《明文远》收入,评曰:“议论瑰玮,有浑浑噩噩之气,而起伏照应,
一笔不苟。

”〔20〕(《〈太保殷文庄公文集〉叙》)
于慎行的文章理论,既是其个人文学特质和山左地域文化的反映,也有着时代文学思潮的深刻折射,包涵着系统丰富的内容,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于慎行既不为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主张所牢笼,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的矫枉过正,能够自张旗帜,拔出流俗,卓然成一家言,促进了晚明文论的繁荣。

在明清之际由文人之文向学者之文的演变历程中,于慎行实际上已以其文章理论及创作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忽视了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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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Shenxing’s Theory of Prose
FAN Zhi-ou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Zhejiang, China)
Abstract:Yu Shenxing was an eminent writer of great influence in the literary c irc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is theory of prose was independent of the secta rianism and had a style of his ow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of classic literary theory. Yu Shenxing had been affected by “the Seven Literar y Giants” and shared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tro camp so that he could re flect and summarize the theories of the literature movement of the retro camp in itiated by the Seven Literary Giants and he often turned their arguments againstthemselves. He witnessed the abuses of literary worl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so that he advocated rectifying the style of writing, worshipping the Classics,and being engaged in learning. Actually, he became the precursor of literary the ory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who highlighted nourishment fr om ancient culture and the Classics. He reviewed prose by Xu (modestness), promo ted Mental Conception, and maintained that prose must be changed by spirit.
Key words: Yu Shenxing; anti-classism; adoration of the Classics ; being engaged in learning; prose changed by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