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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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第23卷 第2
期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 ar.,2007
Vol.23 No.2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
张玉书
(北京大学德语系,北京 100087)
提 要:德国作家亨利希・海涅的最后一本著作《卢苔齐娅》中的部分篇章涉及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饱含真知灼见,足以成为海涅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卢苔齐娅》;文艺思想;海涅
中图分类号:I51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7)02-0003-05
A Br i ef Rev i ew of He i n e’s L iterary Theory
ZHAN G Yu2shu
Abstract:Some articles in L utetia,the lastwork by Heinrich Heine,focus on literature and art.They contain the author’s penetrating vie ws and p r of ound insights,therefore serve f or the main part of his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L utetia;literary theory;Heine
自1979年海涅的《论浪漫派》中译本出版以来,中国读者开始接触海涅的文艺思想和他的审美观。

之后,我们编译了《海涅选集》(文艺理论卷),除《论浪漫派》之外,收集了《论法国画家》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士们和少女们》等文。

2002年,《海涅文集》(四卷本)[1]出版,其中的《小说、戏剧、杂文卷》收入了海涅逝世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卢苔齐娅》。

这是海涅在1840~1843年间应德国《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科尔普的邀请,为该报撰写的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是了解海涅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

海涅本人是这样为《卢苔齐娅》定位的:“为了使这些阴郁的报导显得欢快一些,我便把它们和有关艺术、学术领域的描写,有关上流社会下流社会舞厅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倘若我在这种阿拉伯式的花纹下面为技艺高超的大师画出了过于滑稽的鬼脸,并不是为了伤害一位业已湮没无闻的老实巴交的钢琴家或者口琴家,而是为了提供一幅纤毫毕呈的时代画卷。

”[2](P340)毋庸置疑,《卢苔齐娅》的重点在于报导法国七月王朝的政治斗争和国际形势,但是也涉及文学艺术。

后者篇幅不多,但毕竟是大家手笔,饱含真知灼见,其思想之深邃,论述之精辟,足以成为海涅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卢苔齐娅》中,海涅以真实可信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的各色人与各种事件,如他所言:“一幅诚实的达盖尔照相必须同样忠实地再现一只苍蝇和一匹高傲无比的骏马,我的报导是一部由达盖尔相片组成的历史书,每天都有自我映像,艺术家巧于安排的精神把这种画幅汇集起来,就编出一本书,书中被表现之物通过自身原封不动地证实其忠实无误,因而我的书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艺术的产物。

也许现在它能满足读者广泛的需求,无论如何日后也能用作史学家的一个历史源泉,已如上述,这个源泉,本身便担保它时代的真实性。

”[2](P340)
海涅的这段文字使人想起我国文坛上多年来争论不休、近年来处于休战状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孰高孰低,传统派、现代派孰对孰错的问题。

海涅师从浪漫派,自称为浪漫派最后一个诗人,可是又对自己的老师痛加挞伐。

海涅主张艺术是生活的镜子,认为作家应该立足现实,不可脱离现实。

下面这段评论浪漫派天才诗人诺瓦利斯和杰出作家恩・台・阿・霍夫曼的著名论述便表明了这一思想:
真正聪明颖慧、才情不凡的人都不欣赏霍夫曼,倒是诺瓦利斯更合他们的口味。

不过,说实话,霍夫曼作为诗人要比诺瓦利斯重要得多。

诺瓦利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飘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

[3]可见反映现实并无一定之规,何必因为手法相异而费尽心思,贴上各式标签。

海涅在1831年5月19日到达巴黎。

当时的法国文坛人才毕集,群星辉映,缪塞、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哥济埃、女作家乔治・桑都在巴黎生活、创作。

海涅凭着他的聪明才智、机敏风趣、热情真诚和流利的法语,很快便和他的这些同行建立起了友
谊。

比他年幼两岁的法国作家《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基度山恩仇记》和《三剑客》的作者大仲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哥济埃都是海涅的莫逆之交。

