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

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
尹保云
内容提要 公民社会运动对于民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韩国民主发展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两面性的,它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大举进入政治舞台,通过游行、示威等抗议斗争瓦解专制、维护民主,然而由于公民社会组织自身的一些缺点,也造成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失控局面的出现,以往一些学者认为韩国的民主发展是在民主力量与专制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展开的。

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同时也要重新认识政府在实现民主过程中的作用,正是 威权主义政府维护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框架,使政治文化获得了进化的时间,这一贡献不可忽视。

关键词 公民社会运动 威权政府 民主发展
一 序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从 市民社会概念的介绍到 公民社会的词语修改,再到 非政府部门或 第三部门的讨论,一直关注公民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

同样,在韩国学术界,这个概念也被突出强调。

许多韩国学者把公民社会组织看做韩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实现民主化的功臣。

对于民主发展而言,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当然重要。

但现实也很复杂,不可过分强调它的作用。

首先,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一样,是牵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各个部分有政治文化上的一致性。

在民主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是政府、执政党、反对党还是公民社会组织,均受到政治文化进化程度的制约,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有某些距离,所以很难说清哪个是动力、哪个又是阻力。

其次,现代化是世界性的进程,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国际环境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开拓进程相互联动,仅从内部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行不通。

在韩国半个多世纪的道路中,其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是变动的,有时起积极的、正面的作用,有时则起消极的、负面的作用。

它同政治体系的其他各个部分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一个不成熟的、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部分,不可能决定整个体系的运动方向。

韩国的经验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逻辑,即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只能放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理解,其推动力也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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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组织与 新组织
公民社会近几年在中国作为 市民社会的替代词,而韩国使用的还是 市民社会,其英文词是civ il soc i e ty。

这个概念很复杂。

C iv il这个英文词有 公民的、 市民的、 国民的、 民用的等一大堆词义。

从概念的发展来说,有古希腊的具有投票权的 公民概念,有黑格尔的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 市民社会概念,也有最近流行的 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等概念。

为了简单起见,本文采用联合国文件中给公民社会下的定义: 市场和国家之外的广大范围的人类行为,以不断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与这二者联系。

它经常被看做个体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空间,在其中,公民的意愿在无官方支持的情况下得到表达和动员。

∀∀非政府组织,人民的组织,工会,合作组织,消费者和人权团体,妇女协会,年轻人俱乐部,媒体,以邻里和社区为基础的联合,宗教集团,学术和研究机构,本地人的基层运动和组织。

#这个概念的外延包括两类组织: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 老组织,其代表是宗教组织,也包括其他一些在传统社会中就存在的协会、商会等组织;另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 新组织,如工会、人权团体、妇女协会等,它们一般是现代化开始以后的产物。

在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一般集中于 新组织而忽视了 老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公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不发达的。

韩国在1948年建国前,其 老组织与 新组织
都很少。

朝鲜半岛自1392年李氏朝鲜建国后,很快变成一个典型的儒教国家。

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虽然有 圣,但他却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世俗的人,而不是上帝那样的精神实体;它虽然有 典,但四书五经却是世俗的伦理道德条文,而不是∃圣经%那样的创世神话;它虽然有 庙,但它却是读书人的祭拜,而不是灵魂普救的祈祷。

在李氏朝鲜建国之后,朝鲜半岛仍有佛教和道教的存在,但它们不是文化主流,其发展受到大一统儒教意识形态的压抑和官僚政治体系的约束。

天主教早在18世纪末就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但它一直没有很大发展。

李氏朝鲜政府一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而明令禁止。

直到19世纪中期,半岛仅有教徒2万余人。

这个数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在儒教伦理主导下的家族组织倒是很发达,但家族组织具有宗法血缘的特点,尽管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会存在并在很多情况下起到黏合社会的作用,但一般不把它看做公民社会组织。

老组织不发达的状况决定了战后韩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一个特点:它不仅需要发展 新组织,也需要发展 老组织, 老组织的发展甚至更加突出,尤其是佛教和基督教。

据韩国统计厅统计, 1985年在全国4042万人口中,宗教人口占42 6%。

到1995年,宗教人口共2259782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 7%。

2002年,各宗教公布自己的教徒数字,佛教宣称自己有信徒37495942人,基督教宣称有信徒18727215人,天主教宣称有信徒4228488人。

2002年,韩国有佛教寺庙和其他活动场合22072个,教职人员41362人;天主教堂2348个,神职人员14310人;基督教堂60785座,神职人员124310人。

除了佛教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外,还有规模不大的天道教和伊斯兰教。

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规模,说明了 老组织在整个市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佛教教义强调与世无争,倡导宽容精神。

基督教在西方早已形成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机融合,获得了能支撑现代文明的功能。

当然,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些韩国特色。

比如,它们渗透着韩国宗派纷争的文化品格,大大小小的教派非常之多;它们也受到儒教国家世俗主义的影响,许多人带着功利主义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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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参加宗教,所以,一个人同时信仰几种宗教的现象不少,不认真参加宗教活动的教民也不少,多数佛教信仰者只是在家里供奉一个菩萨,或者少吃点儿荤食,等等。

尽管如此,各宗教还是保留了自己的基本信仰及组织结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也获得了与现代文明共存的智慧,对增强社会的和谐与黏合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组织在战后韩国也迅速发展。

如前所述, 新组织包括工会、各种协会、妇女组织、媒体、学术机构、研究机构等,范围很广。

但这并不决定它的人口规模。

新组织纳入的人口数量远不能与 老组织相比。

其一, 新组织的发展大多受到职业和行业划分的限制,而职业和行业的发展又受到工业化水平的限制。

比如,产业工会和会员的数量决定于工厂的多少,媒体、研究机构的数量决定于这些部门的发达程度,等等。

其二,在威权主义阶段,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一直抱着警惕态度,或者把一些组织纳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员体系中。

1987年民主化之前,韩国的工会和农协这两个系统一直具有 半官方的性质,教育系统的教师工会也是同样,它们的活动受到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其三,儒教国家的人们习惯于垂直联系,重视编织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家族之间的关系网,而不重视参与横向联系的社会组织。

韩国的工会会员、农协会员在工人和农民中的比例一直很低。

1989年是韩国工会发展的顶峰,但此时工会会员占工人数量之比也只有18 6%,1996年又下降到12 2%,而英国工人的工会化比率一般保持在50%左右。

在其他单位如大学、研究机构、媒体等,情况也大致如此。

人们不热心参与结社活动。

1987年民主化以后, 新组织有进一步的发展。

根据2006年韩国政府∃韩国民间团体总览%中的统计数字,韩国共有各类非政府组织(NGO,不包括宗教组织)5000多个。

这个数字与 老组织(宗教组织)比起来实在是显得太小,前面的数字说明,韩国仅基督教就有教堂6万多个(每一个教堂都可以算做一个自主组织单位)。

其四, 新组织依赖个人关系的现象比较突出。

宗教依赖普世主义精神,不依赖个人关系,而 新组织离开个人关系网络则很难建立,因此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其五,多数组织活跃性较差,活跃的组织常常是有很强政治取向的那些组织,它们总是关注国家政治、纠缠政治话题、热衷政治运动。

这类政治上活跃的组织主要存在于学生、教师、媒体队伍之中。

有的是合法登记的组织,有的是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的临时组织,是在游行示威等请愿和抗议活动中临时成立的。

三 公民社会运动对韩国民主
发展的两面性作用
公民社会运动包括公民组织的发展及其活动。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公民社会运动的性质主要是新老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