1856年海涅病逝巴黎,大仲马和哥济埃亲自扶柩送葬,把这位客死异国的德国诗人送到蒙马特尔公墓,而巴尔扎克已于六年前先海涅而去。

海涅在《卢苔齐娅》里对女作家乔治・桑和诗人雨果的评论很耐人寻味。

乔治・桑生于1804年,小海涅七岁。

这位女扮男妆并采用男性化名、为婚姻自由、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而勇敢战斗的青年女作家,着实使法国文艺界大为震惊,而评论界对她则毁誉参半。

海涅充分肯定乔治・桑的天才,像兄长一样爱护她,关心她,对她评价甚高。

几封现存的海涅致乔治・桑的法文信件,可以让我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今天不能和您见面,不能和您共进晚餐,我深感遗憾。

这个星期我焦虑不安,感谢您给我的可爱的书简。

您就是爱娇本身。

请您坚信,我无法表达您是多么可爱,多么值得崇拜,多像女神。

您爱怎么写作就怎么写吧,您永远比其他人更为优秀。

有些人自以为理解您,请原谅他们的放肆,有些人胆敢对您妄加评论,请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对您妄加非议乃是亵渎行为。

[4]
1840年3月巴尔扎克的剧本《伏脱冷》上演了一场便被路易・菲利普禁演。

消息传来,海涅极为愤慨,他在1840年3月17日给乔治・桑的信里表达了这种愤愤不平的心情:
巴尔扎克遭到的不幸使我非常难过。

他的剧本写得不好,但是和那些在剧院正厅里和在作为捧场者回声的报纸上获得成功的其他剧本相比也不相上下。

这是一个拙劣的剧本,但毕竟是一个杰出作家的手笔,一位有独创性的艺术家的作品。

我读到报纸的副刊,非常气愤。

人们会说,阉人们在嘲笑一个男人,因为他生下了一个驼背儿子。

[5](P35)在1844年12月28日海涅给乔治・桑的信里写到他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亲爱的表妹!我此刻给您送上我昨天和您谈起过的那首诗。

我本想亲自把它带去给您,可惜我病得很厉害。

我请您认真地阅读那些滑稽的篇页。

也许您会理解,为什么人家这样诬蔑它们。

[5](P187)
仅存的几封信可以让我们看出这两位作家的友谊何等深笃和亲密。

海涅当时已誉满全欧,而乔治・桑正在征服法国文坛。

他们可以互相开诚布公地讨论文艺,彼此欣赏,心领神会。

因此在1840年4月底,乔治・桑的剧本上演时,海涅为之写了长篇报导,并加上一篇附记,对乔治・桑的才华、为人作出热情而又公正的评价。

海涅称乔治・桑为“社会革命的先锋战士”,“这位大胆作者的长篇小说既使贵族阶级大为不悦,也同样开罪了市民阶级,趁他①的戏剧首演之机,得叫他为他的‘反宗教和不道德的原则’公开赎罪”[2](PP360-361)。

然而,海涅在肯定乔治・桑的同时,也指出她的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个“最醉心于解放的女性,也始终需要一个男性的引路人,一个男性的权威”。

“一个文学的‘心灵的导师’”,这就是海涅所说的那位“搞哲学的托钵僧彼耶尔・勒卢”。

勒卢是位哲学家,宣扬空想社会主义。

海涅认为此人对乔治・桑的天才“产生的影响极为有害”,因为“他误导她去写一些含糊不清的空话,表达半生不熟的思想,而不是以明朗欢快的心境去塑造色彩浓郁、轮廓鲜明的形象”[2](P371)。

海涅不喜欢雨果,在《卢苔齐娅》里,他对雨果的作品作了尖锐的批评,他称雨果的诗剧《城堡伯爵》为“用诗体写成的酸菜”[2](P559),“难以消化的拙劣作品”[2](P559)。