它们对于民主发展的作用也是在变动中的。

换句话说,对于民主建设而言,它们不仅很难担当支撑角色,而且本身也有一个去适应民主形式要求的过程。

这样,它们就难免展示出两面性的特点。

学术界以往对公民社会运动对于民主发展的正面性作用讲得很多。

金善赫(Sunhyuk K m i)曾经作了这样的历史概括:在韩国民主制度建设的三个关头中,学生团体、工会以及宗教组织促使了专制的垮台和民主的进展。

第一个关头是1956~1961年,首先是学生运动和城市知识分子反对李承晚政权并导致其垮台。

接着,在张勉民主党执政时期,学生团体联合各进步的反对党为民主、自主外交和统一而奋斗。

第二个关头是1973~1980年,不满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教授和宗教界人士领导的众多的全国性协会,在反对朴正熙威权主义的斗争中充当重要角色。

这些全国性协会与反对党新民党组成了一个亲民主的联盟,他们密集地发动民主斗争,促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的分歧,并最终导致政权内部分裂。

第三个关头是1984~ 1987年,公民社会中的亲民主联盟形成了学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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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会的三团结,并进一步包括了中产阶级。

公民社会组织有效地被国家级协会所团结和领导,国家级协会由数量众多的部门的和地区的组织所构成,并且这些公民团体也与反对党通过大量的联合型组织密切地相互合作与联合。

公民社会组织和反对党的一致努力,迫使威权主义政权向大众的民主要求作出让步。

因此,韩国1987年的民主化转变是一个 大众&超越民主化模式的卓越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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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善赫的这种观点在韩国学术界很有代表性,韩国学者大多把韩国的民主发展归功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运动。

这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动在一些情况下的确是对推动民主起了作用;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政治学研究受到 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研究的影响,第三波研究的倾向是否定威权体制的政治发展意义,而片面地突出民主运动的价值;最后,新一代学者许多是朴正熙到全斗焕时期的大中学生,是当年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或 民主精英。

然而,这样的评价并不符合历史。

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公民社会组织运动处于很初期的阶段,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在政治上也不活跃。

它们大举进入政治舞台是从1960年开始的。

1960年3月15日第四届总统大选,李承晚的自由党在选举中大肆舞弊,从而引发了 四月革命,导致李承晚政府被迫下台而民主党政府上台。

这可以看做公民社会组织推动了民主的一个例证。

但接着就不同了。

李承晚下台后,公民社会组织发动的政治运动仍未停歇,由要求惩办原政府官员到反对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一个个的斗争主题引发了不断的游行示威,造成长期的政局混乱和社会动荡。

如果说民主党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那么此时由大学生、知识界的一些组织发动的无休止的反政府游行示威运动就很难说是在维护民主了。

20世纪70年代末朴正熙集团的内部分裂也不能说是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运动的成果,它内部本来就有分裂。

朴正熙被暗杀后,在1980年出现了酝酿民主的生机勃勃的 首尔之春。

然而, 首尔之春中却包含着不好的趋势,即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地游行示威,1960年春那样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失控局面再度出现,结果又一次破坏了民主发展的契机。

1987年的 民主抗争运动或许是一个正面的证据。

1987年全斗焕总统即将在年底结束任期,当年春天各界都在讨论修改宪法并进行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

全斗焕总统也想修改宪法而启动政治转型,但鉴于1988年将要在首尔举办奥运会,他又担心大的政治转型会引起社会动荡而影响奥运会的举办,所以在4月13日宣布推迟修宪,结果引起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高潮,这被称为 六月民主抗争。

最后,全斗焕政府作出让步,由卢泰愚于6月29日发表同意修改宪法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宣言。

在这次斗争中,反对党和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社会组织的配合比较密切,迫使全斗焕政府作出了让步。

但从另一方面看,全斗焕政府之所以能够作出妥协和让步,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做政治转型的准备工作。

此外,还有美国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美国不断地施压,要求韩国实现政治转型,对全斗焕下定最后决心起到关键作用。

韩国的公民社会运动与其政治发展的进程始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撇开公民社会运动谈韩国的民主发展是不对的,反之,把韩国民主发展归功于公民社会运动或者把民众游行示威运动等同于民主行动也缺乏充分根据。

公民社会组织的民主运动的一些弱点决定了这种两面性的角色。

第一,无组织性、分散性和聚众性。

韩语把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称为 蜂起,比如1960年的 四月蜂起、1980年的 光州蜂起等。