并且对自己何以发出这样尖锐的评价作出如下的阐述:
他的作品既证明不了他诗意充溢,也证明不了他风格和谐,既证明不了热情洋溢,也证明不了精神自由,作品毫无天才的火花,包含的无非是目空一切的矫揉造作,和花里胡哨的长篇演讲。

别扭生硬的人物形象,身上堆满了趣味低下肤浅庸俗的装饰品,由显而易见的绳索牵动着,一出令人难受的木偶戏,生活的丑恶、痉挛的模仿,彻头彻尾的虚假骗人的激情。

这种激情表现得炽烈如火,表面上熊熊燃烧,火势旺盛,骨子里却是可怜的冷漠、冰凉。

没有什么比这种雨果式的激情更叫我讨厌的了。

[2](P560)
海涅认为:
乔治・桑在散文方面,阿尔弗莱德(即诗人缪塞———本文作者注)在韵文方面事实上都超过了备受赞美的维克多・雨果,雨果以他令人胆寒的执拗劲和几乎愚蠢的顽固劲让法国人,最终也让他自己明白,他是法兰西最伟大的诗人。

这的确是他自己的偏执想法吗?反正不是我们的想法。

奇哉怪也,他如此缺乏的特点,恰巧是法国人最在乎的特点,是他们最优美的特点之一。

这就是高雅趣味。

既然法国在所有法国作家身上都能遇到这种高雅趣味,那么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里全然缺乏高雅趣味也许正好在他们眼里便显得独具特色。

我们在他那里遍寻不得的,便是我们德国人所说的自然;他造作,虚假,往往一行诗句的前一半就试图欺骗后
①乔治・桑是男性姓名,所以海涅用代名词“他”。

一半;他是彻头彻尾的冷,就像巫婆嘴里说的魔鬼,甚至在热情澎湃激情宣泄之际,他也冷若寒冰。

他的热情只是一种幻术,一种没有爱情的计算,或者更有甚者,他只爱他自己;他是个利己主义者,说得更恶劣点,他是个雨果主义者。

我们在他这儿看到的严酷甚于力量,一个放肆的钢铁前额,尽管极富想像力和机智,依然有着暴发户或者野蛮人的举止笨拙,由于炫耀财富,不恰当地使用金银珠宝而变得可笑。

简而言之,花里胡哨的野蛮,刺耳札眼的不和谐,令人毛骨悚然的奇形怪状![2](PP372-373)我们不禁要问,海涅何以对雨果评价如此之苛。

也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雨果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则是雨果的艺术风格。

雨果比海涅小五岁,他受母亲的影响,早年倾向于保王思想,曾以诗集《颂歌和杂诗》歌颂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反对法国大革命,由此获得路易十八赏赐的每年一千法郎的年金。

后来他由保王的立场转变为主张共和,可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又和七月王朝妥协,拥护君主立宪政体,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

在艺术上,雨果早年追求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视夏多布里昂为模楷。

除了夏多布里昂之外,他学习的榜样乃是英国小说家司各特。

雨果的政治态度和海涅截然相反,而他的艺术趣味也和海涅相异。

当然促使海涅作出上述评论的真正原因,还很难用上面简单提到的这些因素来予以解释。

雨果的成就不在戏剧,他的优势也不在激情。

海涅和雨果并非互不来往的仇敌,而是平起平坐、以文相会的同行。

他以自己独特的直率坦诚发表意见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审视雨果的创作,可以对雨果研究者有所启发。

在《卢苔齐娅》里,海涅提出:“什么是艺术中的最高境界?”[2](P5563)回答是:“这也就是在表现人生的其他手段中的最高境界:精神的绝对自我意识到的自由。

不仅是在那种充满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乐曲,便是这种乐曲的单纯演奏也可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如果那种奇妙的无限的微风向我们迎面吹拂,这股微风直接表示,演奏家和作曲家站在同样自由的精神高度,他也同样是个自由人。

”[2](PP563-564)海涅进一步论述,表现这种艺术中的“自由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处理,通过形式,绝不是通过题材表现出来”[2](P564)。

海涅的这个观点是说明艺术家诗人在进行文艺创作时自己必须具有自由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仅仅选择“自由”“解放”作为自己讴歌的对象。

题材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在于艺术家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精神,也就是说,作家必须凌驾于他处理的题材之上,必须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襟怀开阔,思想纯正,有使命感,有责任感,能出色地驾驭艺术手段,赋予艺术以新颖的形式。

简言之,他必须是个高尚的人,杰出的艺术家,而不是凭题材的重要性而掩饰自己艺术拙劣的平庸之辈。

海涅特别批评那些德国的倾向诗人,“那些从自己的题材里选择自由本身,选择解放的艺术家,通常精神都受到局限,受到束缚,的确是不自由的人。

这句话今天特别在德国的诗艺艺术中得到证实,在那里我们惊恐地看到,那些桀骜不驯放肆大胆的自由歌手,拿灯光照着一看,大多是些心胸狭窄的家伙,是些市侩。

在他们的红帽子下面露出一根辫子,是些昙花一现的人物”[2](P564)。

海涅称他们为“疲乏的苍蝇”,只会“把小小的苍蝇屎粒/滴在暴君的鼻子上”[2](P564)!事实证明,这些以分行的散文冒充诗句、以迎合时尚的标语口号里的廉价热情佯装真正革命激情的伪劣产品难以流传至今,早已湮没无闻,充其量只有文学史上的价值。

这些在1848年革命前夕应运而生的“铁云雀”(海涅以此称呼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诗人格奥尔格・赫尔威克①)们在革命失败后,四散飘零,歌喉咽哑,琴弦断裂,有的甚至追随俾斯麦,为这位“铁血宰相”的民族主义引吭高歌,只有重病卧床的诗人海涅,始终忠于革命,忠于人类的解放事业,虽病犹歌,虽病犹战。

音乐和诗歌相近,难怪有的诗人也是作曲家。

著名的浪漫派作家恩・台・阿・霍夫曼便曾经根据擅长写骑士小说的封・福凯男爵②的著名中篇小说《涡堤孩》写过一部同名的歌剧,哲学家尼采写过诗也谱过曲。

海涅虽然没有作过曲,但是他的诗歌因为意境优美,也因为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音乐美而激发许多作曲家为之谱曲。

以至于为海涅的诗歌谱的曲子多达三千多首,超过作曲家们为歌德的诗歌谱写的曲子的总数———一千多首。

单单为《罗累莱》谱写的曲子有39首。

为《你像一朵鲜花》谱的曲子竟达222首之多,而门德尔松所谱写的《歌之翼》一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曲,至今仍是音乐会的保留节目。

海涅和作曲家交往甚多,舒曼是他的崇拜者,门德尔松是他的好友,华格纳从他的诗歌里获得灵感,得到启发,他的歌剧《檀霍埃塞》和《漂泊不定的荷兰人》都取材于海涅的诗歌。

在《卢苔齐娅》里,海涅对于音乐也多有论述。

他认为,巴黎的乐坛上,鱼龙混杂,滥竽充数之辈为数甚众,但是真正出类拔萃的音乐大师也不乏其


格奥尔格・赫尔威克(1817~1875)德国诗人。

弗里特里希・德・拉・莫克・封・福凯男爵(1777~1843)德国诗人《涡堤孩》为他的作品。

人。

海涅尤其欣赏肖邦和李斯特。

海涅称肖邦为“弹奏钢琴的拉菲尔”[2](P475):
听肖邦演奏,我完全忘记了他钢琴演奏的超群出众的技艺,完全沉入他音乐的甜蜜深渊之中,沉入他那既深沉又娇柔的作品所包含的忧伤的优美迷人之处。