蜂起的词义是 起义,也有蜂拥而起的意思。

1960年4月反对李承晚斗争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城市遍地开花,其核心力量是大中学生。

而学生在公民社会中,是最缺乏组织性的群体。

学生首先起来游行示威,并不断地提出主题和口号而推动运动升级。

而其他公
#Sunhyuk K i m,T he Politics of D e m ocratization in South K orea:T he R ole of C ivil Societ y,P ittsburgh,PS:
U n i versity o f P i ttsburgh P ress,2000,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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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组织和团体在适当的时候出来推波助澜。

这样,没有组织的或者以临时组织为指挥中心的学生成了运动的核心力量。

1980年5月发生的 光州蜂起,是在5月17日政府宣布全国戒严后发生在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市的民众暴动。

它也是学生先搞起来,随后卷入了20万市民。

一些学生市民武装起来与军队展开战斗,导致悲惨的结局。

整个过程有许多公民组织参加或在背后支持,但却没有哪个组织出面负责。

指挥中心是临时组成的。

一个消息、一个传言、一种情绪的传播等,均可起到刺激聚众和 蜂起
以及推进运动发展的作用。

第二,对民主形式的不适应性。

民众的游行、示威等,属于民主参与的行动。

但这些行动需要受到民主形式框架的约束,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游行、示威等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须以不妨碍其他公民的正常生活为前提。

1960年及以后的威权主义时期,韩国民众对频繁发生的游行示威并非总是持支持态度,而是常常抱着反感。

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游行示威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而影响到一般民众的生活。

一些游行示威并没有很充足的理由。

比如,张勉民主党政府时期的一些游行,1964~ 1965年反对韩日邦交正常化的游行等。

公民社会组织对民主形式的不适应还表现在他们不愿意通过法律(立法)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想用激烈的游行抗议来强迫政府立刻答应他们的要求。

比如,1960年春全国主要城市的一部分教师成立教师自主工会,他们要求政府废除具有半官方特点的教师工会而承认他们为唯一合法组织,总理张勉也打算通过修改法律使这些组织合法化。

但是,新成立的教师自主工会却不想等待法律的解决,而是不停地搞游行、示威、绝食等抗议斗争并日益暴露出激进色彩,这使得国会觉得他们很危险,组织合法化的问题自然也得不到解决。

第三,思想和行动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倾向。

韩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行动一直存在着激进化和极端化的倾向。

在众多 老组织和 新组织中,热衷政治活动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并且,容易激进化和极端化的,又是这个小部分中的一个小小部分。

但是,由于群体行动容易受到传闻、消息和情绪的刺激,这个小小部分的影响却很大。

激进是指抱着理想化目标而要彻底打碎现存社会制度, 极端是指游行、示威活动中的暴力化倾向。

前者如1961年的 南北学生板门店大会师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 民青学联运动,它们都要全盘推翻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而建设朝鲜那样的社会制度;后者表现为游行示威中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和打、砸、烧行动。

这样的激进化和极端化的思想与行为,为威权主义政府采取强制手段稳定秩序提供了借口,自然无益于民主的发展。

四 正确评价政府的角色
一些学者在把公民社会组织看做民主功臣的同时,把20世纪50年代到1987年的政府(1960年8月至1961年5月的不到一年的民主党政府除外)看做民主的对立面,即 威权主义,认为韩国民主发展的逻辑就是在民主力量与专制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展开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1948~1952年,是韩国建设 形式民主的时期。

形式民主包括一系列的形式要素,如一部民主的宪法、公民投票、选举、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三权分立、政党竞争、地方自治、法律体系等。

建立了形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马上就是民主的。

由于政治文化不成熟,人们并不习惯这套形式而常常违反或扭曲它,致使它常常空有形式。

但另一方面,形式民主至关重要,它是重塑政治文明的必要的平台。

没有这个平台,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得不到训练。

20世纪50年代的李承晚自由党政府被视为一个不民主的、独裁而腐败的政府。

李承晚通过不断地修改宪法而达到当终身总统的目的,自由党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传统的个人关系渗透到政治体系的各个角落,民主的原则受到无情的践踏。