肖邦是位伟大的天才音乐诗人,其实只应该把他和莫扎特、贝多芬或者罗西尼这样的人相提并论。

[2](P568)
在海涅看来,李斯特演奏时所达到的境界,对所有艺术家都有所启示:
我们今年在无数音乐会上听到的其他弹琴演奏家,都只凭驾驭那块安了琴弦的木头的技巧而显示才能。

李斯特则相反,你不会再想到他克服的困难,钢琴消失,音乐表现出来。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听他演奏以来,李斯特在这方面有了无比奇妙的进步。

他把这一优点和我们从前在他身上没有看到的安详宁静结合起来。

譬如他从前在钢琴上演奏一场暴风雨,我们就看见闪电一阵阵掠过他自己的脸上,他浑身哆嗦活像受到狂风的吹打,他的长发似乎被他弹奏的倾盆大雨淋湿,水珠滴落。

倘若他现在也演奏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天气,他自己已经凌驾于风暴之上,就像一个旅行者站在阿尔卑斯山上,山谷里风狂雨骤:云层滚滚,聚在山谷深处,闪电宛如长蛇,在他脚下迅疾扭动,他满面微笑抬头向着纯净的太空。

[2](P475)
在《卢苔齐娅》里,海涅对绘画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

著名画家莱奥波尔特・罗伯特①突然自杀,消息传来,众人震惊,对他华年猝死,都感到困惑。

海涅很欣赏罗伯特的成就,也了解他的生活,在分析了罗伯特的两幅作品之后,对他的死因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

海涅认为,罗伯特的《收割者》和《渔夫》都是佳作,但是仔细观赏之后,则可发现:第一幅《收割者》画得得心应手,看得出画家作画时,才思泉涌,神来之笔比比皆是;第二幅画《渔夫》在构思布局、人物形象和色彩配置上,也处处可见画家的匠心。

然而仔细审视,可以感到画家有时已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这是费了大劲勉强完成的作品,画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控制住了题材,但画幅中却没有了潇洒自如的精神吹拂:它们是刻意拼凑而成的;罗伯特对于天才的宏伟有某种预感,可是他的精神却拘囚在狭小的范围里。

灵魂似乎因奋力挣扎而喘息,不堪重负而呻吟。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何等难堪的局面!
真正的艺术家更看重自己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创作的活力和魅力在于创新。

因此艺术创作是个不断实现自我、克服自我、创造辉煌、再创辉煌的壮丽过程,犹如连绵群山,一峰高过一峰。

因此艺术家总在攀登高峰,总在超越自我,当他的创作仅仅是重复自我,甚至经过努力还很难做到重复自我时,他的艺术生命便已到尽头。

生活在往日的灿烂辉煌之中既是安慰也是痛苦,艺术家如拉斐尔、莫扎特、舒伯特、肖邦、席勒、诺瓦里斯、雪莱,由于英年早逝,从未经历这一阶段,而达・芬奇、歌德、托尔斯泰、毕加索这样的大师,得享高年,然而创作能力不衰,他们的艺术生命与他们的寿命同步,也不会陷入这种恼人的境地。

惟有还在盛年便痛感才思枯竭的艺术家才会一时绝望。

海涅因此判定,罗伯特是死于痛感才思枯竭。

促使罗伯特自尽的也许是一切感觉中最可怕的感觉:一个艺术家发现他的创作欲望和表现能力之间关系失常:意识到自己无力已是一半死亡,他的手只不过帮着缩短了他临死前的挣扎而已。

不论罗伯特的成绩多么精彩,多么辉煌,它们肯定只不过是他的灵魂渴望企及的绚丽璀灿的大自然的美奂投射出去的苍白的影子。

他真正的死因是风俗画家苦涩的怨愤情绪。

他是死于表现能力的一时匮乏。

[2](PP495-498)
海涅在《卢苔齐娅》里评论1843年的画展时,提到绘画的时代精神:“同一时代所有的作品都有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时代精神的画家标记。