尽管如此,形式民主的框架还是在发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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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李承晚和自由党只能在这个框架下行动,并最终受到它的惩罚而不光彩地下台。

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主要包括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总统变为名义虚职而突出国会的权力,扩大言论出版与结社的自由,扩大地方自治,等等。

民主党的这一扩大民主形式的改革失败了。

原因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不成熟和无理性,他们无休止地发动游行、示威等反政府活动,使社会一直处于失控状态。

1961年春,民众运动朝着激进方向发展,搞 南北学生板门店大会师运动,使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危机,终于导致朴正熙军事集团发动政变而结束了民主党的 民主,军人政权上台。

从1961年 5!16政变到1972年,是朴正熙军政府时期和第三共和国时期。

政变后两年多的军政府时期是一个过渡,为第三共和国奠定了制度框架。

第三共和国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民主党时期的教训,加强了以总统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停止了地方自治,加强了对言论和出版的管理。

但第三共和国体制与20世纪50年代和民主党时期并无根本区别,仍属宪政民主的体制。

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强调合理化管理和廉政建设,从而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这样,尽管民主形式的幅度有一些收缩,但其质量却有显著的改善。

1972年底,朴正熙总统推出∃维新宪法%,韩国从此进入 维新体制时期。

这个时期的体制被称为 独裁发展。

此时期民主形式的幅度进一步收缩:总统任期改为6年,由直选改为由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

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由民主选出3000人以上的代表所组成,它既是一个选举人团,也是一个权威高于国会的机构。

国会议员的2/3仍由民选产生,而另外的1/3由这个 会议选出。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变化。

但总体看来,维新体制还是没有脱离宪政框架,而是为应对特殊的国内国际背景而作出的局部调整。

就国内而言,由于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出现了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新的社会矛盾;就国际而言,美国尼克松总统亚洲战略的变化给韩国带来国家安全危机的阴影。

这样的内外紧张局势显然不利于民主的发展。

∃维新宪法%是由全民公投通过的,并且70年代中期在受到反对党质疑时,朴正熙又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继续保留维新体制。

这两次公投说明了维新体制并非完全是个人独裁意愿的结果,而是特殊背景的产物。

1979年底朴正熙总统被暗杀后,韩国又一次陷入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

尤其1980年 首尔之春前后,公民社会组织发动的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一直发展到5月的 光州暴动。

全斗焕集团在平息这次动荡中掌握了国家权力,韩国进入了所谓的 第二维新时期。

全斗焕时期有很大的变化。

1981年2月的总统选举由5278人组成的 统一国家会议投票选举。

先是在全国选举这个会议的5000多名代表(是竞争性的选举),然后由这些代表投票选举总统。

有3个候选人参加了 竞选。

法律规定总统任期为7年,不能连任。

国会废除了 维新政友会的编制,恢复到正常情况,按照政党得票率分配的那部分议席占总议席的1/3。

全斗焕在上台时多次许诺要建设一个公正的、民主的社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组织研究政治转型问题。

政府对政治转型的准备反映在1987年卢泰愚代表执政党所作的∃ 6!29民主化宣言%中。

这个宣言的内容涉及恢复总统直选、恢复地方自治、扩大言论自由等8项具体内容,比当时的反对党和民主运动团体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更宽、更深入。

以上说明,韩国在1948~1952年设定形式民主之后,这个框架一直保留着,甚至20世纪70~80年代的 威权主义政府时期也没有发生断裂。

对于政治发展而言, 威权主义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维持了这个框架。

要知道,在早期阶段,对民主构成威胁的不仅是专制独裁者,也包括民众组织的无理性的行动,这种力量足以导致宪政框架坍塌和社会崩溃,潜伏着通向极权主义的可能性。

威权主义政府维护了民主的基本形式框架,从而使政治文化获得进化的时间,这是不可忽视的贡献。

并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