”[2](P608) 18世纪罗可可风格的宫廷画家伐多和布歇反映的是法国封建社会的时代风尚。

风流倜傥、举止优雅的贵族整日和浓妆艳抹动辄昏厥的娇媚贵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故意化装成牧人牧女,在富有牧歌情调的花园林苑里调情嬉笑。

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封建王朝即将衰微、在落日的余辉中闪耀的最后的霞光,反映了一度辉煌的18世纪的时代精神。

巴士底狱的大火、断头台上的利斧以及《马赛曲》激荡人心的旋律,则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血雨腥风,慷慨悲歌,高举三色旗的法国大军南征北战,纵横驰骋。

作为革命化身的青年将领拿破仑高擎战旗,立马洛蒂桥上,越过冷雪覆盖、飞鸟难渡的阿尔卑斯山巅,身旁是衣不蔽体装备简陋的共和国战士,严峻而凝重的脸色,勇往直前的决心,视死如归的斗志,这是始而为革命理想而战,继而为帝国扩张而战的时代精神,表现在大卫和他弟子的画幅里:“大卫和他弟子的画幅则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成了共和主义美德时期的色彩斑斓的回声,这个时期后来又一变而成帝国扩张的战争荣誉,我们在这里
①莱奥波尔特・罗伯特(1794~1835)生于瑞士法语区,画家。

看到了一种对大理石模型的强装出来的热情,一种抽象、冰冷的理智陶醉,图画精确、严谨、粗犷,色彩阴郁、生硬,难以消化:犹如斯巴达人的汤。

”[2](P608) 1830年7月革命后出现的以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为代表的金钱王朝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这个新的统治者也把它的印记加在这个时代产生的画幅上,不论其题材是圣经故事还是古代传说:说不定现在渗入到法兰西整个社会生活的资产阶级精神,工业主义,也已经在绘画艺术方面得到如此有力的贯彻,以致这新的统治者的纹章已经在今天所有的画幅上打下了它的印记?特别是今年画展为数甚多的圣像,使我心里产生这样一种估计。

在长长的大厅里挂着一幅鞭笞图,其主人公有着受苦受难的面孔,看上去活像一家破产倒闭的股份公司的经理,站在股东面前,得把帐目交待清楚;是的,在画上可以看到这些股东,不过是以刽子手和法利赛人的形象出现,他们对ecce ho mo(拉丁文:这个人)怒气冲天,似乎在股份上损失了许多钱。

据说画家在主人公身上为自己的叔叔作了一幅肖像。

那些历史画表现异教的故事和中世纪的故事,画上的一些脸同样使人想起杂货店,交易所投机,重商主义,市侩作风。

可以看见一个征服者威廉,只消在他头上戴上一顶熊皮帽子,他马上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国民卫队的卫兵,正以模范守职的热忱前去站岗,按时支付期票,尊重妻子,肯定该得一枚荣誉团十字章。

尤其是肖像画!大部分肖像都有计较金钱、自私自利、令人讨厌的表情,我只能这样解释,这些肖像的活生生的原型坐着让画家作画时老是想到,这幅画像要花掉他多少钱,而画家则一个劲地惋惜他为了这份可怜见的苦差使不得不浪费多少时间。

[2](P610)
海涅一贯认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的精神,无法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

这就为我们当代的画家们提出一个崇高而又艰巨的任务:如何创造出反映我们时代精神,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参考文献:
[1]海涅1海涅文集(四卷集)[Z]1张玉书1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2.
[2]海涅1海涅文集(小说戏剧杂文卷)[Z]1张玉书1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海涅1海涅文集(批评卷)[Z]1张玉书1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2.12-1131
[4]海涅1海涅作品与书信(十卷集第8卷)[Z]1张玉书
译1柏林:建设出版社,1961.4411
[5]海涅1海涅作品与书信(十卷集第9卷)[Z]1张玉书
译1柏林:建设出版社,1961.
收稿日期:2006-12-12
作者简介:张玉书,男,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之路》主编之一,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责任编校: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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